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文革”时期太注意“左”或“右”，而且一阵批判“极左”，一阵又转风向，开始批判“极右”。结果是多少年下来，让一般人弄得“左”“右”不是。据何东回忆，当年他父亲供职的机关里，有个人原名叫“×永右”。“文革”一来，赶紧改名叫“永左”，而且还因此得到革委会特别表扬，说他是“大义灭名”。到“文革”刚一结束，他又改回名来还叫“永右”，可之后又开始批极右。这一次他做得比较绝，干脆去派出所改户口本，从此就叫“永中”了。

　　这不是段子，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现在看来感觉可笑，但谁又能笑得出来呢。那个时代，随处可见的是批斗、游街、大字报、戴高帽，两个字——整人。被整者无疑是痛苦的，整人者却未必快乐。前脚整人，后面又被人整，其心情若何，想必是体验了现世报一样吧。

　　宋振庭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以博学、多识、能写而受到瞩目，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从任曲阳区大队政委时算起，三十年间，他当过市委书记、地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中央党校教育长，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党校顾问。“文革”前，宋振庭和傅抱石谈了一次画，傅事后对关山月说：“想不到东北还有这么一个人，地方官里还有这样懂艺术的人。”冯其庸也曾提起，宋振庭有一次到冯家，看到墙上的一幅画，脱口而出：这是XX笔法。还有一次，北方昆曲剧院请宋振庭去看《牡丹亭》的彩排，他竟能整段整段背杜丽娘的唱词，令在场的行家大为惊诧。宋振庭自己则说：“我不是思想家，但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可以夸张一点说，我不是用双脚站在地球上的，而是用自己的脑子站立于世界。”周恩来曾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对东北的同志说：“各地都有地方戏，你们啥也没有，评剧源于唐山落子，不是东北的。”“你们东北是工业基地，钢铁、电力、煤炭等都居全国前列，还有大豆高粱，但你们的文化艺术太差了。”作为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听到总理直截了当的批评，宋振庭很受刺激，经过深思，决意创建吉剧，他向省委请缨，亲自抓这项工作。1959年冬天，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宋家每天晚上聚集着一帮人，有写剧本的，有设计唱腔的，有导演的，连弹带唱带争论，每天闹到后半夜。他们本着“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思想，在反复切磋、探讨、争论之后，一个新剧种终于在东北诞生了。他们带着《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买线》等剧目进京演出，引起轰动，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和曹禺、王朝闻等戏剧界权威的称誉。其中《桃李梅》是宋振庭夜里躺在床上突发灵感得来的创意——用三种花隐喻三种不同性格女性的命运编一出戏。后来全国有16个剧种移植演出过这个剧目。可以说，没有宋振庭就没有吉剧。

　　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曾有过不堪的“整人”经历。宋振庭的最后几年，是在胰腺癌的折磨中度过的。去世前半年，他在写给夏衍的信中说：“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

　　夏衍的回信，既婉言抚慰宋振庭的负疚之心，又列举建国后封建残余继续为患的诸多事实：“足下大病之余，总以安心静养为好，病中苛责自己……对康复不利。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我们这些人也真的认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早已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禇赣生、邹益编《告白人间——名人遗书》）

　　当年在延安批斗王实味时，斗争会上，王实味每说句什么，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说些什么。他便站起来大声喊：“喂，喂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引火烧身，引来了对他的批判。

　　在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的会议上，众炮齐轰，众多重量级人物如周扬、刘白羽、丁玲集矢萧军，萧军火爆脾气，哪里受得了这气？他舌战群儒，不曾怯场，会上火药味渐浓，从晚上八点舌战到凌晨两点，一焰更比一焰高。后来吴玉章出来圆场：“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萧军听了吴老这话，心里好受了一些，也退了一步，做了自我批评：“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那百分之一的错，你们有没有呢？”丁玲站了出来：“我们一点错都没有，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对共产党毫无影响。”这话又激怒了萧军，萧军撂下话来：“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不想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注：一角五分钱可买一颗子弹），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说完则走人。

　　1955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开展对胡风集团的批判斗争。这个会开到第三次，矛头突然转向，给每个与会者发了一份给刘少奇的“匿名信”，接着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理由一是丁玲与陈企霞把《文艺报》搞成独立王国，丁玲在文学研究所还搞了一个独立王国；二是说丁玲、陈企霞等人都有历史问题没有搞清，他们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揭发批判会共开了16次。9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得到中央批准，开除陈企霞与李又然的党籍，丁玲被撤职，但没有开除党籍。后来，丁玲提出，1955年对她的批判，很多都与事实不符，要求中宣部重新调查，并写了申诉材料。1956年，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调查“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经调查核实，认为大多与实际情况不符。为此，1957年1月作协党组召开若干次会议，讨论修改给丁玲、陈企霞定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1957年5月作协整风，广大群众发言提意见对搞“丁陈反党小集团”提出质疑。周扬等人在会上承认1955年对丁、陈的搞法是错误的。紧接着，反右斗争开始了，丁玲被说成是“翻案”，“向党进攻”。而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保留作协理事。后来她随丈夫陈明到北大荒，“文革”中被关进监狱8年，出来后安置在山西长治乡下。1979年返回北京，后平反。不知在挨整时，在狱中时，丁玲是否会想起和萧军那次对话，我想一定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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