陈宝良

　　作为旧时“三姑六婆”之一的尼姑，无论是在古小说中，还是在戏曲舞台上，不乏她们的身影与形象。我对尼姑的了解，实可追溯到在家乡的儿童时代。犹忆儿时生活在故乡越地的一个小镇，濒河而居，河岸对面就有一座尼姑庵，乡里人通常称之为“庵堂”。尽管横扫“四旧”之余，泥塑菩萨像或被拆毁，或被杂乱堆置一室，尼姑大多还俗，庵堂也已改作他用，面目全非，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听说庵堂这一称谓，且对庵堂中的尼姑有了好奇之心。

　　在越剧的传统剧目中，有一出《庵堂认母》，故事出自《玉蜻蜓》中的一折。这出戏的故事梗概，大抵是讲富家子弟申贵升与妻子张氏不睦，离家出走，在法华庵与尼姑王志贞相恋，后病死庵中。志贞产下遗腹子，辗转为徐家所收养，取名徐元宰。16年后，元宰得中解元，获悉自己身世，于是到庵中认母团聚。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家乡戏越剧重又繁荣，舞台上开始重演此剧，并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至于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6年出品的电影版《庵堂认母》，也得以重新冲破禁锢而与观众见面。生逢其时，我有幸得以观看了这部电影，也在家乡舞台上看过草台班子演的同名之剧。正是从这部戏中，我知道了作为出家人的尼姑，其实与凡人一般，也会有儿女情长。故事的结局当然不出中国戏剧的老套路，以母子相认团聚的喜剧告终，但在佛门清规与母子亲情两者之间，终究不免有着让人如何抉择的困惑。

　　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学习，尤喜同乡先贤鲁迅的作品。读过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读者应该记得，当阿Q抚摸尼姑的光头时，曾用轻佻的口气说了一句名言，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可见，自明清以来，由于小说对尼姑形象的恶意刻画，导致在民间百姓尤其是一些乡村无赖的心目中，和尚摸尼姑的光头应该是一件见多不怪的常事。至迟在清代，在民间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禁忌，即视早起见到尼姑为晦气的习俗。譬如清代有一则史料记载，说的是苏州有一位乡绅，在初一的早晨起来，途中遇到尼姑，深感愤怒，自认为是“弗失头”。这是苏州的土语，意思是说晦气，于是直唾尼姑之面。

　　尼姑并非像“道姑”、“女冠”一般，是本土的产物，而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应运而生。根据宋朝人赵令畤《侯鲭录》的考订，大抵在汉明帝时，济阳有一位叫阿潘的妇女已经开始出家，这可视为尼姑的起源。尼姑的称谓不一。在佛教经典中，一般称尼姑为“优婆夷”。在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则称之为“尼僧”或“尼姑”。至于在民间，则一般称尼姑为“师姑”、“师太”，有时甚至干脆叫“和尚”。

　　尼姑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人，只是因为皈依了佛门，才被称为“出家人”。尼姑的来源，既有已婚的妇女，亦有未婚的少女。至于出家的原因，细分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抱有宗教虔诚而出家。有些妇女与佛教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些妇女通常在传统的史料记载中被神化。笔者手头正好存有几则史料，不妨摘录在下面。如明朝宣德年间，丰润女子周氏，幼年时就不茹荤，崇奉释教，发誓足不出户。至七十余岁时，自焚坐化；明朝成化年间，四川古城周氏之女，生而不荤，喜欢诵经，发誓不嫁，最后自焚坐化，被民间视为“智慧菩萨”；崇祯年间，山西临汾泊村窑洪晋的女儿，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就梦见了菩萨，在一阵鼓乐声中被迎接到家，后来也礼佛趺坐，坐化之后被民间称为“黄明立菩萨”。

　　另一类则是被迫无奈而出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在这些出家尼姑中，高者当然是惑于福慧之说，下者则不过是饥寒所迫。当然，其间的原因亦不一：有的是幼小无知，被父母强迫而出家；有的是丧夫之后，成为寡妇，对生活前景失去信心，只得出家；有的是因为没有儿子，无法为丈夫家族延续香火，迫于族内压力而出家；有的是虽然有夫有子，却因有不得已的原因，只能忿然出家。

　　出家原因不同，势必造成尼姑出家以后的修行迥然有别。出于宗教自觉的尼姑，自然能保持佛门的清净本色。譬如明代有一位姓孟的小姐，在去苏州惠日庵访尼姑时，曾在亭上写下一诗，诗云：“矮矮墙围小小亭，竹林深处昼冥冥。红尘不到无余事，一炷香消两卷经。”此诗甚雅，基本道出了尼姑日常的清修生活。还有清代佚名所撰小说《山水情》，记录下了苏州寒山庵尼姑了凡的早课，“明晨起身薰沐浴，摆设齐整道场，做其朝功课来。擂鼓作乐，开经起忏，热闹之极”。到了晚上，尼姑又“做了夜功课，一同吃了散堂斋儿，各自去睡了”。可见，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她们已经不再留恋红尘，并与世俗隔绝，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清修的生活。

　　不过，在尼姑群体中，确实不乏被迫出家之人。尤其是那些年幼出家的尼姑，到了后来，就会后悔自己轻率出家，开始羡慕红尘的繁华生活。为此，传统时代的法律，无不对妇女出家的年龄作了限定。如明朝对女子出家的年龄限制，洪武时期定为必须40岁以上，至建文年间更是升至59岁以上。这是规定中年以上妇女方可出家为尼。清代的《礼部则例》规定，只有40岁以上的妇女，方可出家为尼。这种在年龄上的规定，究其用意而言，无非就是为了使尼姑能安于清修，并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

　　被迫出家是一种违背人性之举，最后难免会出现超脱佛门清规的行为。这是因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旦舍弃酒肉之甘，而就蔬水之苦，或者抛弃室家之好，而同鳏寡之衰，这确实是最为不近人情的事，难免会使尼姑做出一些怨旷无聊、窃行非法的事情来。那么，妇女出家成为尼姑，其心情究竟如何？她们果真可以抛却世俗的烦恼，安心沉浸于青灯念佛的生活？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而人的感情却又最为复杂。很多文学作品，对尼姑的矛盾心态多有揭示。如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作有一首《陈女度尼》诗，专门描写了一个陈姓少女在即将度身为尼时的心情。诗云：“青春正及笄，削发度为尼，别母留妆粉，参师歇画眉。幻真临镜现，生灭带花知，未必今来悟，前身受记谁？”一个青春年少的少女，不再敷粉画眉，而是削发为尼，难道真的是今生已经大彻大悟？真如徐渭所言，其实未必。在少女做出这种无奈选择的行为背后，只能将之归为“前身受记”，亦即前身的一种佛缘。陈铎也有一首题为《尼姑》的散曲，其中云：“卸除簪珥拜莲台，断却荤腥吃素斋，远离尘垢持清戒。空即空色是色，两般儿祛遣不开。相思病难医治，失心风无药解，则不如留起头来。”可见，尼姑尽管已经身持清戒，远离尘垢，但在情感问题上终究还是要得“相思病”、“失心风”。明无名氏辑《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中有一首《寺里尼姑》歌曲，其中云：“寺里尼姑，缺少儿孩没丈夫。每日吃斋素，又没个神仙度。嗏，扯碎大衣服，变规模，留起头发，走上烟花路，嫁个丈夫不受孤。”尼姑受不了空门的寂寞，其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留起头发，重新嫁人，回到世俗的生活中去，亦即所谓的“还俗”。明人李开先所著《新编林冲宝剑记》一剧，就尼姑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剧中所塑造的尼姑，确实正如她自己所说：“脸是尼姑脸，心还女子心。空门谁得识，就里有知音。”作为一个出家人，原本已是六根清净，但这些尼姑却对民间流传甚广的山歌，诸如《锁南枝》、《山坡羊》、《清江引》之类相当熟悉，而且经常挂在口头哼哼。随后，剧作为了对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写了一首《清江引》，让尼姑清唱，其中云：“口儿里念佛，心儿里想：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着他堕业根，与我消灾障。西方路儿上都是谎！”尼姑不但与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惯于说些风月话，诸如借佛之言云：“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尼姑与世俗的交往相当密切，时常拜认一些干爹、干娘、干兄、干弟，甚至结识一些“好风月的游僧”。清初嘉兴人朱仲莪所写的《嘲尼诗》云：“不惜风流世所传，一生随处觅姻缘。超升已出平康巷，解厄还登波若禅。节按木鱼移此日，歌翻虎凤想当年。一心未绝红楼梦，春夜犹思醉管弦。”诗中刻画的尼姑，同样难以割舍红楼情缘。还有清代小说《山水情》刻画了寒山庵中尼姑云仙为情欲所困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她自己还能意识到作为出家人，应该六根清净，断绝情欲，亦即她自己所自言：“可惜我年二十，虽然出家，身尚未破，何可以一时欲念之萌，而丧终身之行，论起来只是不可”；另一方面，转念一想，道：“呸！我的出家原为父母将身错许蠢子，怨命立志，投入空门，真个什么‘身具佛骨，心种佛心，必要修彻上西天的。”所以，最后还是情欲战胜了佛心，面对俊俏郎君，她就不能白白无故放过去，去学“陈妙常的故事”，在破色戒上去走“一遭再处”。endprint

　　诗歌、戏曲、小说等作品文学化的夸张，固然有对尼姑整体形象加以妖魔化之嫌，然揆诸宋代以来佛教社会史的实际，尼姑心存恋世情结，享受世俗化的生活，甚至与僧人、俗家子弟私通，无疑也是当时佛教社会的基本面相。尤其是入清以后，“娼尼”的广泛出现，以及登徒子游冶尼庵之风的勃盛，显然已是“风俗淫靡”的具体反映。至于“花禅”的流行，更是佛教日趋世俗化的典型征候。

　　所谓娼尼，清代文献又作“秃娼”，众多史料已经证实应当始于南宋时期的“尼站”。不过仔细考察一下南宋临平明因寺所设的尼站，里面的尼姑大多不守清规戒律，仅仅是为了应付在佛教界具有相当势力的“僧官”，满足他们的不时之需，显然尚属被动的无奈之举。反观清代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则是名为尼姑，实则形同娼妓，是一种迎合嫖客心理的主动行为，致使原本属于修行佛地的尼姑庵院，反而成为了楚馆秦楼。随之而来者，不惟是佛教社会史出现了内在的转向，更可为青楼文化史发生转变下一注脚。

　　这无疑与当时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的转向是桴鼓相应的。那么，士大夫为何开始厌倦花街柳巷，转而留恋庵堂中的尼姑？这倒可以从清代一首咏小尼姑的诗中找到部分的答案。诗云：“绰约小天仙，生来十七年。孤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晓院花留立，春窗月伴眠。回眸虽欲语，阿母在旁边。”细玩诗旨，起首二句是说尼姑年貌之美，三四句是描摹尼姑的慧美，五六句是描写尼姑生活的岑寂，末二句则说尼姑的情态。声声摇曳，窍窍玲珑。有如此小尼，不得不有如此之诗。柔情醉骨，绮语销魂，不能不勾连起文人雅士对小尼姑的好奇与怜香惜玉之情。

　　突破佛教的清规戒律，转而追求与世俗女子一般的个人情感，仅仅是自宋以后尼姑转向世俗化的一个侧面。此外，清代江南盛传一则谚语，叫“师姑趁夜载来去没得闲”。这句谚语，一则道破了尼姑的“前事”或者“隐事”。换句话说，很多尼姑多是半路出家。古代才女，不乏身落青楼之人，到了晚年，有所醒悟，开始吃斋念佛，焚修闻道。如宋人苏东坡与妓女琴操聚在一起论诗，对答如流。到了最后，在披诵“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一句之时，琴操翻然有悟，披剃出家。二则道出了当时尼姑的实情，即这些尼姑并未限于庵中清修，而是为了赚取报酬，积极参与民间百姓家的夜忏之会。

　　由此可见，尼姑不仅有难破色欲之戒的世俗行为，过着衣食讲究的时尚生活，而且不乏世俗化的言论，公开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清代震泽镇新庵尼姑五宝堪称典型一例。她公开宣称：“饮食男女，大欲所存，僧俗当无二致。”所不同者，僧家格于佛戒，不能畅所欲为。她进而认为，讲学家“龂龂以气节责人”，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若是开通之人，就不应当如此固执。这般惊人之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不过话又说回来，世上的人有好有歹，难道尼庵都是不好的吗？其实，在当时社会，与其他出家人一样，尼姑中尽有一些修行学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论。尽管如此，尼庵中不守戒行之辈确乎不少，这才导致很多正统的文人学士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之中，成为文学作品所刻意描摹的范型人格。如明朝人周清源在小说《西湖二集》中，直言“大抵妇女好入尼庵，定有奸淫之事”；清朝著名的师爷汪辉祖，在其所著《双节堂庸训》中，同样有“三姑六婆，先民所戒；尼姑一种，尤易惑人”的陈腐之论。这或许是因为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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