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读了一遍巴金的《随想录》，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被书中浓郁的自我忏悔的氛围深深感染，巴金自责为了活命不惜将一只全家人喜欢的小狗送给医学院做解剖，痛心当年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悔恨曾经的自轻自贱……巴金说：因为那些年的所作所为，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其实，巴金当年的人性“堕落”远比文坛其他一些人轻微得多。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是世界著名的左翼人士，1953年他发表《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萨珂、凡宰特在美国所受的不公正审判公之于众，赞美两位受难者的人格、精神。这部作品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欢迎，1956年，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此书。1952年，美国曾将世界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判处死刑，激起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愤怒，法斯特此书正好适应了这种愤怒的情绪。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同一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出来，世界上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上出现了变化，法斯特亦在其中。1957年2月1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出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法斯特是世界著名人物，他的退党影响巨大，因此立即招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声讨。巴金以前对法斯特是非常欣赏的，法斯特倾心赞美的两个人曾是巴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这两个人的被捕，巴金还曾给美国当局写信抗议，对法斯特事件，他本来想保持沉默。然而，没想到《文艺报》偏偏向他约稿，在那个年代，拒绝官方背景的报刊的政治性约稿，后果不堪想象，不得已，巴金只好写了《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在文章中，巴金这样说：“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兰德、萨珂与凡塞蒂（即凡宰特）都是些诚实的人……”受命批判，字里行间却不时透露出辩护之情，文章发表之后自然招来一些“左视症”患者的强烈指责。
1967年6月26日，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派人到上海逼巴金写下了一份有关严文井的材料。严文井时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巴金的材料里虽然也有对严文井的“揭露”、“批判”，但“揭露”、“批判”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也构不成多大的杀伤力。巴金的材料这样写：“有一年严文井从湛江到上海，对我大大称赞湛江风景好，建设好。1963年11月我们同访日本，只有最后写鉴定时，他讲出要冰心在政治学习上多努力的话，平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讲了一个挖苦山西人的故事，几乎使马烽发起脾气来。当时在饭桌上还有日本翻译，我也感到为难。后来他告诉我，他和冰心同车出去，常常在车上开玩笑，那个翻译（是个左派）提过意见，以后要注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太不突出政治了。”
人活在世上，需要吃饭、穿衣、住房，需要体面、荣誉，因此，在非常时期，讨好手握社会资源的当权者成了一些人惯常的嘴脸。巴金一生不拿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即使在新政权成立后也是如此。物质资源不受制于人，精神上自然也有了较多的独立性，对受命批判的作家手下留情，就是这种独立性的曲折表现。
巴金年轻时留学法国，深受卢梭、左拉等人关爱弱者、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观念的影响，急人危难的事一生不知做过多少，而现在，要他去批判别人，特别要批判生活在同一政治圈的人，其内心自然会生出悲悯心。他一方面希望自己过关，不太可能完全不去“揭露”、“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想让别人过关，因此，他的“揭露”、“批判”往往人为地火力不足、焦距失准。
悲悯始终是巴金内心的一轮明月，他在那个非理性时代的温和，他后来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都是这轮明月照耀的结果。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
最近重读了一遍巴金的《随想录》，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被书中浓郁的自我忏悔的氛围深深感染，巴金自责为了活命不惜将一只全家人喜欢的小狗送给医学院做解剖，痛心当年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悔恨曾经的自轻自贱……巴金说：因为那些年的所作所为，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其实，巴金当年的人性“堕落”远比文坛其他一些人轻微得多。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是世界著名的左翼人士，1953年他发表《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萨珂、凡宰特在美国所受的不公正审判公之于众，赞美两位受难者的人格、精神。这部作品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欢迎，1956年，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此书。1952年，美国曾将世界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判处死刑，激起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愤怒，法斯特此书正好适应了这种愤怒的情绪。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同一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出来，世界上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上出现了变化，法斯特亦在其中。1957年2月1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出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法斯特是世界著名人物，他的退党影响巨大，因此立即招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声讨。巴金以前对法斯特是非常欣赏的，法斯特倾心赞美的两个人曾是巴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这两个人的被捕，巴金还曾给美国当局写信抗议，对法斯特事件，他本来想保持沉默。然而，没想到《文艺报》偏偏向他约稿，在那个年代，拒绝官方背景的报刊的政治性约稿，后果不堪想象，不得已，巴金只好写了《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在文章中，巴金这样说：“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兰德、萨珂与凡塞蒂（即凡宰特）都是些诚实的人……”受命批判，字里行间却不时透露出辩护之情，文章发表之后自然招来一些“左视症”患者的强烈指责。
1967年6月26日，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派人到上海逼巴金写下了一份有关严文井的材料。严文井时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巴金的材料里虽然也有对严文井的“揭露”、“批判”，但“揭露”、“批判”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也构不成多大的杀伤力。巴金的材料这样写：“有一年严文井从湛江到上海，对我大大称赞湛江风景好，建设好。1963年11月我们同访日本，只有最后写鉴定时，他讲出要冰心在政治学习上多努力的话，平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讲了一个挖苦山西人的故事，几乎使马烽发起脾气来。当时在饭桌上还有日本翻译，我也感到为难。后来他告诉我，他和冰心同车出去，常常在车上开玩笑，那个翻译（是个左派）提过意见，以后要注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太不突出政治了。”
人活在世上，需要吃饭、穿衣、住房，需要体面、荣誉，因此，在非常时期，讨好手握社会资源的当权者成了一些人惯常的嘴脸。巴金一生不拿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即使在新政权成立后也是如此。物质资源不受制于人，精神上自然也有了较多的独立性，对受命批判的作家手下留情，就是这种独立性的曲折表现。
巴金年轻时留学法国，深受卢梭、左拉等人关爱弱者、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观念的影响，急人危难的事一生不知做过多少，而现在，要他去批判别人，特别要批判生活在同一政治圈的人，其内心自然会生出悲悯心。他一方面希望自己过关，不太可能完全不去“揭露”、“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想让别人过关，因此，他的“揭露”、“批判”往往人为地火力不足、焦距失准。
悲悯始终是巴金内心的一轮明月，他在那个非理性时代的温和，他后来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都是这轮明月照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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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读了一遍巴金的《随想录》，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被书中浓郁的自我忏悔的氛围深深感染，巴金自责为了活命不惜将一只全家人喜欢的小狗送给医学院做解剖，痛心当年对胡风等人的批判，悔恨曾经的自轻自贱……巴金说：因为那些年的所作所为，他感到一种强烈的羞耻感。
其实，巴金当年的人性“堕落”远比文坛其他一些人轻微得多。
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是世界著名的左翼人士，1953年他发表《萨珂和凡宰特的受难——一部新英格兰传奇》，将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萨珂、凡宰特在美国所受的不公正审判公之于众，赞美两位受难者的人格、精神。这部作品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欢迎，1956年，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此书。1952年，美国曾将世界左翼革命活动家罗森堡夫妇判处死刑，激起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愤怒，法斯特此书正好适应了这种愤怒的情绪。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同一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披露出来，世界上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思想上出现了变化，法斯特亦在其中。1957年2月1日，他在《纽约时报》发表退出美国共产党的声明。法斯特是世界著名人物，他的退党影响巨大，因此立即招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声讨。巴金以前对法斯特是非常欣赏的，法斯特倾心赞美的两个人曾是巴金心目中的英雄，因为这两个人的被捕，巴金还曾给美国当局写信抗议，对法斯特事件，他本来想保持沉默。然而，没想到《文艺报》偏偏向他约稿，在那个年代，拒绝官方背景的报刊的政治性约稿，后果不堪想象，不得已，巴金只好写了《法斯特的悲剧》一文。在文章中，巴金这样说：“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读过法斯特写的好几本书。我并不认为那些书是杰作，法斯特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不过我曾经相信写那些书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作家。汤姆·潘恩、乔治·华盛顿、阿尔格兰德、萨珂与凡塞蒂（即凡宰特）都是些诚实的人……”受命批判，字里行间却不时透露出辩护之情，文章发表之后自然招来一些“左视症”患者的强烈指责。
1967年6月26日，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派人到上海逼巴金写下了一份有关严文井的材料。严文井时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巴金的材料里虽然也有对严文井的“揭露”、“批判”，但“揭露”、“批判”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也构不成多大的杀伤力。巴金的材料这样写：“有一年严文井从湛江到上海，对我大大称赞湛江风景好，建设好。1963年11月我们同访日本，只有最后写鉴定时，他讲出要冰心在政治学习上多努力的话，平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讲了一个挖苦山西人的故事，几乎使马烽发起脾气来。当时在饭桌上还有日本翻译，我也感到为难。后来他告诉我，他和冰心同车出去，常常在车上开玩笑，那个翻译（是个左派）提过意见，以后要注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太不突出政治了。”
人活在世上，需要吃饭、穿衣、住房，需要体面、荣誉，因此，在非常时期，讨好手握社会资源的当权者成了一些人惯常的嘴脸。巴金一生不拿工资，完全靠稿费生活，即使在新政权成立后也是如此。物质资源不受制于人，精神上自然也有了较多的独立性，对受命批判的作家手下留情，就是这种独立性的曲折表现。
巴金年轻时留学法国，深受卢梭、左拉等人关爱弱者、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观念的影响，急人危难的事一生不知做过多少，而现在，要他去批判别人，特别要批判生活在同一政治圈的人，其内心自然会生出悲悯心。他一方面希望自己过关，不太可能完全不去“揭露”、“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想让别人过关，因此，他的“揭露”、“批判”往往人为地火力不足、焦距失准。
悲悯始终是巴金内心的一轮明月，他在那个非理性时代的温和，他后来对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都是这轮明月照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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