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民

　　今年3月4日，罗运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1周年了！

　　当年的形影相随，言犹在耳；石子岗的挥泪永别，如同隔日。从此天上人间，想见音容云万里，每思教诲月三更。

　　从1964年春到1975年冬，罗运来书记在徐州十一年。其间，让他放手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三年，而其含冤受屈、饱受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的时间，却长达八年之久。

　　罗运来是一位有理想、有智慧、有抱负的地委书记。他激情满怀，昂扬奋进，脚踏实地，心系百姓，为改变徐州地区的穷困面貌而不知倦怠地忘我工作。他的光辉形象、高尚品格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中。

　　“层层布点，样板推动”的领导思维和工作模式，让徐州干部耳目一新

　　罗运来在淮阴、苏州地区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苏州的华西大队是全国的先进典型，罗运来一来到徐州便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借鉴苏州的先进经验，改变干部群众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振奋工作精神，从而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

　　他来徐州，初任地委第二书记，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真实情况。我随他跑了全区八县的许多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召开了多次干部群众座谈会，并调查了各类先进典型。他认为，有典型，就有希望。他相信典型的力量是巨大的。他常常提到华西的经验，鼓励各级干部甚至组织群众去华西参观学习。他说：“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小富即安的思想，只有通过先进典型，才可以打破，才能解决问题。”

　　沛县敬安公社的王刷楼大队，是地区农口的改碱试点，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罗运来看过以后，非常兴奋。他说：“这个典型搞好了，可以带动周围的河口公社、范楼公社一大片地区，意义很大。”他指出，这样的试点，不能光由一个农业部门来搞，要加派力量，让水利局、多管局和农科所参加，从改土、施肥、种子、水利、多种经营等一齐下手，综合治理，集中攻关，要搞一个成一个，搞一片成一片，使之成为真正值得推广的样板。为此，他在这里召开了三个公社的干部会议，统一思想，推广经验。

　　东海县的黄川公社、赣榆县的金山公社、丰县的顺河公社、睢宁县的黄河故道等，都有各自的先进典型，但这些先进典型或因领导重视不够，或实际工作推广不力，都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罗运来分别在这些地区召开了不同形式的现场会议，通过这些活动，引起各级领导对试点工作的重视，并扩大了试点的影响。

　　铜山县的大庙公社是徐州地委历次农村运动的试点，在全区有一定的影响。罗运来多次来到大庙公社调查，提出光搞“运动”不行，要搞成名副其实的生产样板，并且要扩大到连边的大吴和大黄山两个公社，变成“三大”样板，由地委直接去抓，地区农科所等有关部门要派技术力量参加。

　　后来，罗运来将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在全区树立“百队样板”，以“三大样板”为龙头，在全区广泛宣传，形成合力，大力推广。在地委常委会和县委书记会议上，罗运来的这些想法，受到一致肯定。

　　1965年9月19日，地委隆重召开全区“百队样板”三级干部大会，一批先进典型在大会上作了发言，罗运来经过认真准备，亲自撰稿作了大会总结。会后，“百队样板”成了议论的热点，树样板、学样板、赶样板也成了工作追逐的目标。

　　“落后不能说三年”的一句口头禅，成了激发干部斗志的推动力

　　三年中，罗运来对下面的干部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落后不能说三年”。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畏难情绪，有些干部精神振作不起来，工作没有起色。

　　罗运来认为，要搞好工作首先必须解决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他每到一处，都要谈到落后变先进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落后，落后是由各种主客观的条件造成的。但是，我们不怕落后，因为落后是可以改变的。

　　在睢宁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他做了一个长篇讲话，反复宣传“穷则思变”的道理。他的讲话，语言生动，例证充分，令人信服。他说，睢宁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工作都很辛苦，怎么办呢？要把这个账记在老天的头上，苦干三年落后也可以变先进。他提倡干工作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决不能被困难吓倒。

　　在沛县王刷楼大队，他说现在很多人一看到大片的盐碱地，就发愁，认为是个愁肠。光愁不行，要像大寨人，敢于改造它。这一片改造好了，推广的意义非常大。

　　在邳县，他反复强调，要想干革命就要敢于到那些条件差的地方去。他说：“做工作如逆水行舟，靠吃现成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在新沂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他提出“六赶六超”，号召干部要克服穷自卑、穷自满、“老油条”思想，鼓励大家振作精神。

　　在很多地方，他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落后不能说三年”，如果三年还是老样子，落后面貌还没有改变，那就要“搬家”、“换位子”、“刮鼻子”。

　　罗运来的文化不高，但是爱学习，文章写得好，有时自撰文章在中央报刊发表。他常说，写文章应记住四点：立意明确，举例生动，论证有据，结尾有力。当地的干部常说，听了他的报告，有一种高屋建瓴、语出惊人的感觉，震撼力很强。渐渐地在干部中流传出这样一句话：“徐州要罗来运转了。”这句话，不胫而走，传播甚广。

　　“两副担子一肩挑”，罗运来承受着双重压力，仍紧抓生产不放

　　1965年秋，全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中央文件上有人估计，农村基层政权60%以上不在贫下中农手中，所以要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解决。

　　根据这种错误的判断，江苏省委决定，全省组织5万人的社教工作团，每个地区先解决一个县的问题。

　　9月，徐州地委工作团组成，确定集中在新沂县打歼灭战。社教团共7840人，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大型企业、县社干部共3811人，其余的都是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和下放回乡职工。

　　社教团组成后，在铜山大湖营房进行了一个月的学习培训，然后，浩浩荡荡开进新沂。社教队进村后，不仅地、富、反、坏一片惊恐，基层干部的震动也很大，思想上产生压力，工作不敢领导，生产受到影响。

　　罗运来身为地委书记兼社教总团团长，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他非常担心两个问题：一是生产落下来，方兴未艾的“百队样板”活动陷于流产；二是运动中执行政策过左，伤害干部的积极性。这段时间，他烟抽得特别多，休息越来越少，每到一处总先问问生产情况，再听社教工作汇报。因为当时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在社教团，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12月19日，罗运来在地委开完会后去新沂途中，先在睢宁检查了一天工作，晚上住在宿迁。20日，来到新沂唐店公社听取了地委常委秘书长纪凤来关于先行社的汇报，又听了省委办公厅、中央军委驻队工作组关于坡桥、后滩两个大队社教运动的情况汇报。21日上午，在瓦窑公社又听取了工作队的汇报。下午，便匆匆赶到县城，立即召开社教团党委会议。总团副团长戴为然（省委党校校长）、刘平（共青团省委书记）、高秉田（地委常委副专员）出席，县委书记尹士彬列席会议。

　　会上，罗运来说：“老尹（士彬）、老郑（副书记郑兴立）基本上要和我们一起活动。老尹要站起来，敢于交代，敢于决裂，敢于领导生产和运动。”罗运来还对尹士彬讲：“生产你们多考虑一些，不要怕说唱对台戏，因为现在明确了，唱不倒我们的决心。”罗运来看似对尹邓施加压力，实则为他们解脱。

　　12月23日，罗运来又来到唐店先行社，听过汇报以后，他强调了四条意见：一、要提高工作队的领导水平、政策水平，使运动健康发展；二、要有团结大多数的战略思想；三、要注意分化瓦解，让有问题的干部主动交代问题；四、领导人要亲自上阵，加强具体指导。

　　12月26日，罗运来来到窑湾公社检查工作，社教队汇报公社养鸭场场长自杀身亡。罗运来十分吃惊，让我立即告诉总团办公室，今后凡遇到死人情况，必须立即汇报，并彻底查明原因。一次，晚上9时左右，我陪同罗运来到唐店公社的后滩大队，事先没有通知，当时工作队正在批斗生产队会计。罗运来突然进来，见这个会计正双膝跪在地上，他坐下来后，点燃一支烟慢吞吞地说：“有什么问题站起来说吧，不要跪在地上。”现场的尴尬局面得以缓和。

　　炮车公社是新沂的生产先进单位，已经进行一次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又成了复查的“重点”。公社党委书记原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兼任的，运动开展之前已经调往徐州，担任地区多种经营管理局局长。工作队进驻后，又通知该同志回去作检查，交代问题，并且屡次检查都过不了关。

　　罗运来几次到炮车检查工作，听取工作队回报。工作队负责人坚持对该同志进行处分，罗运来比较了解此人，表示：“对他不要戴帽子，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有些问题领导上要担担子。”后来中央“23条”下来了，总团通知让该同志马上回原单位去工作。对于群众中所谓的“漏划成份”问题，罗运来听取各工作队汇报时，从不轻易表态，他强调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必须认真核实，弄清材料再上报。同时，反复强调要坚持贯彻中央“23条”中团结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政策，尽量缩小打击面，不留后遗症。新沂的社教运动，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无果而终。

　　“文化大革命”枉加罪名，蒙受八年不白之冤

　　正当罗运来踌躇满志，准备为改变徐州的贫困面貌而一展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人民心目中老成持重、废寝忘食工作的罗运来，被卷入了这场狂潮。

　　1967年2月4日，地委被“夺权”的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晚9点多钟，灯光暗淡，寒风凛冽，一伙手持木棍、头戴柳条帽的造反派，突然冲进地委大院，大喊大叫。等我从楼上的地委文革办公室来到大院时，罗运来已经被两个彪形大汉拖了下来，双臂后拧，摁倒在地，面朝冰冷的水泥地面。造反派们宣布夺权开始，他们要罗运来交出印鉴，因为印鉴在地委机要室保管，他们就将机要员赵允庆反拧双臂从楼上拉了下来，让他交出印鉴。赵允庆不肯，罗运来怕他受苦，无奈地说：“交吧。”这就是后来被造反派大肆宣扬的“2·4”夺权。

　　在黑暗中，人们注意到现场指挥“夺权”的两个熟悉的面孔。一个是地委小车班皮某，他是地委书记罗运来的小车司机，如今是造反派司令；另一个是军分区的副司令王某，平时在第一书记面前唯唯诺诺，今天第一书记成了他们迫害的对象。场面惊心动魄，令人匪夷所思。我彻夜无眠。

　　第二天上午，夺权的造反派来到文革办公室，找我和张心亮谈话。来谈话的两个人也是熟面孔，一个姓朱，一个姓姜。开口便说：“你们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听了让人一阵恶心。

　　此后的八年，罗运来被强加多顶帽子：会道门、假党员、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5·16”分子、反军乱军直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等等。目的就是要打倒他。

　　在地委领导干部中，罗运来的“解放”和恢复工作很晚。这事一直让我迷惑不解。1967年4—5月份，“革委会”成立，要搞“三结合”。讨论先结合哪个领导干部时，我所在单位的造反组织通知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我说应该先结合罗运来，并列举了四条理由。会后不到半天，就招来了大字报的严厉批判，什么死保黑主子、夹着黑提包、坐着黑汽车、开黑会、写黑文等等，一连串用了32个“黑”字。不知深浅的我，哪晓得地委大院里惊涛骇浪，为避风险，我回到乡下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46年后的2013年，我第一次看到发表在新疆《沙湾文学》（2008年第4期）上的一篇名为《见证》的文章时，才解开了心中的谜团。作者罗思荣，是原徐州农校一位青年女生。一直纠缠不休的所谓罗运来“9·6”大字报的真相，原来是一起冤案，而她是唯一的历史见证人。感谢罗女士的这篇文章，这不仅是一份历史的见证，更是一份真切的怀念，正如她自己在文中所说：“我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愚昧和荒诞，我见证了一个老革命的胸怀和功绩，我也见证了本该澄清的历史真实。在我有生之年，在他离开人世十五周年之后，以此文寄托我对一个老革命的哀思。”

　　（责任编辑：顾鸿）

　　罗运来身为地委书记兼社教总团团长，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他非常担心两个问题：一是生产落下来，方兴未艾的“百队样板”活动陷于流产；二是运动中执行政策过左，伤害干部的积极性。这段时间，他烟抽得特别多，休息越来越少，每到一处总先问问生产情况，再听社教工作汇报。因为当时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在社教团，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12月19日，罗运来在地委开完会后去新沂途中，先在睢宁检查了一天工作，晚上住在宿迁。20日，来到新沂唐店公社听取了地委常委秘书长纪凤来关于先行社的汇报，又听了省委办公厅、中央军委驻队工作组关于坡桥、后滩两个大队社教运动的情况汇报。21日上午，在瓦窑公社又听取了工作队的汇报。下午，便匆匆赶到县城，立即召开社教团党委会议。总团副团长戴为然（省委党校校长）、刘平（共青团省委书记）、高秉田（地委常委副专员）出席，县委书记尹士彬列席会议。

　　会上，罗运来说：“老尹（士彬）、老郑（副书记郑兴立）基本上要和我们一起活动。老尹要站起来，敢于交代，敢于决裂，敢于领导生产和运动。”罗运来还对尹士彬讲：“生产你们多考虑一些，不要怕说唱对台戏，因为现在明确了，唱不倒我们的决心。”罗运来看似对尹邓施加压力，实则为他们解脱。

　　12月23日，罗运来又来到唐店先行社，听过汇报以后，他强调了四条意见：一、要提高工作队的领导水平、政策水平，使运动健康发展；二、要有团结大多数的战略思想；三、要注意分化瓦解，让有问题的干部主动交代问题；四、领导人要亲自上阵，加强具体指导。

　　12月26日，罗运来来到窑湾公社检查工作，社教队汇报公社养鸭场场长自杀身亡。罗运来十分吃惊，让我立即告诉总团办公室，今后凡遇到死人情况，必须立即汇报，并彻底查明原因。一次，晚上9时左右，我陪同罗运来到唐店公社的后滩大队，事先没有通知，当时工作队正在批斗生产队会计。罗运来突然进来，见这个会计正双膝跪在地上，他坐下来后，点燃一支烟慢吞吞地说：“有什么问题站起来说吧，不要跪在地上。”现场的尴尬局面得以缓和。

　　炮车公社是新沂的生产先进单位，已经进行一次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又成了复查的“重点”。公社党委书记原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兼任的，运动开展之前已经调往徐州，担任地区多种经营管理局局长。工作队进驻后，又通知该同志回去作检查，交代问题，并且屡次检查都过不了关。

　　罗运来几次到炮车检查工作，听取工作队回报。工作队负责人坚持对该同志进行处分，罗运来比较了解此人，表示：“对他不要戴帽子，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有些问题领导上要担担子。”后来中央“23条”下来了，总团通知让该同志马上回原单位去工作。对于群众中所谓的“漏划成份”问题，罗运来听取各工作队汇报时，从不轻易表态，他强调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必须认真核实，弄清材料再上报。同时，反复强调要坚持贯彻中央“23条”中团结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政策，尽量缩小打击面，不留后遗症。新沂的社教运动，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无果而终。

　　“文化大革命”枉加罪名，蒙受八年不白之冤

　　正当罗运来踌躇满志，准备为改变徐州的贫困面貌而一展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人民心目中老成持重、废寝忘食工作的罗运来，被卷入了这场狂潮。

　　1967年2月4日，地委被“夺权”的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晚9点多钟，灯光暗淡，寒风凛冽，一伙手持木棍、头戴柳条帽的造反派，突然冲进地委大院，大喊大叫。等我从楼上的地委文革办公室来到大院时，罗运来已经被两个彪形大汉拖了下来，双臂后拧，摁倒在地，面朝冰冷的水泥地面。造反派们宣布夺权开始，他们要罗运来交出印鉴，因为印鉴在地委机要室保管，他们就将机要员赵允庆反拧双臂从楼上拉了下来，让他交出印鉴。赵允庆不肯，罗运来怕他受苦，无奈地说：“交吧。”这就是后来被造反派大肆宣扬的“2·4”夺权。

　　在黑暗中，人们注意到现场指挥“夺权”的两个熟悉的面孔。一个是地委小车班皮某，他是地委书记罗运来的小车司机，如今是造反派司令；另一个是军分区的副司令王某，平时在第一书记面前唯唯诺诺，今天第一书记成了他们迫害的对象。场面惊心动魄，令人匪夷所思。我彻夜无眠。

　　第二天上午，夺权的造反派来到文革办公室，找我和张心亮谈话。来谈话的两个人也是熟面孔，一个姓朱，一个姓姜。开口便说：“你们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听了让人一阵恶心。

　　此后的八年，罗运来被强加多顶帽子：会道门、假党员、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5·16”分子、反军乱军直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等等。目的就是要打倒他。

　　在地委领导干部中，罗运来的“解放”和恢复工作很晚。这事一直让我迷惑不解。1967年4—5月份，“革委会”成立，要搞“三结合”。讨论先结合哪个领导干部时，我所在单位的造反组织通知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我说应该先结合罗运来，并列举了四条理由。会后不到半天，就招来了大字报的严厉批判，什么死保黑主子、夹着黑提包、坐着黑汽车、开黑会、写黑文等等，一连串用了32个“黑”字。不知深浅的我，哪晓得地委大院里惊涛骇浪，为避风险，我回到乡下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46年后的2013年，我第一次看到发表在新疆《沙湾文学》（2008年第4期）上的一篇名为《见证》的文章时，才解开了心中的谜团。作者罗思荣，是原徐州农校一位青年女生。一直纠缠不休的所谓罗运来“9·6”大字报的真相，原来是一起冤案，而她是唯一的历史见证人。感谢罗女士的这篇文章，这不仅是一份历史的见证，更是一份真切的怀念，正如她自己在文中所说：“我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愚昧和荒诞，我见证了一个老革命的胸怀和功绩，我也见证了本该澄清的历史真实。在我有生之年，在他离开人世十五周年之后，以此文寄托我对一个老革命的哀思。”

　　（责任编辑：顾鸿）

　　罗运来身为地委书记兼社教总团团长，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他非常担心两个问题：一是生产落下来，方兴未艾的“百队样板”活动陷于流产；二是运动中执行政策过左，伤害干部的积极性。这段时间，他烟抽得特别多，休息越来越少，每到一处总先问问生产情况，再听社教工作汇报。因为当时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在社教团，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12月19日，罗运来在地委开完会后去新沂途中，先在睢宁检查了一天工作，晚上住在宿迁。20日，来到新沂唐店公社听取了地委常委秘书长纪凤来关于先行社的汇报，又听了省委办公厅、中央军委驻队工作组关于坡桥、后滩两个大队社教运动的情况汇报。21日上午，在瓦窑公社又听取了工作队的汇报。下午，便匆匆赶到县城，立即召开社教团党委会议。总团副团长戴为然（省委党校校长）、刘平（共青团省委书记）、高秉田（地委常委副专员）出席，县委书记尹士彬列席会议。

　　会上，罗运来说：“老尹（士彬）、老郑（副书记郑兴立）基本上要和我们一起活动。老尹要站起来，敢于交代，敢于决裂，敢于领导生产和运动。”罗运来还对尹士彬讲：“生产你们多考虑一些，不要怕说唱对台戏，因为现在明确了，唱不倒我们的决心。”罗运来看似对尹邓施加压力，实则为他们解脱。

　　12月23日，罗运来又来到唐店先行社，听过汇报以后，他强调了四条意见：一、要提高工作队的领导水平、政策水平，使运动健康发展；二、要有团结大多数的战略思想；三、要注意分化瓦解，让有问题的干部主动交代问题；四、领导人要亲自上阵，加强具体指导。

　　12月26日，罗运来来到窑湾公社检查工作，社教队汇报公社养鸭场场长自杀身亡。罗运来十分吃惊，让我立即告诉总团办公室，今后凡遇到死人情况，必须立即汇报，并彻底查明原因。一次，晚上9时左右，我陪同罗运来到唐店公社的后滩大队，事先没有通知，当时工作队正在批斗生产队会计。罗运来突然进来，见这个会计正双膝跪在地上，他坐下来后，点燃一支烟慢吞吞地说：“有什么问题站起来说吧，不要跪在地上。”现场的尴尬局面得以缓和。

　　炮车公社是新沂的生产先进单位，已经进行一次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又成了复查的“重点”。公社党委书记原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兼任的，运动开展之前已经调往徐州，担任地区多种经营管理局局长。工作队进驻后，又通知该同志回去作检查，交代问题，并且屡次检查都过不了关。

　　罗运来几次到炮车检查工作，听取工作队回报。工作队负责人坚持对该同志进行处分，罗运来比较了解此人，表示：“对他不要戴帽子，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有些问题领导上要担担子。”后来中央“23条”下来了，总团通知让该同志马上回原单位去工作。对于群众中所谓的“漏划成份”问题，罗运来听取各工作队汇报时，从不轻易表态，他强调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必须认真核实，弄清材料再上报。同时，反复强调要坚持贯彻中央“23条”中团结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政策，尽量缩小打击面，不留后遗症。新沂的社教运动，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无果而终。

　　“文化大革命”枉加罪名，蒙受八年不白之冤

　　正当罗运来踌躇满志，准备为改变徐州的贫困面貌而一展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人民心目中老成持重、废寝忘食工作的罗运来，被卷入了这场狂潮。

　　1967年2月4日，地委被“夺权”的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晚9点多钟，灯光暗淡，寒风凛冽，一伙手持木棍、头戴柳条帽的造反派，突然冲进地委大院，大喊大叫。等我从楼上的地委文革办公室来到大院时，罗运来已经被两个彪形大汉拖了下来，双臂后拧，摁倒在地，面朝冰冷的水泥地面。造反派们宣布夺权开始，他们要罗运来交出印鉴，因为印鉴在地委机要室保管，他们就将机要员赵允庆反拧双臂从楼上拉了下来，让他交出印鉴。赵允庆不肯，罗运来怕他受苦，无奈地说：“交吧。”这就是后来被造反派大肆宣扬的“2·4”夺权。

　　在黑暗中，人们注意到现场指挥“夺权”的两个熟悉的面孔。一个是地委小车班皮某，他是地委书记罗运来的小车司机，如今是造反派司令；另一个是军分区的副司令王某，平时在第一书记面前唯唯诺诺，今天第一书记成了他们迫害的对象。场面惊心动魄，令人匪夷所思。我彻夜无眠。

　　第二天上午，夺权的造反派来到文革办公室，找我和张心亮谈话。来谈话的两个人也是熟面孔，一个姓朱，一个姓姜。开口便说：“你们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听了让人一阵恶心。

　　此后的八年，罗运来被强加多顶帽子：会道门、假党员、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5·16”分子、反军乱军直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等等。目的就是要打倒他。

　　在地委领导干部中，罗运来的“解放”和恢复工作很晚。这事一直让我迷惑不解。1967年4—5月份，“革委会”成立，要搞“三结合”。讨论先结合哪个领导干部时，我所在单位的造反组织通知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我说应该先结合罗运来，并列举了四条理由。会后不到半天，就招来了大字报的严厉批判，什么死保黑主子、夹着黑提包、坐着黑汽车、开黑会、写黑文等等，一连串用了32个“黑”字。不知深浅的我，哪晓得地委大院里惊涛骇浪，为避风险，我回到乡下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46年后的2013年，我第一次看到发表在新疆《沙湾文学》（2008年第4期）上的一篇名为《见证》的文章时，才解开了心中的谜团。作者罗思荣，是原徐州农校一位青年女生。一直纠缠不休的所谓罗运来“9·6”大字报的真相，原来是一起冤案，而她是唯一的历史见证人。感谢罗女士的这篇文章，这不仅是一份历史的见证，更是一份真切的怀念，正如她自己在文中所说：“我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愚昧和荒诞，我见证了一个老革命的胸怀和功绩，我也见证了本该澄清的历史真实。在我有生之年，在他离开人世十五周年之后，以此文寄托我对一个老革命的哀思。”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