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24日上午，在位于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里，突然传来一声锐利刺耳的枪声，枪声打破了天空的沉寂。循枪声望去，一位约莫2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倒在血泊中，待众人蜂拥上前，查看究竟，发现男青年已经气绝身亡。死者不是一般人，他是鲁迅二弟周建人之子周丰三。这起血案发生在鲁迅大弟周作人家中。事情的起因是当天上午，一位跟着周作人从外面办事回来的保镖，将随身携带的手枪取下来，顺手放在桌上。在此间隙，周丰三趁人不备拿起手枪，在自己伯父周作人的眼前，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果断快速地开了一枪。一位年仅20岁的小伙子，缘何会自暴自弃，当着自己伯父的面，对自己痛下毒手，以一种如此残忍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关于周丰三自杀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周丰三的自杀，或与他成长的家庭环境，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个人性格因素息息相关。
特殊而又复杂的家庭成长环境
周丰三，生于1922年2月，是鲁迅和周作人的侄子，周建人的儿子。他是周建人与前妻羽太芳子所生。羽太芳子是日本人，1897年出生在日本东京。她也是鲁迅大弟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的亲妹妹，因此，周作人既是周丰三的伯父，也是他的姨夫。1912年5月，因姐姐羽太信子生小孩需要亲人照顾，羽太芳子由其哥哥羽太重久陪同，从东京来到绍兴。到绍兴后，羽太芳子与周建人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里，二人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由于朝夕相处，渐生情愫。此外，由于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的极力撮合，希望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结婚，两家就可以亲上加亲了。于是，两人于1914年2月28日在绍兴周家老宅举行婚礼，喜结连理。周作人、周建人两兄弟，先后娶了羽太信子和羽太芳子两姐妹，兄弟又成了连襟，这种奇事，在中日联姻的历史上，实属少见。周建人与羽太芳子一共育有四个儿女，他们分别是：长子周冲（1915年2月生，当年夭亡），长女马理（1917年11月生），次子周丰二（1919年5月生），三子周丰三（1922年2月生）。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结婚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二人感情还算可以，婚姻还算和谐。
1919年8月，鲁迅花3675元买下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11号的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八道湾11号的新宅。同年12月，鲁迅专程回绍兴，将母亲与妻子朱安以及周建人一家接来北京。漂泊多年后，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到了北京这个大都市以后，羽太芳子贪图享受、爱慕虚荣、好逸恶劳的性格，逐渐开始显露出来。周建人在绍兴老家时，曾先后在绍兴僧立小学、绍兴小学、绍兴明道女校和成章女校等学校做教书先生，虽收入一般，养家糊口却不成问题。但是由于周建人迁居北京后失去了正式工作，没有了固定收入，另外，北京比起绍兴，也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都市了，花销的项目以及消费场所，自然要比绍兴多很多。所以周建人一家四口到北京后经济上开始拮据起来，一家基本全靠两位兄长供养，而羽太芳子像她的姐姐一样，花钱大手大脚，属于出一次门买“一汽车东西回来”的女人。由于家中经常是入不敷出，羽太芳子逐渐开始嫌弃自己的丈夫，痛恨自己的丈夫没有本事，不能挣太多钱，无法满足自己的大量花销。据与鲁迅一家关系密切的俞芳回忆说，有一次，周作人夫妇与羽太芳子准备带着各自的孩子租车游玩，周建人以为他也该参加，羽太芳子却“不齿地”对他说：“你也去吗？”这话给了周建人很大的刺激。自从移居北京后，随着环境、收入等的改变，羽太芳子慢慢开始疏远丈夫，对丈夫不再像以前那样体贴和关心，甚至不近人情。平日里，羽太芳子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中国，都是卑贱低劣。此时，二人的婚姻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逐渐出现裂痕，以致婚姻开始名存实亡。
移居北京后，周建人由于一直没有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平时只是在北京大学旁听，间或写一些生物学和民俗学等方面的文章发表。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两年之久，迫于生活所迫，由二哥周作人请胡适荐介，以及大哥鲁迅等人帮忙，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一份编辑工作，并于1921年9月离开北京，赶赴上海工作。周建人离京时，妻子羽太芳子已经怀孕，故不能成行。1922年2月，羽太芳子在北京八道湾家中生下儿子周丰三。后来，周建人曾多次写信给妻子让她带着三个孩子来上海，有一次甚至亲自回北京去劝说妻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一起生活，但羽太芳子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舍不得离开姐姐一家，舍不得八道湾舒适而富裕的生活，所以每次都拒绝了丈夫的请求，坚决不答应去上海，甚至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等绝情的话。故此，夫妻二人开始分道扬镳，关系趋于瓦解。大约在1924年或更早一些时间，周建人和他在绍兴的学生王蕴如在上海结婚。二人于1924年生女儿周晔，1927年生女儿周瑾，1932年生女儿周蕖。此后，周建人便没有怎么回过北京八道湾。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了给正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一些安慰，1937年1月，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给母亲拜寿。寿庆期间，羽太芳子、羽太信子与周建人、王蕴如发生争吵，儿子周丰二甚至一度用短刀威胁父亲周建人，并打电话给日本领事馆，打算加害父亲周建人。这一年，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所生子女的年龄如下：马理20岁，周丰二18岁，周丰三15岁，基本都到了明白事理的年纪。在这件事上，他们都坚决站在母亲一边。这一次，周建人心灰意冷，之前因负心而导致的愧疚感再也没有了。这次争吵后不久，周丰二写信给远在上海工作的父亲周建人，希望他能与母亲和好，不然就不认他作父亲了。此外，周作人也写信责怪周建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彻底激怒了周建人。在此次家庭风波发生以前，周建人每月还会给羽太芳子及孩子们邮寄三十元至五十元不等的生活费。而此次风波过后，周建人再也不给羽太芳子及孩子们寄生活费了，跟他们彻底断绝了关系，因而也就再也没有回过北京看望羽太芳子及孩子们。
周丰三尚在娘胎之时，父亲周建人就已经前往上海工作。周丰三出生之时，父亲没有回来。待周丰三出生之后，并且大概两岁的时候，父亲在上海与王蕴如结婚，另立新家，并且自己又陆续有了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由于父亲极少回家，父子二人聚少离多，周丰三对父亲周建人感到陌生，对父亲既爱又恨。对父亲的爱，是因为难以割舍的亲情和血缘关系，而对父亲的恨，源于父亲抛弃了母亲和姐姐、哥哥以及自己，在上海另立新家。从小缺少父爱，父母关系僵化，再加上父亲后来彻底断绝同他们的关系，大家天各一方，所有这些，对周丰三这个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懵懂少年来说，精神上和感情上都是一种考验和折磨，对他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其中的痛苦和悲伤，是旁人难以体验和感悟的。这也为周丰三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是他自杀身亡的内在根本原因。endprint
尴尬而又愁闷的社会公众认可
1923年夏天，对于周家三兄弟，特别是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之间，可谓是多事之夏、悲凉之夏。之前，周家老少十几口人已经在位于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11号的大四合院内和睦幸福地共同生活了4年，兄弟之间友好相处，亲密无间，手足情深非同一般。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听信妻子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辞，不顾兄弟手足之情，给鲁迅写下绝情信，不许鲁迅再到他住的后院来，并拒绝了鲁迅要与他交换意见的要求，兄弟二人的失和，从此摧毁了往日整个大家族的安宁祥和。1923年8月2日，鲁迅和妻子朱安以及母亲搬到了俞芳姊妹的砖塔胡同，永远且落寞地离开了八道湾。后又于1924年5月25日移居北京西三条胡同新屋。至此，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彻底失和，二人分道扬镳，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直到鲁迅病逝，兄弟二人的关系也没有得到和解。
鲁迅一生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强盛。鲁迅的作品，无论是向旧世界造反，还是向庸众们呼喊，都是中国社会由旧变新的过程中一股巨大的推动力。他在文学界特别是青年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他带有革命倾向的思想对当时的青年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与鲁迅截然相反，同鲁迅反目成仇后的周作人走的却是一条邪道，人生渐入歧途。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敌手，在妻子羽太信子与妻妹羽太芳子的共同影响之下，周作人也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汉奸之旅，先是在1938年2月9日参加了日本军方在北平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成功地迈向了汉奸之路的第一步。接着又出任南京汪伪政权的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成为依附日本侵略军的御用工具。在日常生活中，周作人开始大兴土木，翻盖住宅；在家中改建日本榻榻米式的卧室，供他夫妇二人享用。周作人除了翻盖房屋，又购买了大门对面的一块公地修建车库，购置了左邻的两座小住宅。从此，凡家中的家具、物什都去日本人开的商店买，家中不论大小生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治，过生日、过满月都要庆贺，终日车水马龙，宴席不断，充分彰显着高官厚禄的政客生活。在社会活动中，1941年4月14日，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还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第二天，国内的《庸报》便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己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这也令周作人立刻在全国臭名昭著，为进步人士所鄙夷与唾弃。
周作人的投伪，被抗战时期的国人视为大逆不道，大德的堕落，人品已无从谈起。更有刺客曾经潜入他位于八道湾的家中，企图置之于死地。究竟何人所为，无从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行刺者必定以民族大义为宗旨，欲除奸耳。在日本全面侵华的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给于周家兄弟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个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一个则是万恶不赦的大汉奸。而周丰三的父亲周建人，也是和大哥鲁迅一道，勇敢地站在正义的一面，积极地在文化战线从事着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革命工作。
这一时期，虽然作为民族英雄的鲁迅和作为汉奸的周作人都是周丰三的伯父，可周丰三却被人们固执地认作汉奸周作人的侄子。究其原因，是因为自周丰三出生之日起，就一直寄居在位于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11号的四合院内。等周丰三稍大记事起，便一直在伯父周作人的关心之下成长。周丰三每天接触最多，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伯父周作人。周作人与其说是周丰三的伯父，不如说更像父亲。在周丰三父爱缺失，对父亲模糊的情况下，周作人更多担当了周丰三心中父亲的角色。周作人的一言一行，都在深深影响着周丰三。在周作人附逆越来越明显时，周丰三曾多次劝说，请伯父悬崖勒马，一定不能投向日本侵略者的怀抱，不要去当“华北行署”大官。然而周作人丝毫听不进去。那时周丰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眼看劝说无效，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又孤立无援，为此而郁郁不乐。此时，整个中华民族正处于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正读中学的周丰三在学校耳濡目染的也都是关于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之类的先进思想，伯父周作人投敌卖国的汉奸行为，令这位正义爱国的热血青年感到愤慨。同时，因为周丰三和周作人的特殊关系，自己的伯母、母亲都是日本人，自己也算半个日本人，这都使周丰三在学校背负骂名，遭受孤立，为同学以及社会公众所疏远和鄙视。因此，这一时期，周丰三的身份是尴尬的，内心是苦闷的。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上任。周作人出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的举动，更是加速了周丰三的自杀倾向。两个月后，由于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以及自身的原因、家庭的原因，心灰意冷的周丰三，在精神抑郁，以及年轻气盛、做事鲁莽冲动的共同支配下，怀着复杂的心情，以一种极其残忍、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自杀，既是周丰三对伯父的不满和抗议，也是他自认为获得人生清白的最好证据。
周丰三的死，没有能够挽救伯父周作人，让周作人悬崖勒马，相反，周作人却在汉奸之路上渐行渐远。抗战结束后，周作人也为自己曾经的汉奸行为付出沉重代价。1945年12月，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在北平以汉奸罪名逮捕周作人，并押解南京受审，将其监禁于老虎桥监狱。1946年1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周作人一直到死，都背负着汉奸的骂名，这也成为他人生当中的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另外，周丰三父母亲的婚姻，也最终没有得到拯救。1951年，北京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庭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又都分别判决和认定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婚姻关系是自1937年1月起脱离。周建人与周丰二从1951年起，终止父子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责任编辑：武学沪）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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