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滨新

　　在社会公众的印象中，蔡元培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而广为人知的，他一生著作等身，在其300余万字的《蔡元培全集》（共18卷，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收录他创作的小说只有一篇——《新年梦》（《蔡元培全集》第1卷，422—436页）。文艺评论家认为：该小说内容新鲜奇特，具有丰富的思想和政治价值，见证了110年前蔡元培的政治理想。

　　蔡元培的小说《新年梦》共9000余字，1904年2月17日（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二）开始在《俄事警闻》（1904年2月26日改名为《警钟日报》——笔者注）分六期连载。

　　小说开头是这样的：“公喜！公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真可喜！真可喜！这两句话，是一个支那人（原文如此——编者注）自号‘中国一民的，在甲辰年正月初一日午前六点钟，从床上跳起来对他的朋友说的。”

　　甲辰年即1904年，“中国一民”是小说的主人公，全文以其梦游观感为主体展开叙述。

　　“中国一民”是蔡元培的代言人

　　小说对“中国一民”有明确交代，“原来那人是江南富家子弟，他自幼性情有点孤怪，读书之外，喜学工艺，内地的木工、铁工都是旧法，无所不学，一学就会”，“到十六岁时，……跑到通商口岸作工度日，兼学英、法、德三国文字。……他又学了点西人的普通学，学了点西人的工艺，就要游历外国”。“中国一民”先后游历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吉利、意大利、瑞士等国，还到俄国考察，从西伯利亚回到东三省，由北到南，“循着几条河流，一处一处的考察过了，又回到从初次出发的通商场”。

　　由此可见，“中国一民”是一位重视实学的读书人，对中国和西方有较深了解，懂得时代风气和时代潮流，如小说里所说：“他是最爱平等、爱自由的人。”

　　蔡元培把小说主人公取名“中国一民”是有寓意的，他其实是蔡元培的代言人。“中国一民”典出《礼运》篇：“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1902年，蔡元培在爱国学社时，主张“劳工神圣”，曾自号“民友”。1904年主编《警钟日报》时，觉得“吾一民耳，何谓民友”，故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诗经·大雅·云汉》）之意，号曰“孑民”，意为自己只是一位黎民百姓。《新年梦》写道，“那时此人已经三十多岁了”，这些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恰恰选着后一个甲辰年的正月初一，这位‘中国一民先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蔡元培写这篇小说时36岁，一个甲子之后，蔡元培也“九十多岁”，这与“中国一民”的年龄也完全相符。

　　蔡元培的《新年梦》以“中国一民”为主人公，个中隐含着他自己的政治理想。

　　具有幻想色彩的《新年梦》

　　《新年梦》又是一个怎样的梦呢？

　　第一，“家人”要变为“国人”、“世界人”。“中国一民”认为人类不能胜自然，“是因为地球上一国一国的分了，各要贪自己国里的便宜。国与国的交涉，把人的力量都縻费掉了。……一国中，又是一家一家的分了，各要顾自己家里的便宜，把人的力量都縻费掉了”。由于国人尚无国民意识，“有家没有国”，“连那自己土地都送给别人作战场都不管”，“中国人真厚脸皮！”于是他“长吁短叹”，认为“要是有一天，从家人进一步到成了国人的资格，或者有一天，从国人再进一步成了世界人的资格，有一番新局面，才可以有个新纪念啊！”

　　第二，主张改造中国。如何由“家人”成为“国人”，进而成为“世界人”？首先必须“好好造起一个国来才好”。但是当时的政府“竟依着一两个人的主意，算做我们多数人的主意，这仿佛一个店铺，被一个冒充管账的人，私造印章，把货物盗卖给别人”。于是，“我们一定要有实力，把这冒充管账的逐了，还要与取货的评理。评理不下来，就要开战”。“中国一民”认为要“把冒充管账的逐了”，指的是要推翻对内专制、对外屈从的清政府；“与取货的评理”、“开战”，就是与列强进行斗争，实现民族独立。

　　第三，建立万国公法裁判所。侵略中国的各国海军被中国击败、租界收回以后，外国人“由俄、美两国介绍，与我们议和约”。“中国一民”认为：“我们虽然战胜，但并不是借此占便宜，趁着各国军备零落的时候，就提出弭兵会的宗旨来。”为解决国际间纠纷，“请设一个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若干队。裁判员与军人皆按各国人口派定。国中除警察兵外，不得别设军备，两国有龃龉的事，悉由裁判所公断。有不从的，用世界军打他”，“从此各国竟没有战事了”。

　　第四，倡导世界大同。因为各国没有战事，“所以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那中国人的康乐，自然更高几倍了”。“中国一民”提出废除姓氏、家庭、婚姻、法律，统一语言、文字，“那时候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到很有条理，没有推诿的模糊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到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病的统统有人医他。没有夫妇的名目，两个人合意了，光明正大的在公园里订定，应着时候到配偶室去。……后来竟没有人犯的，竟把这种律例废掉了，裁判所也撤了。……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意会，一学就会，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这种景象真美，类似《礼运》中描绘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第五，建立胜自然会。“中国一民”期望世界统一之后，“大家商量开一个大会，把这些国都消灭了，把那个虚设的万国公法裁判所、世界军也废掉了，立一个胜自然会”。“因为人类没有互相斗争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斗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使，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叫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其时，世界大同，人类转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进而开发其他星球。110年前，在古老帝国的黄昏时刻，蔡元培竟能作如此美好的想象，让人几乎不能相信！endprint

　　蔡元培《新年梦》里所揭示的这些理想，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具有理想国的幻想色彩，这在客观上也受制于当时深刻的民族危机和复杂的社会背景。

　　鲜明的时代局限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刺激着有志之士对社会改良的新认识。当时，从西方陆续传入各种资产阶级的新思想，其中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思想敏锐者的注意。

　　蔡元培认为，各种思想当时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是因为“吾人对现在国家之组织，断不能云满意，于是学者倡无政府主义，欲破坏政府之组织”（蔡元培《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蔡元培出于反清革命、救亡图存的愿望，也学习研究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理论，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互助论”，以及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等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实是《俄事警闻》，系蔡元培记忆有误——笔者注）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蔡元培1906年曾写过《记绍兴志学会三大愿》一文，表示“愿天下无贫人”、“愿天下无病人”、“愿天下无恶人”的愿望，这也是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

　　因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蔡元培也一度指望用暴动和暗杀等激进方式，“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预备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说的“三十六岁以后”参加革命，指的是他1902年相继成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组织成立光复会，次年加入同盟会。为表示对清政府不满，蔡元培在创办《俄事警闻》时，报纸就以干支纪年方法以取代清朝年号，下面再注西历。《新年梦》所采用的纪年法，用的也是干支“甲辰年”。

　　后来，蔡元培对于小说《新年梦》中所信仰的“废财产、废婚姻”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和“西洋社会主义”，有过反思。蔡元培谈到，当年在上海与他一道信仰“西洋社会主义”的一些革命党人，自己没有一文钱积蓄却不肯踏实工作，专门抢夺别人财产供自己挥霍，美其名曰“此本公物也”。蔡元培为此感慨道：“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黄世晖《蔡孑民先生传略》）可见，蔡元培后来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这些思想是有明显局限性的。

　　在蔡元培《新年梦》发表前后，也有清末知识精英创作过一些“乌托邦”小说，把民族国家的重构倾注在对“新中国”和“新世界”的想象上。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完成5回，未完篇），选择60年后的正月初一为叙述起点，以孔觉民回溯《中国近六十年史》拉开帷幕。陈天华于1905年创作《狮子吼》，时间节点是中国人民举行“光复五十年纪念会”，构拟了一个“世外的桃源、文明的雏本”的“民权村”，后因其蹈海自尽而停笔。1910年，陆士谔出版《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以“宣统二年正月初一日”为起点，想象40年后新中国“非他邦人所及得上”。

　　这些小说与蔡元培的《新年梦》一样，都属一厢情愿的书斋浪漫，具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然而，个中所折射的对民族兴衰的忧患意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自由、平等、幸福等民主追求，以及坚信“睡狮”定变“醒狮”乃至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梦想”，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启蒙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民主革命、祈盼民族复兴、追求人类和谐的思想轨迹。

　　（责任编辑：巫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