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党长期以来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陈云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一生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审阅《陈云文选》第二卷时，他曾特别叮嘱编者，在后记中要说明：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除了他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这足以反映出他对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法的重视。毛泽东1962年曾在七千人大会上称赞陈云懂经济：“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陈云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到过的地方很多，苏州是他调查研究较多的地方之一。
苏州调研完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在农村实行“三定”政策，即在每年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粮食的计划产量确定下来，向农民宣布国家计划在本乡征购和销售的粮食数字，使农民结合确定的指标，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个人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做到心中有数。这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重要发展。
5月27日，陈云到苏州调研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开展的情况。在谈到粮食问题时他指出：“粮食的紧张情况在十五到二十年内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村工作在十年内离不开粮食问题。中央很重视而且已在着手研究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希望苏州地委对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也进行认真研究。”陈云还向陪同的地委领导提出两个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问题：“第一，每人全年粮食收入不满300斤的农户是否可以不交公粮、改交代金，免得交出又买进。这样的户数占多大比例？这样做，国家会不会因此减少收入？第二，调剂粮（即周转粮）可否不算统购任务，交由地方专管，以县为单位单独立账。调剂粮卖出后国家再供应，对于国家粮食收入来说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如是增加，能增加多少？”陈云在谈到领导作风问题时指出：“领导干部掌握真实情况很重要。掌握了真实情况，自己心中有了数，就不怕别人叫。掌握真实情况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向自己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去了解。”
7月21日，陈云根据在苏州等地的调研情况，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粮食的统购统销问题》的重要发言，集中阐述了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意见。他指出：“造成今年春季粮食供应紧张的更普遍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还不习惯于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办法。”他认为，停止粮食的统购统销是错误的，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因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有利于粮食消费者，同时，因为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对于全体出卖粮食的农民也都是有利无损的，因此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过去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仍然需要这样做”。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8月5日讨论通过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和《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由原来的凭证供应到定量供应，对农业人口进一步确定“三定”到户，真正做到统购余粮、统销口粮。“三定”方案的实施，平息了统购统销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冲突，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了市场和社会秩序，是统购统销政策逐步走上制度化的一个重大步骤。
鼓励苏绣出口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和保护贸易政策。陈云认为国外市场是一个国家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可供利用的巨大空间。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的长期实践中深知“木桶原理”，自觉地把国外市场纳入到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活动空间中去，非常重视国外市场的开拓与利用。
苏州刺绣历史悠久，对外贸易源远流长。上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各级党委、政府致力于恢复经济和组织土地改革，以及镇反肃反、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国家下达的外贸收购计划，主要由政府职能部门计划委员会下达给生产或供货主管部门，再由生产或供货主管部门按品种逐一落实到生产企业或基层商业供销部门。由于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和基层商业供销部门远离国际市场，信息不灵，情况不明，使出口商品生产与供货时常出现脱节现象。1956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财贸工作会议上就国内刺绣出口任务完成不好而点名批评苏州。
1957年12月12日和1959年6月30日，陈云两次到苏州参观苏绣合作社和苏绣研究所，鼓励苏绣产品对外销售，并为苏绣研究所亲笔题词：“苏绣是一种很高级的工艺品，但是我们还希望它成为大量的出口品，只有大量出口，才能更大量地发展它。一九五七年冬，我曾经提议刺绣合作社专门派人到外国去了解东欧和其他各国人民所喜爱的图案，现在仍然希望组成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各国人民所喜爱的图案，以便外销，苏绣出口这一件事，所费材料不多，等于是劳动力出口，这是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的，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生，我这个想法希望终能实现。”陈云对苏绣产品出口的鼓励，促进了苏绣的对外销售。根据陈云的指示，苏州市委开始加强对外贸工作的领导，专门组织苏绣艺人前往东欧进行考察调研，根据国际市场需求扩大日用绣品的品种和生产能力，苏绣的对外销售量日益增加。
从陈云给苏绣研究所的题词，可以看出陈云对出口商品的原则要求，那就是要以国际市场的需要而定。适者生存是价值规律决定市场竞争成败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否能够生产并出口国际市场所需要的东西，是决定我们能否进入国际市场的基本条件。早在1950年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谈到对外贸易时就提出：“将来是粮食出口，还是棉花出口？这要看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如果不需要粮食，粮食出不了口，棉花能出口，那么华北地区就多种棉花，其他地区多种粮食。”
1961年在全国外贸专业会议上他又指出：“在国际市场上做生意，不只是我们一家，而是有许多家。在彼此竞争中，哪一种商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哪一种商品就有销路。做生意的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需要，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
指导苏州调整农村政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和继续“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国民经济发展开始以农业为基础，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在进行农村政策调整期间，1961年7月16日陈云到苏州进行调查研究，与苏州专区及吴县等5县负责人、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就双季稻种植、小麦种植、养猪、粮食征购、自留地等5个问题进行交流。
对于双季稻种植问题，陈云结合嘉兴等地方种植双季稻导致产量下降的情况指出：“苏州共有一百零几万亩地，前几年上面号召种双季稻，你们只种了1万亩，今年吴县种的多一些，也只占耕地2.8%，可见是‘开明士绅，知道双季稻种多了没饭吃。种双季稻可以用来接济口粮，但不能种得太多。”
对于小麦种植面积增加而蚕豆种植面积减少的问题，陈云指出：“你们蚕豆的播种面积越来越小，对此，农民是有意见的。蚕豆既是口粮又是菜，而且出口比小麦换汇多。没有这些小杂粮，市场上的东西就多不起来。要多种点蚕豆，少种点麦子。粮食不要挤蔬菜，该种蔬菜的地还是种菜。”
对于农民的自留地较少的问题，陈云指出：“你们自留地不多，在这个问题上不开明。多给社员划点自留地比给社员增加口粮好，自留田的比例一定要占到耕地面积的6%，其中大田占4%，房前屋后占2%。而且农民在自留地每天用4个半小时种出来的东西，质量比在集体地里用7个小时种出来的还好。现在要想办法使集体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个体生产的好。”
对于农民养猪受到一定限制问题，陈云指出：“母猪要尽快下放给社员私养，放得早，可以赶上割草。”
对于粮食征购的积极性问题，陈云指出：“全国粮食产量1957年是三千六百亿斤，今年估计只有二千九百亿斤。尽管今年进口一百亿斤粮食，但仍然很紧张。灾区得不到充分救济，城里口粮标准更低了。因此，余粮区要多交售粮食，你们不能不多负担一点。当然，如果多产了不能多吃，长期下去，积极性肯定要受影响。你们的口粮标准现在是三百七八十斤，第一步先恢复到前两年水平，吃四百三十斤，第二步再恢复到五百零六斤的水平。”
陈云此次苏州调研，不仅对苏州农村政策的调整进行了直接的指导，对这次调查的情况，陈云专门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并且将在此次苏州调研和早些时候青浦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三个调研报告报送中央，这些报告后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印发，对全国农村政策的调整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推动评弹事业发展
陈云虽然没有专门分管过文化领域的工作，但他一生始终对评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长期与相关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和高屋建瓴的指导。
1960年2月2日，陈云在苏州疗养时，就评弹创作和演唱中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时指出，二类书内容比较健康，唱词的比重增加了，但说表差。说表是评弹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人物的心理描写。说表好，塑造的人物才给人深刻的印象。穿插和噱头是要的，以前是滥放，现在又失之于拘谨。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的，作报告也要讲点笑话。由于艺人缺乏地理、历史和科学知识，传统书中不少地方有常识性错误，整理时要注意改正。要区分神话和迷信。要提倡严肃认真的台风，演唱时眼睛不要乱动，不要油腔滑调。唱腔允许各有风格，但要保持评弹特点。“要努力搞好新书目的创作，新书到群众中去演出，会受到欢迎的……新书开始时不要怕短……有了短的就会有长的。新书目才说了不久，开始时粗糙一些是难免的。好比拉面条就是由粗到细。新书有三分好就鼓掌……要扶持新书，对创作新书的人，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对新的总要多花点力量扶持。”
1961年7月18日陈云在苏州调研，就传统评弹《珍珠塔》发表意见时指出：“现在大家对《珍珠塔》改得都很认真，这个精神是好的。现在不要忙作结论，也不要公开批评，让大家鼓足勇气改，多种方法试验，时间长一些，经过比较，可以知道改的程度，是大改还是小改。评弹应该经常到北方去演出，一方面扩大影响，同时也是提高艺人文化水平的一种方法。让他们开阔眼界，还要让他们多读些小说，多看些书画。希望苏州和上海合作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演员。”这次谈话后，经江苏省委和苏州市委同意，苏州评弹学校开始筹建。次年12月27日，陈云在苏州休养时，就传统评弹《孟丽君》的改编发表意见时指出：“潘伯英等改编的《孟丽君》，很成功，集中了二类书的优点，可算是这类书的代表作……这部书在说理方面是成功的……唱词也安排得比较集中，用了很多典故，用得很好。这对提高听众的文化水平有好处。”“这部书穿插、噱头也很好，韵白也用得很好。”他认为不足的是，有些地方道理讲得不够，使人听了不能完全信服。还有些常识性的问题，说得不正确。书中有一些地方，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文革”后，陈云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苏州评弹事业。1979年11月27日，陈云写信给周良，随信寄去为苏州评弹学校题写的校名。信中写道：“苏州是出过四五十个状元的地方，又是文人雅士聚居的所在，我的题字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经你一再催促，评弹又是我喜爱的文艺，所以遵嘱写上六个字，寄上，不知可用否？”1982年3月18日，陈云在苏州南园饭店同周良谈话时指出：听了青年会书的录音，刘天韵说《求雨》抑扬顿挫，吐字清楚。弹词中篇《真情假意》，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所以是成功的。培养青年演员，要多收男学生。要有男双档。还要注意培养评话学生。要培养青年演员的事业心。评弹是一项艺术事业，不要看轻自己，评弹是有希望的。
陈云曾谦虚地说：“我听书和搞经济工作不一样。经济工作是我建国以来分工从事的工作，是以全副精力去抓的。评弹是我的业余爱好，随便谈谈的。”其实，在这“随便谈谈”的背后，是他从一个“老听客”的角度对评弹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评弹提出那么多入情入理、有针对性的意见。陈云对苏州评弹的调研与谈话，处处体现出他对文化事业的观点、思想与工作方法。文艺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是陈云的根本观点。他旗帜鲜明地表达：“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着眼于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予以辩证的指导，这是陈云指导文艺工作的一个特点。他强调：“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文艺来源于生活，要从实际生活中吸取营养。这个观点在陈云关于评弹的指导意见中，不止一次地被提及。他认为，评弹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形式，要符合生活常理，符合历史真实。他曾亲自下功夫做了不少考证工作。1960年3月，陈云在听杨斌奎老艺人说《描金凤》时，对从苏州能否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有疑问，怀疑明代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回到北京后，他特地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帮忙考证。后经专家考证，这条水路在隋朝就通过船了，明朝仍是通的。
习近平在2011年11月16日中央党校讲话《谈谈调查研究》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并强调：“陈云同志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这是很有道理的。”陈云的苏州调研，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唯物辩证法的调研方法的具体体现，是他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鲜明写照。认真学习陈云严谨认真的调研作风，对于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顾鸿）
在进行农村政策调整期间，1961年7月16日陈云到苏州进行调查研究，与苏州专区及吴县等5县负责人、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就双季稻种植、小麦种植、养猪、粮食征购、自留地等5个问题进行交流。
对于双季稻种植问题，陈云结合嘉兴等地方种植双季稻导致产量下降的情况指出：“苏州共有一百零几万亩地，前几年上面号召种双季稻，你们只种了1万亩，今年吴县种的多一些，也只占耕地2.8%，可见是‘开明士绅，知道双季稻种多了没饭吃。种双季稻可以用来接济口粮，但不能种得太多。”
对于小麦种植面积增加而蚕豆种植面积减少的问题，陈云指出：“你们蚕豆的播种面积越来越小，对此，农民是有意见的。蚕豆既是口粮又是菜，而且出口比小麦换汇多。没有这些小杂粮，市场上的东西就多不起来。要多种点蚕豆，少种点麦子。粮食不要挤蔬菜，该种蔬菜的地还是种菜。”
对于农民的自留地较少的问题，陈云指出：“你们自留地不多，在这个问题上不开明。多给社员划点自留地比给社员增加口粮好，自留田的比例一定要占到耕地面积的6%，其中大田占4%，房前屋后占2%。而且农民在自留地每天用4个半小时种出来的东西，质量比在集体地里用7个小时种出来的还好。现在要想办法使集体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个体生产的好。”
对于农民养猪受到一定限制问题，陈云指出：“母猪要尽快下放给社员私养，放得早，可以赶上割草。”
对于粮食征购的积极性问题，陈云指出：“全国粮食产量1957年是三千六百亿斤，今年估计只有二千九百亿斤。尽管今年进口一百亿斤粮食，但仍然很紧张。灾区得不到充分救济，城里口粮标准更低了。因此，余粮区要多交售粮食，你们不能不多负担一点。当然，如果多产了不能多吃，长期下去，积极性肯定要受影响。你们的口粮标准现在是三百七八十斤，第一步先恢复到前两年水平，吃四百三十斤，第二步再恢复到五百零六斤的水平。”
陈云此次苏州调研，不仅对苏州农村政策的调整进行了直接的指导，对这次调查的情况，陈云专门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并且将在此次苏州调研和早些时候青浦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三个调研报告报送中央，这些报告后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印发，对全国农村政策的调整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推动评弹事业发展
陈云虽然没有专门分管过文化领域的工作，但他一生始终对评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长期与相关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和高屋建瓴的指导。
1960年2月2日，陈云在苏州疗养时，就评弹创作和演唱中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时指出，二类书内容比较健康，唱词的比重增加了，但说表差。说表是评弹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人物的心理描写。说表好，塑造的人物才给人深刻的印象。穿插和噱头是要的，以前是滥放，现在又失之于拘谨。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的，作报告也要讲点笑话。由于艺人缺乏地理、历史和科学知识，传统书中不少地方有常识性错误，整理时要注意改正。要区分神话和迷信。要提倡严肃认真的台风，演唱时眼睛不要乱动，不要油腔滑调。唱腔允许各有风格，但要保持评弹特点。“要努力搞好新书目的创作，新书到群众中去演出，会受到欢迎的……新书开始时不要怕短……有了短的就会有长的。新书目才说了不久，开始时粗糙一些是难免的。好比拉面条就是由粗到细。新书有三分好就鼓掌……要扶持新书，对创作新书的人，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对新的总要多花点力量扶持。”
1961年7月18日陈云在苏州调研，就传统评弹《珍珠塔》发表意见时指出：“现在大家对《珍珠塔》改得都很认真，这个精神是好的。现在不要忙作结论，也不要公开批评，让大家鼓足勇气改，多种方法试验，时间长一些，经过比较，可以知道改的程度，是大改还是小改。评弹应该经常到北方去演出，一方面扩大影响，同时也是提高艺人文化水平的一种方法。让他们开阔眼界，还要让他们多读些小说，多看些书画。希望苏州和上海合作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演员。”这次谈话后，经江苏省委和苏州市委同意，苏州评弹学校开始筹建。次年12月27日，陈云在苏州休养时，就传统评弹《孟丽君》的改编发表意见时指出：“潘伯英等改编的《孟丽君》，很成功，集中了二类书的优点，可算是这类书的代表作……这部书在说理方面是成功的……唱词也安排得比较集中，用了很多典故，用得很好。这对提高听众的文化水平有好处。”“这部书穿插、噱头也很好，韵白也用得很好。”他认为不足的是，有些地方道理讲得不够，使人听了不能完全信服。还有些常识性的问题，说得不正确。书中有一些地方，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文革”后，陈云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苏州评弹事业。1979年11月27日，陈云写信给周良，随信寄去为苏州评弹学校题写的校名。信中写道：“苏州是出过四五十个状元的地方，又是文人雅士聚居的所在，我的题字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经你一再催促，评弹又是我喜爱的文艺，所以遵嘱写上六个字，寄上，不知可用否？”1982年3月18日，陈云在苏州南园饭店同周良谈话时指出：听了青年会书的录音，刘天韵说《求雨》抑扬顿挫，吐字清楚。弹词中篇《真情假意》，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所以是成功的。培养青年演员，要多收男学生。要有男双档。还要注意培养评话学生。要培养青年演员的事业心。评弹是一项艺术事业，不要看轻自己，评弹是有希望的。
陈云曾谦虚地说：“我听书和搞经济工作不一样。经济工作是我建国以来分工从事的工作，是以全副精力去抓的。评弹是我的业余爱好，随便谈谈的。”其实，在这“随便谈谈”的背后，是他从一个“老听客”的角度对评弹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评弹提出那么多入情入理、有针对性的意见。陈云对苏州评弹的调研与谈话，处处体现出他对文化事业的观点、思想与工作方法。文艺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是陈云的根本观点。他旗帜鲜明地表达：“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着眼于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予以辩证的指导，这是陈云指导文艺工作的一个特点。他强调：“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文艺来源于生活，要从实际生活中吸取营养。这个观点在陈云关于评弹的指导意见中，不止一次地被提及。他认为，评弹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形式，要符合生活常理，符合历史真实。他曾亲自下功夫做了不少考证工作。1960年3月，陈云在听杨斌奎老艺人说《描金凤》时，对从苏州能否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有疑问，怀疑明代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回到北京后，他特地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帮忙考证。后经专家考证，这条水路在隋朝就通过船了，明朝仍是通的。
习近平在2011年11月16日中央党校讲话《谈谈调查研究》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并强调：“陈云同志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这是很有道理的。”陈云的苏州调研，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唯物辩证法的调研方法的具体体现，是他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鲜明写照。认真学习陈云严谨认真的调研作风，对于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顾鸿）
在进行农村政策调整期间，1961年7月16日陈云到苏州进行调查研究，与苏州专区及吴县等5县负责人、部分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就双季稻种植、小麦种植、养猪、粮食征购、自留地等5个问题进行交流。
对于双季稻种植问题，陈云结合嘉兴等地方种植双季稻导致产量下降的情况指出：“苏州共有一百零几万亩地，前几年上面号召种双季稻，你们只种了1万亩，今年吴县种的多一些，也只占耕地2.8%，可见是‘开明士绅，知道双季稻种多了没饭吃。种双季稻可以用来接济口粮，但不能种得太多。”
对于小麦种植面积增加而蚕豆种植面积减少的问题，陈云指出：“你们蚕豆的播种面积越来越小，对此，农民是有意见的。蚕豆既是口粮又是菜，而且出口比小麦换汇多。没有这些小杂粮，市场上的东西就多不起来。要多种点蚕豆，少种点麦子。粮食不要挤蔬菜，该种蔬菜的地还是种菜。”
对于农民的自留地较少的问题，陈云指出：“你们自留地不多，在这个问题上不开明。多给社员划点自留地比给社员增加口粮好，自留田的比例一定要占到耕地面积的6%，其中大田占4%，房前屋后占2%。而且农民在自留地每天用4个半小时种出来的东西，质量比在集体地里用7个小时种出来的还好。现在要想办法使集体生产的产品，质量比个体生产的好。”
对于农民养猪受到一定限制问题，陈云指出：“母猪要尽快下放给社员私养，放得早，可以赶上割草。”
对于粮食征购的积极性问题，陈云指出：“全国粮食产量1957年是三千六百亿斤，今年估计只有二千九百亿斤。尽管今年进口一百亿斤粮食，但仍然很紧张。灾区得不到充分救济，城里口粮标准更低了。因此，余粮区要多交售粮食，你们不能不多负担一点。当然，如果多产了不能多吃，长期下去，积极性肯定要受影响。你们的口粮标准现在是三百七八十斤，第一步先恢复到前两年水平，吃四百三十斤，第二步再恢复到五百零六斤的水平。”
陈云此次苏州调研，不仅对苏州农村政策的调整进行了直接的指导，对这次调查的情况，陈云专门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并且将在此次苏州调研和早些时候青浦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和《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三个调研报告报送中央，这些报告后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上印发，对全国农村政策的调整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推动评弹事业发展
陈云虽然没有专门分管过文化领域的工作，但他一生始终对评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长期与相关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和高屋建瓴的指导。
1960年2月2日，陈云在苏州疗养时，就评弹创作和演唱中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时指出，二类书内容比较健康，唱词的比重增加了，但说表差。说表是评弹的重要手段，主要用于人物的心理描写。说表好，塑造的人物才给人深刻的印象。穿插和噱头是要的，以前是滥放，现在又失之于拘谨。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的，作报告也要讲点笑话。由于艺人缺乏地理、历史和科学知识，传统书中不少地方有常识性错误，整理时要注意改正。要区分神话和迷信。要提倡严肃认真的台风，演唱时眼睛不要乱动，不要油腔滑调。唱腔允许各有风格，但要保持评弹特点。“要努力搞好新书目的创作，新书到群众中去演出，会受到欢迎的……新书开始时不要怕短……有了短的就会有长的。新书目才说了不久，开始时粗糙一些是难免的。好比拉面条就是由粗到细。新书有三分好就鼓掌……要扶持新书，对创作新书的人，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对新的总要多花点力量扶持。”
1961年7月18日陈云在苏州调研，就传统评弹《珍珠塔》发表意见时指出：“现在大家对《珍珠塔》改得都很认真，这个精神是好的。现在不要忙作结论，也不要公开批评，让大家鼓足勇气改，多种方法试验，时间长一些，经过比较，可以知道改的程度，是大改还是小改。评弹应该经常到北方去演出，一方面扩大影响，同时也是提高艺人文化水平的一种方法。让他们开阔眼界，还要让他们多读些小说，多看些书画。希望苏州和上海合作培养出更多更好的演员。”这次谈话后，经江苏省委和苏州市委同意，苏州评弹学校开始筹建。次年12月27日，陈云在苏州休养时，就传统评弹《孟丽君》的改编发表意见时指出：“潘伯英等改编的《孟丽君》，很成功，集中了二类书的优点，可算是这类书的代表作……这部书在说理方面是成功的……唱词也安排得比较集中，用了很多典故，用得很好。这对提高听众的文化水平有好处。”“这部书穿插、噱头也很好，韵白也用得很好。”他认为不足的是，有些地方道理讲得不够，使人听了不能完全信服。还有些常识性的问题，说得不正确。书中有一些地方，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文革”后，陈云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苏州评弹事业。1979年11月27日，陈云写信给周良，随信寄去为苏州评弹学校题写的校名。信中写道：“苏州是出过四五十个状元的地方，又是文人雅士聚居的所在，我的题字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经你一再催促，评弹又是我喜爱的文艺，所以遵嘱写上六个字，寄上，不知可用否？”1982年3月18日，陈云在苏州南园饭店同周良谈话时指出：听了青年会书的录音，刘天韵说《求雨》抑扬顿挫，吐字清楚。弹词中篇《真情假意》，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所以是成功的。培养青年演员，要多收男学生。要有男双档。还要注意培养评话学生。要培养青年演员的事业心。评弹是一项艺术事业，不要看轻自己，评弹是有希望的。
陈云曾谦虚地说：“我听书和搞经济工作不一样。经济工作是我建国以来分工从事的工作，是以全副精力去抓的。评弹是我的业余爱好，随便谈谈的。”其实，在这“随便谈谈”的背后，是他从一个“老听客”的角度对评弹进行了大量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评弹提出那么多入情入理、有针对性的意见。陈云对苏州评弹的调研与谈话，处处体现出他对文化事业的观点、思想与工作方法。文艺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这是陈云的根本观点。他旗帜鲜明地表达：“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着眼于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予以辩证的指导，这是陈云指导文艺工作的一个特点。他强调：“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文艺来源于生活，要从实际生活中吸取营养。这个观点在陈云关于评弹的指导意见中，不止一次地被提及。他认为，评弹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形式，要符合生活常理，符合历史真实。他曾亲自下功夫做了不少考证工作。1960年3月，陈云在听杨斌奎老艺人说《描金凤》时，对从苏州能否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有疑问，怀疑明代是否有这样一条水路。回到北京后，他特地请中国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帮忙考证。后经专家考证，这条水路在隋朝就通过船了，明朝仍是通的。
习近平在2011年11月16日中央党校讲话《谈谈调查研究》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并强调：“陈云同志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这是很有道理的。”陈云的苏州调研，是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唯物辩证法的调研方法的具体体现，是他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鲜明写照。认真学习陈云严谨认真的调研作风，对于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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