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正欣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随后，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在全国迅速兴起，很短的时间内，各地争先恐后地建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泰兴县口岸人民公社也于当年的10月1日在口岸中学大操场召开了成立庆祝大会。

　　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后不久，各地就陆续进入了秋收秋种季节，为了取得来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使粮食的产量也翻上几番，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地发出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的指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大协作、大突击、大兵团作战的高潮，在农村，则是一面组织秋收，一面进行深翻秋种。

　　当时口岸公社也和全国一样，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迅速掀起了深翻土地的高潮。据当时的《口岸公社报》报道，当年的10月中下旬，公社党委在口岸大会堂召开了一个有关“深翻”的讨论会，会议开始，书记作了“关于土地深翻”的重要讲话，阐述了深翻土地对农业增产的好处，接着引导大家讨论“深翻”应如何进行，深度以多深为宜，与会人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自从告别刀耕火种，我国农业就进入“牛拉犁翻”的时代，两千多年来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一般田地也就翻耕3—4寸左右，再要想深翻，就得想出更好的办法，一是加大牵引力，二是改进犁铧。当时各地拖拉机还非常稀罕，即便用上拖拉机，一般也只能耕上七八寸深，再要有突破，就得在牵引机械和犁地机具上有重大突破。再说，种植庄稼的土壤也并非越深越好，深翻后，把底层的生土翻了上来，反而不利于庄稼生长。但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当时谁也不敢说出真话，讨论中，不是东拉西扯，言不及义，就是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有人说深翻要有五六寸，有人说恐怕要有七八寸。正在这时，坐在前排的曹官小学校长撂了一句玩笑，说深翻恐怕要丈把吧！哪知这句话刚好被坐在台上的书记听见，书记大声说：“刚才讲‘丈把的那位请站起来。”该校长一惊，惶恐不安地站在那里，谁知书记的话锋一转，当即表扬说：“这位老师有气魄，我们思想不能保守。”最后，会议决定，这次深翻怎么翻，翻多深，大家回去搞个试验。其实，当时谁也不敢说出深翻的具体尺寸，深怕被别人抓住当保守。

　　各单位的试验以多深为好呢，当时谁也吃不准，这时，报纸上不断报道各地放出的农业高产卫星，有小麦亩产上万斤的，有水稻亩产十几万斤的，有山芋亩产几十万斤的，究其经验，有的报道说他们那里土壤深耕了一尺多，有的说深翻了三四尺，有的甚至说深翻了一丈多。各家讨论后认为，说一尺恐怕太保守要挨上级批评，说一丈又根本达不到，普遍认为深翻到三尺就差不多了，于是各家上报时普遍以三尺为标准，而实际操作时也就一尺多。即便深翻一尺多，用牛拉犁也不行，用几头牛一起拉双轮双铧犁都达不到。这时，有人就从报纸上看到了外地的经验，运用绞关，采取人海战术，实行土地深翻。

　　提起深翻土地的绞关，我们这里谁也没有见过，公社将制作绞关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交给公社农具厂。要求厂方立即组成有厂长、技术人员、老工人组成的“三结合”技术攻关小组，发扬大跃进中敢想敢干的战斗精神，昼夜刻苦钻研，务求必成。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制成了口岸公社历史上第一部绞关，运到田头一试，果然能拉起铁犁缓缓地深翻前进。要完成深翻土地任务首要必须完成制作绞关的任务，于是各大队也马上行动起来，一时间，民间的能工巧匠都成了抢手货，各大队把他们专门集中供养起来，待以好饭好菜，让其集中精力制作绞关。

　　制成的绞关外形为一米左右的四方形框架，框架的每个棱边为一粗大的木方，框架的上下两面以厚木板固定，中间竖一立轴，立轴外是一滚筒，有缆绳绕于滚筒之上。操作时，将绞关固定在田头，田的另一头安放深耕犁，由一人把扶，犁上拴着缆绳，缆绳的另一头连结到绞关的滚筒上。滚筒上连接有四根木杠，供四人推着木杠带动滚筒转动，从而使缠绕在滚筒上的缆绳牵引着铁犁缓缓行走，进行土地深翻。若须翻得深时，则由两人推着一根杠子，那这部绞关光推杠子的就有八人，若再加上扶犁手和负责绳索拴扣的，一共就需10人。

　　制作绞关木框的木料要求很粗很结实，农具厂的硬木不够用，于是就找家前屋后生长的杂树来锯，一时间，村里的杂树都被锯光了，又拆了一些庙宇和祠堂。结合深翻土地，各地都搞了平坟和平田整地活动，田头的沟渠里常撂有扒出来的棺材板，做绞关木料不够时，就用那些棺材板来代用。

　　记得当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大队干部为了解决做绞关的木材，和他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在公众场合就差动了手。原来那位干部要把他父亲早就做好搁在家里的“寿材”拿出来，弄得这干部的父亲要和他拼命，这事后来被大队其他干部劝阻下来。在其他干部的努力和广大群众支持下，这个大队做绞关的木材还是很快解决了。据说事后那位干部还批评了大队其他干部的温情主义，说是迁就姑息了落后思想。当时也有人说，这几个干部其实是早就串好了做个样子给人看的，用这个办法，动员了广大群众，也堵住了其他人的嘴。

　　本来各大队都要完成本大队的土地深翻任务，但由于各大队任务太重，不少劳动力又都上了炼钢工地，公社只好收缩战线，先把沿公路和主干道边的成片的大田深翻好，其工作量大约只占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就这样，多数大队的任务也没能按时完成。一怒之下，公社在一次大会上就撤了10多个大队干部的职，同时决定，各大队除仍留少数人继续做好深翻试点外，将全部人马集中到刁铺的“三河两港”（现河港村）搞会战。为集中优势兵力，各行各业按照公社党委命令都关门上了阵，我们学校的师生也上了深翻第一线。

　　我当时在刁铺民中上二年级，只有13岁，在班上年龄最小，班上其他同学基本上都已十五六岁，因当时刁铺属口岸大公社管辖，故刁中师生都被调了上去。来到会战现场后，工地上彩旗飘扬，到处插着标语牌，各单位参加会战的人分散在秋收后的田野上，大田里已经有了七八台绞关，每个绞关周围都聚集着10多个人。我们加入后，分配给年龄大的同学一根木杠参加推绞关，像我这样年龄小的，则发给一把铁锹，把绞关耕翻不到的田头边角空隙地拾遗补缺挖一遍。endprint

　　要把土地挖上三四尺，即便用绞关和双铧犁也不可能，没办法，只能把犁好的土堆到一边去，再去耕下层的土，等下层的土撂到一边后，再耕更下层的土，如此反复，不但进展甚慢，而且让大家精疲力竭，失去了信心，可是谁也不敢流露出半点消极情绪。开始在绞关上“推磨”时，先是半个小时一歇，到后来，推上十来分钟，便有人喊着要歇歇，我虽是在一旁用铁锹挖土的，也几次参加到“推磨”的队伍中，顶替因有人休息而空出来的位置。

　　会战后的第一个夜晚，指挥部为赶进度，决定不休息继续挑灯夜战，我们在工地上吃完晚饭后，休息了片刻便接着战斗。说实在的，夜晚光线不好，对“推磨”影响倒是不大，但对扶犁耕田的来说，尽管有汽油灯，还是看不清楚，到天亮后一看，翻开的土垄与土垄之间还有一道道没有耕到位的狭长的土埂。

　　我所在的那一组干到半夜，个个直不起腰，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为首的那人说大家休息一会儿吧。大家听到后如蒙大赦，立刻欢欣鼓舞地躺到了田埂旁。这一觉，差不多就睡到了天亮。好在那时，只要人在第一线“跃进”就行了，劳动的效果是没有人过问的。干了两个夜班后，笫三夜下起大雨，上级没再叫加夜班，从那以后，夜班就无形取消了。深翻土地前后搞了半个月，深翻的土地只占总土地面积的很少部分，再后来，就自然而然停止了。

　　深翻土地的口号在当时提出并得以迅速蔓延，是有其深刻原因和历史背景的。

　　首先，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上半年已经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急于求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气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竟然堂而皇之地刊登于《人民日报》。在这种情况下，不顾科学的“敢想、敢说、敢干”，已经在全社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风气。

　　其次，从这年夏收开始，农业上的“浮夸风”越刮越猛，报刊上报导的各地放出的高产“卫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小麦从亩产上千斤到六七千斤，到了秋季，水稻的产量更是从亩产万斤到十几万斤，你追我赶争放“卫星”，在上压下逼的形势下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第三，当时毛泽东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八字宪法”中把“土”放在第一位。所以大家把争高产的希望都寄托在深翻土地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全公社各大队都深翻了一些土地，不过耕地的深度还是没有达到各地宣传或上报的标准。土地经深翻后，把耕作层下面的“死土”都翻了上来。这一季麦子播下后，又遇到了自然灾害，麦收时，非但没有高产，产量还从往年的每亩四五百斤降到了百十斤，人们这才认识到，所谓的“深翻”让人吃尽了苦头，年前曾一度非常时髦、很是风光过一阵的绞关也被废弃在田头无人问津。

　　近年来，少耕、免耕作为一种新的耕作制度，取得了很好的增产效果，正在得到逐步试验和推广。回想50多年前，为求农业的高产，人们走过了不少曲折的道路，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结果却事与愿违。这一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不管干什么事，光有革命的热情不行，还必须要有高度的科学精神。■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