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骅

　　邓演达（1895—1931，一说为1897年出生），又名策成、仲密，字择生，广东惠州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邓演达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农民运动，和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立场接近、配合默契，逐渐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自欧洲回国后，他又组建第三党，策划直接针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军事行动，引起蒋介石的忌恨，最后被暗中杀害，年仅36岁，可谓英年早逝。但他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和才华，这使得他拥有独特的领袖魅力，分别表现在他的三种气质上：军人气质、思想家气质和革命气质。

　　军人气质：戎马生涯、身先士卒

　　现存的邓演达照片，大多着军装，气宇轩昂，英姿勃发，这和他戎马一生的人生历程确实相吻合。如黄埔军校初建时，邓演达代理教练部主任，并兼任学生队总队长，他注重军容风纪，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学生则严而不苛，威而不猛，态度诚挚，深得黄埔学生的信任。

　　不仅如此，在邓演达的军人生涯中，每逢战事，他总冲锋在前，即使身为指挥官，也经常亲临战场第一线指挥作战。邓演达在战场上表现出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军人气质，赢得了将士们的衷心爱戴。

　　1923年11月，时任团长的邓演达率第三团在左翼迎击来犯的陈炯明部。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后，邓演达率部全线出击，将敌人击溃。这次战役颇为激烈，伤亡较大，敌军伪造假情报在香港报纸刊登：“第一师健将邓演达，已在东江作战阵亡，粤军第一师丧失了一员青年有为的健将，从此必衰弱不振，孙军不足畏矣。”由此也可见陈炯明部对邓演达十分忌惮。

　　北伐期间，邓演达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出征，一路参与指挥贺胜桥战役等，兵锋所指，所向披靡。1926年9月，邓演达以攻城总司令的身份三次指挥攻打武昌城，尤其是第三次攻城，战况异常激烈，邓演达直抵城下，结果所骑战马被流弹击中倒地，有一颗子弹从他左肋下穿过，幸而未受伤。

　　邓演达早年征战南北，又在黄埔军校执教有年，这使得他的追随者中，不乏军事领域的名将，如在北伐时和叶挺齐名、抗战时与日军奋勇作战的第三党重要领导人之一黄琪翔将军，就是典型代表。1929年11月黄埔革命同学会成立于上海。领导人邓演达成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部分黄埔学生的联络中心。这些黄埔学生多数是手握兵权的军队军官，能对蒋介石构成实质性威胁，故蒋介石处心积虑必置邓演达于死地。

　　思想家气质：见解独到、理论系统

　　邓演达不仅在军事上是一员骁将、健将，而且思维缜密，理论功底深厚，富有思想，每每能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作出深刻的分析，见解独到，因而能够吸引一大批志同道合之士跟随他。

　　邓演达一生好学，青年时期四处求学，每入学校，必孜孜苦读，这使得他的理论素养也迅速提高。1909年邓演达刚满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全班同学数他年纪最小，但他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1912年，邓演达插班入读广东陆军速成学校，一如往昔刻苦攻读，和他同住一房的郭冠杰回忆称其“为性纯洁，不慕荣利，好读书，学校的一切学术科也能悉心研究，每试必名列前茅，经史子集无不读”。1917年春，邓演达以优等生的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一时期，他还苦修德文，这为他以后赴德探寻救国真理奠定了基础。自保定军校毕业后，邓演达投身革命，四处征战，但他从未停止自己的思考，尤其是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被迫出国，他更是如饥似渴地借鉴西方经验，探寻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富强的良方，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邓演达一生服膺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好读书、勤思考的邓演达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系统主张，即“平民革命”论。邓演达的“平民革命”进一步诠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平民政权”对应“民权主义”，以“土地国有”实现耕者有其田来对应“民生主义”。

　　邓演达后期，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一直笔耕不辍，仅回国后到被捕的15个月时间中，发表的政治论文和起草的文件宣言有20余篇，近20多万字。由于邓演达是一位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革命志士，因而他的文字说理透彻、气势磅礴、充满激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直到1931年6月，邓演达在被捕的前两个月还撰写长文《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明确将中国革命归结为“平民革命”。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就令有才子之称的章伯钧深为折服，章伯钧后来还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扬，成为第三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主要指导思想。自成体系、富有说服力的思想理论体系，是邓演达身边追随者众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革命气质：忠诚奋发、意志坚定

　　邓演达最能吸引追随者的地方，除了他的军人气质和理论素养，最关键的是他对革命事业的一颗忠诚、坚毅之心。

　　可以说，邓演达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邓演达14岁时，就在革命元勋邓铿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从此踏上革命征途，终生不渝。1923年6月，奉命拱卫孙中山大元帅府。孙中山授予28岁的邓演达为少将参军职务，并赠亲笔题字、照片及手书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足以说明孙中山先生对邓演达的高度信任。后邓演达流亡欧洲时，常常以牺牲的革命同志来激励自己，他在写给夫人的家信中说：“我每每想起从前一般的相识、同事、同志，多少已经为国家为人民为职务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唯有我一个人现在还躲在外国研究，不能同死在一堆，我心里头实在难过。人生总是要死一次，不过要为人民为大家去死才能够死得得当就是了。”还说：“以后如果回去，就只有一直做到死为止，绝不至于想东想西的了。”可以说，邓演达早已经做好了为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而贡献生命的准备。

　　难能可贵的是，邓演达虽屡遭挫折，但一直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高度热忱和忠诚。

　　邓演达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令他身边的诸多朋友、同志都为之感动，甚至包括蒋介石的亲信部下。因此，当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不幸被捕后，正在江西“剿共”的陈诚当即于23日电请蒋介石，“请为国惜才，从宽处理”。陈诚甚至准备为邓演达之事而离职赴南京，他称自己营救邓演达“全为革命前途着想，非尽为友谊”。邓演达罹难后，陈诚痛惜万分，他在写给夫人的家信中说：“择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陈诚当时已经成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但他和邓演达同为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1923年5月，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时，陈诚当时为副官，亲眼目睹邓演达的勇猛作战，对邓演达了解颇深，深知邓演达忠诚革命，这才不遗余力地为营救邓演达而奔走，并在邓氏遇害后痛惜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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