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的一次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史无前例，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前进，但与之伴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自1978年以来，围绕改革主题有过几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上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第二次争论是围绕市场化改革主题展开的争论；第三次争论是始于200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新一轮争论，这三次争论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最高宣传权威。社论一出来，大家就知道这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
众所周知，针对“两个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先是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
当时，中央党校学员中出现了争论，争论的内容就是两个标准：一个是以毛泽东指示为准，再一个就是以“文革”的实践为准。两个标准显然打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党校研究室决定写一篇文章，由孙长江执笔，他在文章中说判断是非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就是实践。就在这篇文章接近完成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一篇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请党校帮助修改。最后由孙长江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就整合成了见报的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遭到上层人士猛烈指责。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支持。5月30日，邓小平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开了36天。在会议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标准战胜。
在会议闭幕式上，华国锋作了检查。他说，“两个凡是”束缚了思想，他要负主要责任。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全会公报还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这是在中央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公报还说要努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这就是开放。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三中全会还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经过第一次大争论，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平反冤假错案，为大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同志老干部恢复了名誉；二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支持下，小岗村第一个在全国实行了包产到户；三是1979年4月，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议要求创立特区，得到邓小平支持，第一特区在深圳“落户”；四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发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五是放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等。
第二次大争论：
市场化改革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1982年至1984年，围绕商品经济展开了大规模的争论。当时，以薛暮桥、林涧青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取向，以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相区别。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如果提商品经济会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有人就把“商品经济论”当作“精神污染”加以批判。
1984年10月，中共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写进决定，从而统一了全党认识，推进了改革。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写出了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时间又过去了5年，从1989年至1992年，此次争论是有关市场经济的。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时，以吴敬琏、廖季立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范畴之间没有区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风波发生后，有人批判“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提法，把“市场化”与“私有化”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两大罪名。
不久，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在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随后，《真理的追求》杂志连续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重提“姓社”与“姓资”》等文章，将反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头指向经济领域，把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看作阶级斗争的假想敌。
各类报刊上关于姓“社”姓“资”争论的文章，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针对这场争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直关注着。1991年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1991年初视察上海的讲话，先后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4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结果，皇甫平的文章遭到了指责和围攻。endprint
《当代思潮》1991年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强调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随后，《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指出：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同时，《高校理论战线》也在1991年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指出：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思想理论界关于姓“社”与姓“资”的争论，对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少私营企业主因担心党和国家的政策会发生变化，因而导致私营经济发展出现大幅度滑坡。
1989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有90581户，从业人员1640051人，注册资金844776万元。但到1990年6月底，私营企业的数量下降到了8.8万户，直到这年年底才回升到9.8万户。据统计，到199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还不到1987年的水平。
1990年7月，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两派经济学家又发生激烈交锋，老经济学家薛暮桥慷慨陈言，批驳“计划取向”的言论，并在会后上书中央倡言市场经济改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表态说，他看不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强调“十三大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他还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两次谈话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左”的东西泛滥一时，人们心头充满疑云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其间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回答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针对全国上下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发生质疑的问题，邓小平一语破天机：“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作者注：这里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私营经济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打破了困扰人们姓“社”姓“资”的禁锢。
1993年，私营企业迅速走出低谷，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1994年，增至43.2万家。至于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在1989年和1990年间几乎没有增加，但从1992年到1995年，增长了约20倍，达到2400多亿元。
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共十四大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这场争论才尘埃落定。
第三次大争论：
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新一轮争论
2004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改革。从年底到第二年年初，中央领导先后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将2005年定位为中国的“改革年”。强调要用更大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2004年至2006年又是中国改革史上不平常的三年。自2004年起社会上再次发起了关于中国改革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被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是继1982年—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这场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大争论愈演愈烈，历时两年多才落下帷幕。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顾雏军指责郎咸平是在“诽谤”，并对郎咸平提起诉讼。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进而引发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郎咸平认为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并且呼吁停止国企改革，他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建议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管理层收购。郎咸平指出的问题，内地学者早就揭露过，并不新鲜，但是内地学者使用的是学术语言，很难引起大众关注的目光。而郎咸平以情绪化的语言诉诸大众，再加上其香港学者的特殊身份，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从而刮起了“郎旋风”。
郎咸平要求停止国企改革的看法引起争论。吴敬琏承认，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郎咸平所批评的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但是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北大教授周其仁认为，叫停国企改制的战略，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微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朝华呼吁人们“反思国企产权改革须注意鉴别方向”，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资产流失现象的本质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所导致的腐败。而根治腐败，归根结底要靠民主和法治。这些经济学家被舆论称为“主流经济学家”。endprint
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地学者写文章与郎咸平呼应。他们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韩德强三人，发表了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对郎咸平予以支持。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他们认为，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
“郎顾之争”挑起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路径与方向争论，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文件内容共36条，简称为“非公36条”。这是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文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
“非公36条”颁布后，2005年4月20日，由105位人士署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标题是《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被称为是左派的“新万言书”。他们认为“36条”违反宪法：“第一，违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第二，违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引起社会动荡。”同时他们提出四条建议：“第一，立即撤消《若干意见》，根据《宪法》制定《基本经济制度法》和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单行法律，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第二，制定符合基本经济制度的公私经济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三，把贫富差距的测评指标列入社会发展规划，并纳入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第四，建立有基本经济制度和贫富差距的统计报告及检查审议制度。”2005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颁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明确表示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
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得出了“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的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于中国医改的大讨论随即拉开帷幕。这场讨论的核心实际是对医疗改革市场化取向的质疑。由于近年药费、医疗费居高不下，“看不起病”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场讨论的支持方多具有平民色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对中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指出，医疗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过低、强制性不够、预防功能不强；其次，医疗服务价格混乱导致医疗费用持续攀升；第三，政府投入比例过低，对医疗市场管理力度较弱。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核心在于在改革中强化政府责任。卫生部一高级官员10月26日除表示该部“从未表态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也不同意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外，还说：卫生部的工作当中肯定有失误，但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些财经类媒体也指出，医疗改革并非一无是处。即便是在遭到批评最多的医疗机构民营化方面，多方资本的进入对缓解政府财政投入压力、提高医疗设备水平和服务质量，也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仔细辨析失败原因的细节，笼统地否定一切并不可取。
这个报告公布的第二天即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就此，沸沸扬扬“郎顾之争”似乎结束，但是要不要继续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要不要触动产权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2006年3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闭门会议在北京郊区杏林山庄举行，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主持，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将在汇总之后，直接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
就在杏林山庄座谈会后的两天，2006年3月6日，一篇新华社消息贴到了各大网站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2006年3月14日上午，“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他谈到20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中央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
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文章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
改革开放推进到今天，允许争论鼓励争论更有特殊意义。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争论本身就是不同利益相互博弈、达成共识、形成妥协的渠道，健康充分的争论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保证改革正确方向的基础。争论可以更充分地暴露问题，也有助于更充分地反思问题。坚持改革，必须以反思改革为前提。反思得越彻底，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希望就会越大，改革就会越彻底。
应该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
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地学者写文章与郎咸平呼应。他们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韩德强三人，发表了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对郎咸平予以支持。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他们认为，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
“郎顾之争”挑起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路径与方向争论，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文件内容共36条，简称为“非公36条”。这是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文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
“非公36条”颁布后，2005年4月20日，由105位人士署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标题是《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被称为是左派的“新万言书”。他们认为“36条”违反宪法：“第一，违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第二，违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引起社会动荡。”同时他们提出四条建议：“第一，立即撤消《若干意见》，根据《宪法》制定《基本经济制度法》和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单行法律，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第二，制定符合基本经济制度的公私经济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三，把贫富差距的测评指标列入社会发展规划，并纳入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第四，建立有基本经济制度和贫富差距的统计报告及检查审议制度。”2005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颁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明确表示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
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得出了“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的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于中国医改的大讨论随即拉开帷幕。这场讨论的核心实际是对医疗改革市场化取向的质疑。由于近年药费、医疗费居高不下，“看不起病”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场讨论的支持方多具有平民色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对中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指出，医疗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过低、强制性不够、预防功能不强；其次，医疗服务价格混乱导致医疗费用持续攀升；第三，政府投入比例过低，对医疗市场管理力度较弱。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核心在于在改革中强化政府责任。卫生部一高级官员10月26日除表示该部“从未表态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也不同意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外，还说：卫生部的工作当中肯定有失误，但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些财经类媒体也指出，医疗改革并非一无是处。即便是在遭到批评最多的医疗机构民营化方面，多方资本的进入对缓解政府财政投入压力、提高医疗设备水平和服务质量，也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仔细辨析失败原因的细节，笼统地否定一切并不可取。
这个报告公布的第二天即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就此，沸沸扬扬“郎顾之争”似乎结束，但是要不要继续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要不要触动产权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2006年3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闭门会议在北京郊区杏林山庄举行，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主持，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将在汇总之后，直接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
就在杏林山庄座谈会后的两天，2006年3月6日，一篇新华社消息贴到了各大网站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2006年3月14日上午，“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他谈到20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中央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
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文章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
改革开放推进到今天，允许争论鼓励争论更有特殊意义。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争论本身就是不同利益相互博弈、达成共识、形成妥协的渠道，健康充分的争论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保证改革正确方向的基础。争论可以更充分地暴露问题，也有助于更充分地反思问题。坚持改革，必须以反思改革为前提。反思得越彻底，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希望就会越大，改革就会越彻底。
应该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
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地学者写文章与郎咸平呼应。他们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韩德强三人，发表了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对郎咸平予以支持。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他们认为，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
“郎顾之争”挑起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路径与方向争论，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文件内容共36条，简称为“非公36条”。这是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文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
“非公36条”颁布后，2005年4月20日，由105位人士署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标题是《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被称为是左派的“新万言书”。他们认为“36条”违反宪法：“第一，违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第二，违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引起社会动荡。”同时他们提出四条建议：“第一，立即撤消《若干意见》，根据《宪法》制定《基本经济制度法》和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单行法律，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第二，制定符合基本经济制度的公私经济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三，把贫富差距的测评指标列入社会发展规划，并纳入全面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第四，建立有基本经济制度和贫富差距的统计报告及检查审议制度。”2005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颁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明确表示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
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的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得出了“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上不成功”的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场关于中国医改的大讨论随即拉开帷幕。这场讨论的核心实际是对医疗改革市场化取向的质疑。由于近年药费、医疗费居高不下，“看不起病”的呼声日渐高涨，这场讨论的支持方多具有平民色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对中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指出，医疗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过低、强制性不够、预防功能不强；其次，医疗服务价格混乱导致医疗费用持续攀升；第三，政府投入比例过低，对医疗市场管理力度较弱。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核心在于在改革中强化政府责任。卫生部一高级官员10月26日除表示该部“从未表态说过医疗改革不成功，也不同意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外，还说：卫生部的工作当中肯定有失误，但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些财经类媒体也指出，医疗改革并非一无是处。即便是在遭到批评最多的医疗机构民营化方面，多方资本的进入对缓解政府财政投入压力、提高医疗设备水平和服务质量，也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仔细辨析失败原因的细节，笼统地否定一切并不可取。
这个报告公布的第二天即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就此，沸沸扬扬“郎顾之争”似乎结束，但是要不要继续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要不要触动产权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2006年3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闭门会议在北京郊区杏林山庄举行，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主持，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这些意见将在汇总之后，直接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汇报。
就在杏林山庄座谈会后的两天，2006年3月6日，一篇新华社消息贴到了各大网站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
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2006年3月14日上午，“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他谈到20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中央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
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文章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
改革开放推进到今天，允许争论鼓励争论更有特殊意义。在社会日益分化的情况下，争论本身就是不同利益相互博弈、达成共识、形成妥协的渠道，健康充分的争论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保证改革正确方向的基础。争论可以更充分地暴露问题，也有助于更充分地反思问题。坚持改革，必须以反思改革为前提。反思得越彻底，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希望就会越大，改革就会越彻底。
应该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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