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

　　我国近现代史上有位“奇人”吴承仕，他以五十六个春秋，演绎着“前清状元——章门弟子——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的人生传奇。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又作斋，号展成，又号济安，世称“检斋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安徽歙县昌溪镇人。

　　吴承仕生于一个富有国学传统的晚清士大夫家庭。吴承仕的曾祖父吴道隆，字既堂，国学生出身，曾受诰赠朝议大夫（从四品）。祖父吴景桓，字渭来，号泳之，亦国学生出身，曾任布政司理问（全称“承宣布政使司”，又叫“藩司衙门”，官位三品）。父亲吴恩绶（1867—1937），原名绍绶，字印庭，号荫亭，邑廪生（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补助生活的生员），长期担任京师歙县会馆馆长。他的同族堂叔伯中多有治学从政士人，例如他的伯父吴治纯，曾任浙江省温州瑞安县典史（知县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

　　吴承仕母亲汪氏，亦出身书香之家，懂启蒙教育。道光十五年（1889），吴承仕才五岁，汪氏就将其送入仓山源私塾。该私塾启蒙老师张建勋、汪沛仁先生均为当地有学识的秀才。在他们的循循善诱之下，吴承仕学习了四书五经、文字音韵、典章文物，为他的国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清状元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仅18岁的吴承仕和他的父亲吴绍绶一起参加科考，父子同时考中秀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承仕前往南京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时年19岁。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制度。但在科举取士根深蒂固的古老中国，士大夫和读书人都难以接受立即废除“春闱”或“秋闱”，强烈要求开考，清政府不得不作“变通处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吴承仕赴北京保和殿参加“举贡会考”，即举人与进士一道参加朝考，俗称“殿试”。吴承仕被取为一等第一名，点为“大理院主事”，时称“朝元”，即状元，时年24岁。从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他是清科举史上最年轻的状元。他的家乡歙县一直都称吴承仕为“状元”。《新文学史料》（季刊）2012年第1期刊出李征宙文章《吴承仕：集状元和党员为一体的传奇人物》与编辑部在封二刊出吴承仕的照片与手迹一页，也都称吴承仕是“状元”。

　　所谓“大理院主事”，是清代朝廷中掌管典籍簿册的行政官。这一职位，为吴承仕研究历史典章制度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章门弟子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吴承仕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曾抱有很大的希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他便出任司法部佥事，想在新政府中成就一番事业。但眼看从1912年至1918年间民国总统自孙中山之后，继而是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犹如走马灯，换个不停。这现实，让吴承仕在任内的工作也只是应付而已。他把精力移到学术领域，每日上午十时到司法部“画卯”，下午五时便径自归家，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与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名物，并开始把注意力投向当时著名的大学者和革命家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他所著《新方言》、《国故论衡》、《文始》、《小学问答》，以严谨的立论、古朴隽永的文笔，上探语源，下明流变，新见纷呈，颇多创获。他早年曾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替邹容《革命军》作序，被捕入狱。出狱后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参加同盟会。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后参加讨袁。1914年1月7日，章太炎不饰穿戴，手持羽扇，故意将袁世凯亲自授予的大勋章挂在扇柄作扇坠，大摇大摆，径入新华门，装疯弄狂，大闹总统府，厉言斥骂袁贼，被袁世凯囚禁于军事教练处，不久转往龙泉寺幽禁，7月迁入东城钱粮胡同软禁。

　　吴承仕对章太炎这种不畏奸佞、独入虎穴、敢于斗争的精神，异常钦佩。他以司法官的身份，亲自到章太炎被监禁处问候。正是从这时，他俩开始建立师生之谊。

　　据吴承仕次子（我二舅）吴鸿迈（1912—1987）在《章太炎吴承仕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章先生在囹圄生活中，弟子吴承仕经常给他送食去。老师也经常给弟子讲授解答一些学术上的疑难问题。学生每次接受老师的口授后，回家去必仔细整理一番。等到洪宪帝垮台了，章太炎先生出狱了，一卷精炼卓绝的《菿汉微言》紧跟着就出版问世了。”《菿汉微言》记载了章氏关于印度哲学、中国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思想以及文字音韵的论述，还记述了章氏学术思想的变迁发展。吴承仕在卷首自记云：“此中所述余杭章先生口义百六十七首，起自乙卯，讫于丙辰之初。”书末有章氏题记，云：“是册作于状愤之中，口授弟子司法佥事吴承仕，令其笔述，虽多言玄理，亦有讽时之言，身在幽囚，不可直遂，以为览者自能望之也。”在章太炎《自定年谱》中亦记述此事：“歙吴承仕检斋时为司法部佥事，好说内典，前来就余学，每发一义，检斋录为《菿汉微言》，时袁氏帝制萌芽已二岁矣。”

　　吴承仕不以章太炎为“犯人”为嫌，于幽囚之室求师问学，表现了他好学笃实的志向和不畏权势的高尚品格。从此，章吴师生情谊得到忠诚而长久的发展。

　　1917年3月，章太炎以“联合同洲情谊，昌明古代哲学为宗旨”，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4月，吴承仕先后收到章太炎寄自上海的三封复信，其中云：“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比王学更进步，此非无所见而云然，盖规矩在我矣。”所谓“王学”即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兼军事家、教育家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吴承仕在章太炎启发诱导之下，撰成《王学杂论》，深刻地分析研究了先秦诸子迄至宋明诸儒的哲学思想发展及其自相矛盾之处，用西方实证哲学及佛学思想相比较的方法，阐述王守仁理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主要特征。其研究成果，深为章太炎所首肯。

　　1918年，吴承仕寄书章太炎，请求书写条幅。章太炎手书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中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赠，并在复函中说：“属书旧语，即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相授，当知吾意也。”这一条幅，一直挂在吴承仕居室中，成为他治学的座右铭。

　　1923年，吴承仕撰训释古音文字音义互证的训诂专著《经籍旧音辨证》。该书将汉至唐近百家音切分别辑录整理出来，由钱玄同题签，1924年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称“其审音考事皆甚精，视宁人之疏、稚存之钝，相去不可以度量校矣”（此中“宁人”、“稚存”，系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与洪亮吉之字）。章太炎还称道《经籍旧音辨证》说：“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所发正五百余事，洵为精善。”这表明章太炎对吴承仕学术成就极为赞赏。章太炎还评吴承仕的《三礼名物》，云：“足下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

　　自1924年起，吴承仕离开任职已十三四年之久的司法部，专心于讲学执教。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系主任及教授、中国大学国学系系主任。

　　自1924年起，吴承仕相继出版或发表的论著（著作、大学讲义、论文）有六十余种。最著名的有《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周易概要四十七篇》（已刊台湾《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尚书集释》、《三礼名物略例》、《小学要略》、《六书条例》、《说文韵表》、《淮南旧注校理》、《论衡校释》、《初学因明处》、《检斋读书提要》、《国故概要》等。

　　章太炎得意弟子历有“南黄（黄侃）北吴（吴承仕）”、“三大弟子”（吴承仕、黄侃、钱玄同）、“四大弟子（黄侃、吴承仕、汪东、钱玄同）”、“章门五王”（黄侃、吴承仕、汪东、朱希祖、钱玄同）之说。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有吴承仕。

　　共产党员

　　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

　　1930年秋，吴承仕的同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因共产党员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共产党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吴承仕怀着敬佩的心情去看望他，并从范文澜处借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又借来《共产党宣言》。吴承仕读后对他说：“这本书讲得很有道理，难怪你要去参加共产党。”而后，他又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致祥等人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辩证唯物主义教程》等。由此，吴承仕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由一个纯学术的经学家逐步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他以“六经皆史”的新观点治学，以20世纪30年代作为标志，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

　　1931年日本侵略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我国东北三省。时吴承仕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即举行全体会议，同袁同礼、高步瀛等数十位教授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抗日救国。

　　1932年北师大国文系学生王志之以“含沙”笔名写完揭露国民党九师镇压学生罪行的中篇小说《风平浪静》无法出版，吴承仕知道以后，出资帮助他出版；1934年冬，中国大学国学系学生余修，联络本系进步同学，成立“大风诗社”，创办抗日诗刊《大风》，诗刊编好后，印刷、发行遇到了困难。吴承仕知道这一情况后慷慨解囊，担负起《大风》诗刊的印刷经费，还帮助审稿与发行。

　　1934年至1936年，吴承仕创办《文史》、《盍旦》、《时代文化》三种刊物，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进行揭露和抨击。鲁迅以“唐俟”笔名写的杂文《儒术》发表在《文史》第三期。当年北方左联常委兼书记孙席珍（1906—1984），在《文史》上发表著名小说《没落》，1934年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关了两个多月，终因未暴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得以取保释放。取保人就是吴承仕，但《文史》则被勒令停刊。钱玄同称“《文史》是一个赤色刊物”。

　　1935年10月吴承仕创办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刊物《盍旦》。当史立德等学生向吴承仕请教，问他为什么叫“盍旦”，吴承仕说：“这是一种鸟，夜鸣，叫的声音似‘盍旦！盍旦！盼望天亮的意思。”寓意深刻，切中时弊。但也只出了五期就被迫停刊了。

　　吴承仕不为当局的淫威所屈服，继续战斗，他又和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管彤、杨秀峰、徐冰等人创办《时代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的一个刊物。从1936年8月到1937年1月共出版了五期。吴承仕撰写了许多时评，给战斗在爱国第一线的青年们以鼓舞，例如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中，从讲国语区分四声说起，以辛辣笔触讽刺国民党国歌是“无聊的国歌，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低到大鼓书蹦蹦戏以下百千倍”。

　　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当局加紧迫害进步学生。北师大教授杨立奎与当局一起操纵指挥“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新学联”，以取消学籍、开除学生领袖等种种手段打击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使许多爱国青年失学。吴承仕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杨立奎的丑行。为了营救被开除和受迫害的学生，吴承仕在1936年暑假，利用他在中国大学担任国学系系主任的机会，亲自为国文试卷出作文题《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他还在评分时特别留意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曾被清华大学开除的进步学生黄诚，就是在吴承仕主持阅卷时以“特别录取生”资格录取的。黄诚后来成为我党骨干，皖南事变时牺牲。许多进步青年，如孙楷第、王重民、臧恺之、王志之、张致祥、王西彦等均被录取，后来都成为党的优秀干部或知名学者。

　　1936年，经北平地下党的批准，吴承仕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陈伯达、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编成一个特别党小组。党组长是张致祥（又：据孙席珍回忆：党组长是陈伯达。据叶永烈《陈伯达传》：党组长是孙席珍）。至此，吴承仕由一个清末状元、经学大师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革命烈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军、汉奸到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吴承仕也被列为缉拿对象。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北平地下党组织让吴承仕化名“汪少白”，避居在天津英租界。

　　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为了笼络人心，曾企图动员吴承仕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38年初，派人到天津见吴。吴承仕耻于与侵略者、汉奸为伍，断然拒绝敌人的拉拢收买。

　　中共中央一直关怀着这位学者，毛泽东曾经派人辗转至天津，拟接他赴延安。因当时天津发大水，街上水深可以行船，院内积水至腰，接头人员被堵在天津城外而未能成行。

　　1939年吴承仕生活陷入困顿，他在给女儿信中说：“饮食起居不过一丈之地，百物上涨一倍有余，白菜毛余一斤，十分困难，挪借度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只身亡命，困苦万端。”即使在这样困难的处境下，吴承仕还是关心着祖国的命运，继续为抗日救国呐喊。

　　是年秋，吴承仕染上伤寒，且又并发支气管炎老病。天津无法治疗，中共地下党组织设法将他潜送到北平协和医院就医，竟被一名为日军所收买的医生强行灌肠至肠穿孔、暴血，于1939年9月21日不幸与世长辞，终年56岁。

　　当噩耗传到延安后，1940年4月16日，延安各界为吴承仕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的挽幛为“老成凋谢”。周恩来的挽联为“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

　　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吴玉章的挽联为：“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延安《新中华报》的挽联为：“鼓吹革命，颠覆满清，主张保障民权，力争思想自由，倡团结，御外侮，至死精神不懈；忧患国事，反对黑暗势力，领导学生运动，不屈服，宁牺牲，堪为后世楷模。”这些挽联都对吴承仕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责任编辑：武学沪）

　　1918年，吴承仕寄书章太炎，请求书写条幅。章太炎手书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中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赠，并在复函中说：“属书旧语，即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相授，当知吾意也。”这一条幅，一直挂在吴承仕居室中，成为他治学的座右铭。

　　1923年，吴承仕撰训释古音文字音义互证的训诂专著《经籍旧音辨证》。该书将汉至唐近百家音切分别辑录整理出来，由钱玄同题签，1924年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称“其审音考事皆甚精，视宁人之疏、稚存之钝，相去不可以度量校矣”（此中“宁人”、“稚存”，系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与洪亮吉之字）。章太炎还称道《经籍旧音辨证》说：“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所发正五百余事，洵为精善。”这表明章太炎对吴承仕学术成就极为赞赏。章太炎还评吴承仕的《三礼名物》，云：“足下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

　　自1924年起，吴承仕离开任职已十三四年之久的司法部，专心于讲学执教。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系主任及教授、中国大学国学系系主任。

　　自1924年起，吴承仕相继出版或发表的论著（著作、大学讲义、论文）有六十余种。最著名的有《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周易概要四十七篇》（已刊台湾《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尚书集释》、《三礼名物略例》、《小学要略》、《六书条例》、《说文韵表》、《淮南旧注校理》、《论衡校释》、《初学因明处》、《检斋读书提要》、《国故概要》等。

　　章太炎得意弟子历有“南黄（黄侃）北吴（吴承仕）”、“三大弟子”（吴承仕、黄侃、钱玄同）、“四大弟子（黄侃、吴承仕、汪东、钱玄同）”、“章门五王”（黄侃、吴承仕、汪东、朱希祖、钱玄同）之说。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有吴承仕。

　　共产党员

　　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

　　1930年秋，吴承仕的同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因共产党员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共产党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吴承仕怀着敬佩的心情去看望他，并从范文澜处借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又借来《共产党宣言》。吴承仕读后对他说：“这本书讲得很有道理，难怪你要去参加共产党。”而后，他又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致祥等人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辩证唯物主义教程》等。由此，吴承仕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由一个纯学术的经学家逐步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他以“六经皆史”的新观点治学，以20世纪30年代作为标志，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

　　1931年日本侵略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我国东北三省。时吴承仕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即举行全体会议，同袁同礼、高步瀛等数十位教授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抗日救国。

　　1932年北师大国文系学生王志之以“含沙”笔名写完揭露国民党九师镇压学生罪行的中篇小说《风平浪静》无法出版，吴承仕知道以后，出资帮助他出版；1934年冬，中国大学国学系学生余修，联络本系进步同学，成立“大风诗社”，创办抗日诗刊《大风》，诗刊编好后，印刷、发行遇到了困难。吴承仕知道这一情况后慷慨解囊，担负起《大风》诗刊的印刷经费，还帮助审稿与发行。

　　1934年至1936年，吴承仕创办《文史》、《盍旦》、《时代文化》三种刊物，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进行揭露和抨击。鲁迅以“唐俟”笔名写的杂文《儒术》发表在《文史》第三期。当年北方左联常委兼书记孙席珍（1906—1984），在《文史》上发表著名小说《没落》，1934年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关了两个多月，终因未暴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得以取保释放。取保人就是吴承仕，但《文史》则被勒令停刊。钱玄同称“《文史》是一个赤色刊物”。

　　1935年10月吴承仕创办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刊物《盍旦》。当史立德等学生向吴承仕请教，问他为什么叫“盍旦”，吴承仕说：“这是一种鸟，夜鸣，叫的声音似‘盍旦！盍旦！盼望天亮的意思。”寓意深刻，切中时弊。但也只出了五期就被迫停刊了。

　　吴承仕不为当局的淫威所屈服，继续战斗，他又和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管彤、杨秀峰、徐冰等人创办《时代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的一个刊物。从1936年8月到1937年1月共出版了五期。吴承仕撰写了许多时评，给战斗在爱国第一线的青年们以鼓舞，例如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中，从讲国语区分四声说起，以辛辣笔触讽刺国民党国歌是“无聊的国歌，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低到大鼓书蹦蹦戏以下百千倍”。

　　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当局加紧迫害进步学生。北师大教授杨立奎与当局一起操纵指挥“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新学联”，以取消学籍、开除学生领袖等种种手段打击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使许多爱国青年失学。吴承仕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杨立奎的丑行。为了营救被开除和受迫害的学生，吴承仕在1936年暑假，利用他在中国大学担任国学系系主任的机会，亲自为国文试卷出作文题《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他还在评分时特别留意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曾被清华大学开除的进步学生黄诚，就是在吴承仕主持阅卷时以“特别录取生”资格录取的。黄诚后来成为我党骨干，皖南事变时牺牲。许多进步青年，如孙楷第、王重民、臧恺之、王志之、张致祥、王西彦等均被录取，后来都成为党的优秀干部或知名学者。

　　1936年，经北平地下党的批准，吴承仕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陈伯达、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编成一个特别党小组。党组长是张致祥（又：据孙席珍回忆：党组长是陈伯达。据叶永烈《陈伯达传》：党组长是孙席珍）。至此，吴承仕由一个清末状元、经学大师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革命烈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军、汉奸到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吴承仕也被列为缉拿对象。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北平地下党组织让吴承仕化名“汪少白”，避居在天津英租界。

　　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为了笼络人心，曾企图动员吴承仕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38年初，派人到天津见吴。吴承仕耻于与侵略者、汉奸为伍，断然拒绝敌人的拉拢收买。

　　中共中央一直关怀着这位学者，毛泽东曾经派人辗转至天津，拟接他赴延安。因当时天津发大水，街上水深可以行船，院内积水至腰，接头人员被堵在天津城外而未能成行。

　　1939年吴承仕生活陷入困顿，他在给女儿信中说：“饮食起居不过一丈之地，百物上涨一倍有余，白菜毛余一斤，十分困难，挪借度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只身亡命，困苦万端。”即使在这样困难的处境下，吴承仕还是关心着祖国的命运，继续为抗日救国呐喊。

　　是年秋，吴承仕染上伤寒，且又并发支气管炎老病。天津无法治疗，中共地下党组织设法将他潜送到北平协和医院就医，竟被一名为日军所收买的医生强行灌肠至肠穿孔、暴血，于1939年9月21日不幸与世长辞，终年56岁。

　　当噩耗传到延安后，1940年4月16日，延安各界为吴承仕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的挽幛为“老成凋谢”。周恩来的挽联为“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

　　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吴玉章的挽联为：“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延安《新中华报》的挽联为：“鼓吹革命，颠覆满清，主张保障民权，力争思想自由，倡团结，御外侮，至死精神不懈；忧患国事，反对黑暗势力，领导学生运动，不屈服，宁牺牲，堪为后世楷模。”这些挽联都对吴承仕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责任编辑：武学沪）

　　1918年，吴承仕寄书章太炎，请求书写条幅。章太炎手书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中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赠，并在复函中说：“属书旧语，即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相授，当知吾意也。”这一条幅，一直挂在吴承仕居室中，成为他治学的座右铭。

　　1923年，吴承仕撰训释古音文字音义互证的训诂专著《经籍旧音辨证》。该书将汉至唐近百家音切分别辑录整理出来，由钱玄同题签，1924年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称“其审音考事皆甚精，视宁人之疏、稚存之钝，相去不可以度量校矣”（此中“宁人”、“稚存”，系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与洪亮吉之字）。章太炎还称道《经籍旧音辨证》说：“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所发正五百余事，洵为精善。”这表明章太炎对吴承仕学术成就极为赞赏。章太炎还评吴承仕的《三礼名物》，云：“足下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

　　自1924年起，吴承仕离开任职已十三四年之久的司法部，专心于讲学执教。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系主任及教授、中国大学国学系系主任。

　　自1924年起，吴承仕相继出版或发表的论著（著作、大学讲义、论文）有六十余种。最著名的有《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周易概要四十七篇》（已刊台湾《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尚书集释》、《三礼名物略例》、《小学要略》、《六书条例》、《说文韵表》、《淮南旧注校理》、《论衡校释》、《初学因明处》、《检斋读书提要》、《国故概要》等。

　　章太炎得意弟子历有“南黄（黄侃）北吴（吴承仕）”、“三大弟子”（吴承仕、黄侃、钱玄同）、“四大弟子（黄侃、吴承仕、汪东、钱玄同）”、“章门五王”（黄侃、吴承仕、汪东、朱希祖、钱玄同）之说。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有吴承仕。

　　共产党员

　　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

　　1930年秋，吴承仕的同事、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因共产党员嫌疑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共产党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吴承仕怀着敬佩的心情去看望他，并从范文澜处借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又借来《共产党宣言》。吴承仕读后对他说：“这本书讲得很有道理，难怪你要去参加共产党。”而后，他又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致祥等人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辩证唯物主义教程》等。由此，吴承仕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由一个纯学术的经学家逐步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为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他以“六经皆史”的新观点治学，以20世纪30年代作为标志，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

　　1931年日本侵略军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我国东北三省。时吴承仕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联席会议主席，即举行全体会议，同袁同礼、高步瀛等数十位教授联名通电南京政府，要求抗日救国。

　　1932年北师大国文系学生王志之以“含沙”笔名写完揭露国民党九师镇压学生罪行的中篇小说《风平浪静》无法出版，吴承仕知道以后，出资帮助他出版；1934年冬，中国大学国学系学生余修，联络本系进步同学，成立“大风诗社”，创办抗日诗刊《大风》，诗刊编好后，印刷、发行遇到了困难。吴承仕知道这一情况后慷慨解囊，担负起《大风》诗刊的印刷经费，还帮助审稿与发行。

　　1934年至1936年，吴承仕创办《文史》、《盍旦》、《时代文化》三种刊物，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进行揭露和抨击。鲁迅以“唐俟”笔名写的杂文《儒术》发表在《文史》第三期。当年北方左联常委兼书记孙席珍（1906—1984），在《文史》上发表著名小说《没落》，1934年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关了两个多月，终因未暴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得以取保释放。取保人就是吴承仕，但《文史》则被勒令停刊。钱玄同称“《文史》是一个赤色刊物”。

　　1935年10月吴承仕创办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刊物《盍旦》。当史立德等学生向吴承仕请教，问他为什么叫“盍旦”，吴承仕说：“这是一种鸟，夜鸣，叫的声音似‘盍旦！盍旦！盼望天亮的意思。”寓意深刻，切中时弊。但也只出了五期就被迫停刊了。

　　吴承仕不为当局的淫威所屈服，继续战斗，他又和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管彤、杨秀峰、徐冰等人创办《时代周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的一个刊物。从1936年8月到1937年1月共出版了五期。吴承仕撰写了许多时评，给战斗在爱国第一线的青年们以鼓舞，例如在《国歌改造运动》一文中，从讲国语区分四声说起，以辛辣笔触讽刺国民党国歌是“无聊的国歌，倒字的野调，唱的是‘三民主义，误荡搜宗，‘万口一声，一齐吐倒字，无一时一处不表现在它的低能，低到大鼓书蹦蹦戏以下百千倍”。

　　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北平当局加紧迫害进步学生。北师大教授杨立奎与当局一起操纵指挥“师大抗敌反共救国会”、“新学联”，以取消学籍、开除学生领袖等种种手段打击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使许多爱国青年失学。吴承仕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杨立奎的丑行。为了营救被开除和受迫害的学生，吴承仕在1936年暑假，利用他在中国大学担任国学系系主任的机会，亲自为国文试卷出作文题《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他还在评分时特别留意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曾被清华大学开除的进步学生黄诚，就是在吴承仕主持阅卷时以“特别录取生”资格录取的。黄诚后来成为我党骨干，皖南事变时牺牲。许多进步青年，如孙楷第、王重民、臧恺之、王志之、张致祥、王西彦等均被录取，后来都成为党的优秀干部或知名学者。

　　1936年，经北平地下党的批准，吴承仕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陈伯达、齐燕铭、张致祥、孙席珍、曹靖华编成一个特别党小组。党组长是张致祥（又：据孙席珍回忆：党组长是陈伯达。据叶永烈《陈伯达传》：党组长是孙席珍）。至此，吴承仕由一个清末状元、经学大师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

　　革命烈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军、汉奸到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吴承仕也被列为缉拿对象。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北平地下党组织让吴承仕化名“汪少白”，避居在天津英租界。

　　日军占领北平以后，为了笼络人心，曾企图动员吴承仕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38年初，派人到天津见吴。吴承仕耻于与侵略者、汉奸为伍，断然拒绝敌人的拉拢收买。

　　中共中央一直关怀着这位学者，毛泽东曾经派人辗转至天津，拟接他赴延安。因当时天津发大水，街上水深可以行船，院内积水至腰，接头人员被堵在天津城外而未能成行。

　　1939年吴承仕生活陷入困顿，他在给女儿信中说：“饮食起居不过一丈之地，百物上涨一倍有余，白菜毛余一斤，十分困难，挪借度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只身亡命，困苦万端。”即使在这样困难的处境下，吴承仕还是关心着祖国的命运，继续为抗日救国呐喊。

　　是年秋，吴承仕染上伤寒，且又并发支气管炎老病。天津无法治疗，中共地下党组织设法将他潜送到北平协和医院就医，竟被一名为日军所收买的医生强行灌肠至肠穿孔、暴血，于1939年9月21日不幸与世长辞，终年56岁。

　　当噩耗传到延安后，1940年4月16日，延安各界为吴承仕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的挽幛为“老成凋谢”。周恩来的挽联为“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

　　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吴玉章的挽联为：“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延安《新中华报》的挽联为：“鼓吹革命，颠覆满清，主张保障民权，力争思想自由，倡团结，御外侮，至死精神不懈；忧患国事，反对黑暗势力，领导学生运动，不屈服，宁牺牲，堪为后世楷模。”这些挽联都对吴承仕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将吴承仕列入烈士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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