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军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人多力量大的声浪中，有个学者不知趣地提倡节育，这就是北大校长马寅初。同一时期，1949年去台的老北大校长蒋梦麟也不约而同地提倡此事，且两位学者均欲以死明志。此事非为巧合，今天看来他们的远见和魄力着实令人敬佩。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蒋梦麟，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留美归国博士。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之后，历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马寅初，1882年生于浙江嵊县，也是留美归国博士，1949年8月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4日被迫辞职，原因是他发表《新人口论》，并饱受近二十年的大批判。

　　他们为什么会提出此事呢？

　　台湾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同样出现人口大幅增长，1958年已超过1000万人。蒋梦麟认为若不克制，十年内台湾将有1500万人，不到1980年，就会增长为2000万人，这会产生严重压力。因为这等于每年增加一个高雄市的人口，消费一个新增石门水库所能增产的粮食量。1949年10月他初到台湾进行环岛考察时，即发现农村民间疾苦太多，而且家庭愈穷生育愈多，生育愈多贫穷愈甚，婴儿死亡率愈大，形成恶性循环。他指出“这种悲惨的情况断非丰衣足食子孙满堂的封翁太君们所能想像的”。从此开始对人口问题予以高度关注。1950年农复会资助台湾省农林厅举办一小规模的农家经济调查。从中蒋梦麟进一步了解到台湾一般农工家庭生育特多，而过多的人口，抵消了农业生产的增加，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准，为此他节育人口的思想更加坚定。蒋梦麟在1951年2月出版的《适应中国历史政治社会背景之农复会工作》及同年7月出版的《土地问题与人口》两文中第一次公开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为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警觉，蒋梦麟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人口的过快增长对台湾社会是个沉重负担，只有做到节育，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才能真正实现台湾农村的复兴。蒋梦麟对节育运动的倡导没有停留在言论上，而是一开始就付诸行动。早在1950年他就领导农复会相关人员着手编印《幸福家庭》手册，介绍节制生育办法。随后积极支持开展妇婴卫生工作，1952年成立妇婴卫生所，1959年又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台湾省卫生处妇婴卫生中心，并于同年由农复会卫生组在台湾农村开展家庭节育计划。所谓妇婴卫生工作主要是指导妇女孕前的卫生节育工作。对此，农复会除了在技术上予以大力支持外，还每年补助经费数十万至数百万元不等，用于设置乡村公共卫生护士，直接对农家已婚妇女推介家庭节育知识与办法。此举获得当地民众的广泛接纳与支持。1954年农复会还支持成立“中国计划家庭协会”，推动节育工作在台湾各地的开展。为了使自己的节育主张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蒋梦麟十分重视妇女节育与人口科学研究工作。早在1952年他就邀请美国著名人口专家巴克莱博士到台湾担任农复会顾问，专门研究台湾人口问题。1962年，又资助设立台湾人口研究中心，开展综合性研究及节育推广工作。

　　大陆方面，1953年马寅初建议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长率为20‰。这次人口普查引起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能否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0‰呢？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30‰，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1956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然而，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马寅初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endprint

　　节育一论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当时却是掀起了不小的风浪。蒋梦麟为此受到猛烈批评。思想保守的人、教会人员以及梦想反攻大陆的人都认为他的主张祸国殃民，有人甚至因此怀疑他是中共的奸细。马寅初呢？北大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校园和他的住宅。1960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人大常委、委员也丢了。此后多年，马寅初被冷藏，再没有什么声音。

　　两岸最高决策者又是什么态度呢？

　　蒋介石在这场论战开始时，未做任何表态，静观正反方的表述。起初蒋梦麟几乎孤军奋战，但在国民党要员何应钦接受他的主张后，他渐渐得到一些人拥护。此后几年，蒋梦麟积极向台湾社会推广他的节育措施，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1967年，在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蒋介石听取蒋梦麟支持者李国鼎的建言，拍板定案，采纳蒋梦麟的主张，在台湾全面推动家庭计划，以“两个孩子恰恰好”的口号倡导节育，以加速经济发展。台湾一地对蒋梦麟人口论的论战，从此平息。

　　而马寅初的人口论虽遭到批判，但当时中共领导层还是倾向于支持计划生育的，只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以及缺乏避孕药具，计划生育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推行。1971年，中国大陆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强制性的力度逐渐加大。1980年以后计划生育所采取的措施比马寅初当初提出的措施更为严厉。作为中国大陆计划生育理论的先驱，中国后来实行的计划生育可以看作是马寅初理论的实践，即带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蒋梦麟是台湾节育理论的先驱，台湾后来实行的家庭计划可以看作是蒋梦麟理论的实践，即自愿的家庭计划。有一些学者把蒋梦麟称为“台湾的马寅初”，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因为马寅初主张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而蒋梦麟主张实行自愿的家庭计划。

　　不同的决策，当然导致了迥异的结局。

　　1979年，马寅初被平反。此时的中国计划生育虽按他当年的建议实施了，但要比马寅初当初的计划生育主张严厉很多，因为人口太多，一般一对夫妻只被允许生一个孩子。面对“一孩”的计划生育政策，社会反弹得很厉害，超生者办法多多，管计生的官员惟有采用强硬措施才能完成计生计划。另一方面，中国“未富先老”，在尚未有健全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年型社会，国家养老计划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可为借鉴的是台湾人口现在保持在2300万人的样子。台湾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飞，人口控制得比较好是一个重要因素。台湾没有严厉的“一孩”型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比较柔性，故没有因此引起激烈的社会难题。台湾省农会总干事刘金约说：“如果没有他的节育主张，本省人口对经济上的压力一定更大。”曾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王世杰更称赞蒋梦麟提倡的节育运动“是他生前对国家所作主要贡献中一件最不平凡的功业……将来的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过去三十多年，台湾地区成功缓和人口增长压力，获得外界肯定。但近年来，岛内生育率又不断下降，当局从宣导避孕，变成提倡“三个孩子更热闹”，力求人口不要成为负增长。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