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东

　　战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个陌生的字眼。然而，我的父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5年最后一批（第七批）特赦的国民党集团战犯中的一员。

　　1975年3月19日，广播里公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20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父亲的名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二天，我就步行5里路跑到公社，没看到当天的《新华日报》，又步行20里跑到县城，才在邮局的读报栏上终于看到了“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兼重庆区区长张文（张国栋）”的字样，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那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氛围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总有一种自悲感、恐惧感，担心无意间说错一句什么话，或做错一件什么事，就会有一根“魔棒”打在你的头上，躲还来不及，而我却回来一个“战犯”父亲，是认呢，还是不认？残酷的现实让我心里发慌，但对亲情的渴望却使我的脑海波澜起伏，一夜无眠。

　　心灵的创伤可以使人一时彷徨，但它却难以阻挡一个人内心对父爱的渴望，能有什么比亲人天各一方更难煎熬呢，团圆总比分离强，抱着宁愿再受十年罪的决心，我决定上北京，接“战犯”父亲回家。

　　我在母亲的肚子里才五个月，父亲就进了监狱，从小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想象着父亲回家，成了埋藏在我心里的最大奢望，我渴望父亲的爱怜，脑海里曾无数次想象过父亲的形象，但不敢说，也不能说，因为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大反革命。

　　在我13岁那年，才终于第一次见到父亲。1965年10月，我刚刚小升初考入南京29中，一天教导主任问我：“你想父亲吗？”“想啊。”我认真地回答。“那你明天与你姐姐一块到中山东路307号省政府招待所，你父亲在那里。”想再问点什么，所有的回答都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原来，我父亲所在的北京秦城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到华东各地参观学习，南京是第一站。第二天一早，我怀着急切的心情与大姐一起来到招待所，在原励志社一号楼里见到了一位个子矮矮的，戴了一副深度眼镜，身穿黑色服装的老者，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的父亲。头脑中想象的无数形象顿时轰然坍塌，我的惊异换来父亲久久地、慈爱地看着我们。父亲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也有些激动，眼眶开始湿润，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父亲很自然地拉起我和大姐的手，从身体到学习、从饮食到冷暖，特别是我们全家的生活状况，无不仔细地询问一番。父亲问一句，我答一句，显得有些拘谨。这样过了很久很久，见到一位同来探望亲人的小朋友，就与他玩到一块去了。关于这次会见，父亲曾回忆说：“问那么多，就是想了解你们的生活状况，是否有经济来源。原以为你们的日子会过得很苦，问了之后才知道你们在政府的帮助下，日子过得还算可以。真是没有想到，只是辛苦你们的母亲了。”

　　时近中午，招待所请客，共进午餐的除了父亲、姐姐和我以外，还有原国民党十三兵团副司令李九思及来探望他的亲人。席间一位管理人员多次为我们夹菜，没见过世面的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其间，我悄悄地打量着父亲，父亲饭量不错，还添了一次饭，这让小小的我莫名觉得很高兴。饭后，我们与父亲略述片刻才依依不舍挥手告别。下午，大姐又去了一趟招待所，给父亲送去两包蛋糕和一把刮胡子的保险刀，并叮嘱父亲：“全家人都希望您好好改造，重新做人。”父亲曾回忆说：“使我格外激动，几近不能自持。”

　　转眼革命风暴来临，残酷的现实让我的思想一下子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父亲由思念变成了憎恨。我自认为是革命小将，却被剥夺了当红卫兵和上北京串联的资格，因为父亲，我们的家被抄，母亲被逼成了精神分裂症，还是因为父亲，我们全家遭受歧视、污辱、谩骂甚至批判。

　　1968年12月，我的大姐插队在淮阴地区泗洪县。1969年1月，我插队在扬州地区六合县。1969年9月，已年满50周岁的母亲，身患多种疾病，本应退休享受晚年生活，但在那个年代，“下放”成了她唯一的出路，我母亲所在区的五人小组（下放办）和母亲的那家工厂联合决定，让母亲下放农村。后经我们再三请求和说明，五人小组做了变通处理，将母亲下放到我插队的地方——六合县横梁公社詹曹大队，再将大姐从泗洪县调到我和母亲落户的地方，我们一家三口在各级领导的关照下终于又团聚在了一起。

　　在农村，政治空气没有城里那么浓，但各项政策的执行还是不遗余力的，我每天都在拼命劳动，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评上“五好社员”堂堂正正地做人。1973年，我终于获得表彰，并出席了六合县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入团申请也批下来了，大队书记说：“为了你的事情，公社党委争论了近半个小时。”那时我才明白，“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无论你怎样努力，这顶帽子，是永远甩不掉的。

　　1975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名单，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曾任中统局科长、处长、秘书、（外延）副局长等职，有着相当于国民党军队中将级别的文职官衔。24日，广播里又传出叶剑英副主席在北京亲切接见全体特赦战犯的消息，我再也按捺不住，在大队开了一份身份证明，即与大姐商定乘当晚的13次特快列车，于25日上午9点半到达北京。

　　在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前拍照留念后，我便来到公安部接待室，递上身份证明。接待人员态度很和蔼，查阅一番，又询问了一会儿之后告诉我说：“特赦前所有战犯已移交给全国最高法院，你可以到那里去问一下。”我立马赶往最高法院，接待人员告诉我：“宣布特赦后，他们的隶属关系已移交给中央统战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央统战部，这时已到下午下班时间，天渐渐黑了下来，我有些心慌，不知夜里在哪安身。在统战部的接待室里，一位年长的阿姨接待了我，问明原由后，她不停地打电话，间隙还不忘宽慰我几句，让我的心里暖暖的，感觉北京全是好人。当时我想，如果再找不到父亲，只有在这间接待室的屋檐下对付一夜了，如果能在接待室的沙发上过一夜有多好啊！正想着，打完最后一通电话的阿姨告诉我说：“你父亲现在前门饭店，你赶快去吧。”说完又告诉我坐多少路公交车，车站在哪里，态度十分和蔼，让我非常感动。当晚7点多，我终于站在了刚刚获得新生的原国民党集团战犯们的住地——前门饭店门前。

　　这是一座主楼有七层的饭店，坐落在前门大街上，内有电梯、地毯、暖气设备，各种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当我步入接待室说明身份以后，抚顺战犯管理所一位王科长接待了我，他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询问了许多我家里的情况，还为我安排了住处（该饭店五楼）。他对我说：“你父亲以前对人民犯了罪，人民政府现在已将他改造成为新人，回到人民怀抱，成为新中国公民。”王科长接着说：“我们还要给你父亲分配工作，帮助解决各种困难，如果愿意去台湾、香港、澳门探亲访友，来去自由，提供方便。”王科长的话语和蔼亲切、温暖舒心，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不禁回忆起政府待我们家的好来：“自然灾害”期间，也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姐姐读书学费全免，每月还有2块钱的助学金；1964年母亲动大手术生命垂危，是医院的抢救才使得母亲转危为安；我读中学时享受免学费的待遇；那时南京的最低生活标准是每人每月8元，母亲的工资低，有时不满24元，政府就会补足这个数。人民政府对待战犯家属确是一视同仁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家是受了不少委屈，但与国家的浩劫、人民的灾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里，我的心也平静了许多。

　　王科长接着又说：“你父亲他们晚饭后到首都剧场看文艺演出去了，你先休息一会儿。”王科长出去了，我一个人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挂钟“嘀嗒嘀嗒”摇着摆儿，我等啊等啊，九点多钟的时候，突然饭店大厅内外无数盏彩灯齐明，清一色的大巴一辆辆鱼贯驶入饭店前的大院，随着喧哗声，刚刚获得新生的战犯们依次走下汽车，进入大厅，他们一个个春风满面，有说有笑，统一着藏青色的服装，显得格外精神。不一会儿，王科长走进接待室，将我领进他的五楼居室，拿起电话，要我父亲到他的房间去一下，父亲问有什么事吗？王科长笑答“你来就知道了”。

　　不一会儿，父亲推门进来了，王科长打趣地问：“你看看他是谁？”我认出来了，这是十年前见过面的父亲啊，还是与以前一样，一位慈祥且面带微笑的老者，只是眼镜多了几道圈，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几道。望着久别的父亲，我没有扑上去，眼前浮现出被抄家、被下放、母亲被逼成精神分裂症的一幕幕，这一切不正是眼前这个人造成的吗！但，这一切能全怪罪这个人吗？时代，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啊！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我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还是父亲先开的口，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问道：“妈妈、姐姐好吗？”我答道：“好，都很好，她们要我作代表欢迎你回家呢。”这一夜我和父亲都失眠了。

　　第二天，我受到中央统战部的接待，交了十天的粮票，接待人员给了我十天的餐券，我还享受了与全体人员随车游览的待遇。我们参观了颐和园，这是垂帘四十八年之久的西太后慈禧挪用海军费建造的花园，热情的向导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我们解说这里一亭一廊的由来，还介绍了西太后的部分生活片段。傍晚回来尽管很累，但大家心情非常轻松愉快，尤其是看到又来了几位家属时，气氛顿时更加活跃起来，都纷纷前去祝贺。

　　父亲领着我先去看望了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蔡省三很精神，也很健谈，他乐呵呵地一一为我们作了介绍：“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两个小外孙，一对双胞胎，才几个月，你们看多可爱啊！这一位嘛，是我女儿的妈妈，她们刚从湖南赶来。”互相祝贺新生后，简单聊了一会儿，我们便起身告辞，又去看望了原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和从四川赶来看望他的一双儿女；原国民党某师参谋长袁绍强和从贵州赶来看望他的儿子，我们互致祝贺和问候后，还去探望了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父亲的室友——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他住在五楼，别人都是二人一居室，而他则是与来探望他的夫人同住一处更大一些的套房，父亲与黄维同居一室十二年，老熟人了，带着我见面时也没有客套。黄维较严肃，浓密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棱角分明的面庞显出几分威严，黄夫人很热情，嘴角始终带着笑容，黄维先伸出手与我握了握，然后招呼我们坐下，他房间有沙发，有会客室，黄夫人简单地问了一些我和家里的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互致祝贺后我们便起身告辞。回来的路上我还很纳闷，想不明白黄维为什么与别的战犯不一样。

　　接着几天，我们家属又跟着一起游览了十三陵，参观了清华、北大校园，晚间还观看了几场文娱演出。我们几位年纪轻的家属，还抽时间去游览了长城、故宫、动物园、地铁等，我还与父亲单独游览了天坛公园，留下了一张我们最满意的合影，那几天我几乎游遍了整个北京城，天天快乐得像只小鸟，甚至都忘记了盼望我们早日回家、身在农村的妈妈和姐姐。

　　十天过去了，集中在一起的战犯们要分手了，他们将各奔东西南北，回到亲人身边。政府人员再次向他们重申，愿意回台湾的，保证来去自由，提供方便。后得知有十人提出了去台湾与亲人团聚的申请。4月5日我和父亲随同回江苏的十八名“战犯”及江苏省委统战部陪同人员，同乘12次特快列车回到了南京，回到了亲人身边。

　　谁没有亲人？谁不愿与亲人团聚？我父亲与其他所有战犯一样回到了亲人身边，只有去台湾的十个人在香港滞留、徘徊、等待了很长时间。一年过去了，他们中三人回到了大陆，四人到了美国，一人亡故，二人仍留在了香港。■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