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万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高举“三面红旗”，整个南京到处天红、地红、人也红。地处郊县的国营南京农场紧跟时代步伐，于1958年夏天，竭尽所有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光华门外天堂村，建起了两座30米小高炉，大炼钢铁。我从尧辰新合第十一果树生产队调出，被派往天堂村工地“南京农场钢铁厂”，负责每天工地采访、广播和编写黑板报的宣传工作。

　　那时，农场人才济济，人气也很旺盛。当时从市、区机关单位和学校，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和老师，加上我们500多名往届高初中插场青年学生，大家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青年，思想觉悟高，生产积极性强，参加农林果牧业劳动和炼钢铁敲矿石、搞运输等都很认真，不怕吃苦，个个都有着冲天的干劲，各项任务也都能完成得很好。我在工地采访中，几乎天天被他们那种无私忘我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常常在广播时热泪盈眶，哽咽得播报不下去。当时我在《南京日报》《鸡鸣》副刊上发表的散文、小小说《雨夜》《同志哥》《喊话》和《难忘的事》《第一炉铁》等，多是那时感动之下即兴创作的。

　　三个月后的国庆节前夕，农场建制和人员有所变动，市里决定将农场钢铁厂划归南京第一机床厂，明确学过炼铁炼钢技术的人员调入机床厂，其他后勤人员等回归农场。那时我虽有幸领到了由第一机床厂发给的工作证，并确定去厂工会搞宣传工作，但由于我并不是专门学过炼钢炼铁技术的人员，加之农场又急需我回去继续搞宣传工作，因此在农场领导薛希贤、郝明成等同志的一再劝说和动员下，我毅然放弃去国营大厂工作的机会，决定回到农场总场部（江宁县东流镇）报到上班。

　　一

　　总场部设在中山门外东郊的原东流农场（1933年建），时为东流果树生产大队，有3000多亩果林地。场部机关各科室就设在庙山下苹果园边20间面对面的小平房里。我被分配在总场部办公室工作，没有明确的职务，就是搞日常宣传和行政事务。当时办公室没有主任，只有场党委秘书郝明成代行其职务。我的日常工作也是由他直接安排和领导的。东流地区在小镇里面也算得上是地大物博了，桃、李、杏等果树和葡萄园以及畜牧场比比皆是，白天见不到什么人，可一到晚上华灯初上时，职工宿舍和草顶大餐厅里就挤满了劳动归来就餐的人群，食堂那扑鼻诱人的饭菜香，好像很快解除了人们一天的辛苦和劳累。

　　到了晚上，城市的人们肯定意想不到，在这偏僻小山村里，就在这座空旷大饭厅，只要喇叭里《蓝色多瑙河》乐曲声起，热闹非凡、男女结伴自发的舞会就算开始了。记忆中，我们办公室和宿舍离大饭厅最近。因为那时晚上除了收听新闻和在宿舍聊天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只有这双人舞会还能吸引不少人前来参加和观赏。我虽在中学读书搞中苏友好活动时，也曾学过跳交谊舞，但不是很精，所以每次都是陪同郝秘书前来旁观，兴奋时也鼓鼓掌，甚至尖叫几声起起哄凑凑热闹。记得那时最爱下场走步跳舞的下放干部和老知青有彭光祥、严德茂、高旭声、李文华、于柳英、邓国华、杨桂珍、陈双林、于振华和陆庆龙等人。

　　二

　　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划和准备，由办公室出版的八开一张《农场生活》油印周报创刊号，终于在1958年11月1日与全场干部职工见面了。郝明成担任周报主编，我负责收稿、写稿、编排、刻印、发送。记得开始的时候刻印这道关最没有把握，因为我从未学过誉写油印技术，只是在学校搞合唱团时，借用老师的钢板、铁笔、蜡纸帮忙刻写过几首歌曲。但字迹都不太规则，何况现在是编印小报，还要插图和画线条美化版面等。幸亏我还有画画和写美术字的基础，就按照蜡纸上现成的小方格，每格一字地工整刻写；标题大小根据内容需要。由于经常变换体裁和板块，加上角花小插画的美化，版面也就显得活泼起来。版面文字采用黑墨油印，报头则是特别请书法家书写了“农场生活”四个行草大字，并专门到刻字社雕成木质横式印章，再用红印油端庄地盖上，红黑对比显得特别鲜明好看。

　　周报的内容，根据节令和生产布局，设置了《一句话》等几个栏目，并刊有各场队通联情况。各栏目文章尽力做到短小精悍、鲜明扼要，其中尤以《一句话》栏目最受欢迎。我们经常请农林牧专家罗时宁、王育民、芦业义、李其华、单庆时、权居义等撰写带有指导性的专稿；在各基层还建立了通讯员网，其中积极投稿的通讯员有马劲风、武奇彬、江挺华等人。《农场生活》周报发行量最高时达100份，农场所属各分场、大队和生产队，基本上都能看到，一时间成为联系大家的桥梁和纽带。在一年多的出报中，我们坚持发行了81期，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和问题。

　　三

　　当《农场生活》开始步入人们工作和生活视野不久，郝秘书又转达场领导的意见：再创办一个油印的综合性月刊，定名为“东流”，11月20日即出版创刊号。虽然我的工作压力加重了，但为发展农垦文化的劲头却更大了。记得在12月18日《江苏文化革命报》上还发表了我写的报道《南京农场办综合性刊物〈东流〉》一文。报道说：“地方国营南京农场继创办八开油印周报《农场生活》后，最近又创办了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16开油印杂志《东流》（月刊）。由中共南京市委委员、老红军场长杨树民担任主编并题写刊名。创刊号在上月20日出版，在首篇《党的祝贺》中指出：‘农场办刊物，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这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而取得的成绩！创刊号上还发表了政论、杂文、小小说、诗歌和山东快书等数十篇各种形式的作品。”

　　为了办好《东流》杂志，我们除了将在下放人员中寻觅到的几位写作较好的中学老师和《南京日报》记者、市级文化机关下放干部等聘为特约撰稿人外，还在知青中发掘有创作才华的年轻人，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专门成立了南京农场业余文学创作组，组长由郝明成兼任，组员有我和张道中、廖湘启、曾泉星、曾广中、王沂、毕庆平等。大家利用业余时间紧跟政治、生产、经贸、农场生活，创作文学作品，提供给《东流》选用。记忆中16开双叠的《东流》杂志，有近40页之多，每期印80本。由于油印、装订量加大，每次出刊前办公室和宣传科的同志都一齐动手帮忙。endprint

　　到了1959年下半年，农场经济和全国形势一样，进入到三年困难时期。为紧缩开支，《东流》杂志仅办了7期就停刊了。但是农场党委并没有放弃对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组织领导，相反在处于经济低谷时期却格外加强了这项工作，最明显的就是在各分场、大队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在此基础上，选拔组建了南京农场业余男子、女子篮球代表队和南京农场业余文工团，还编印出版了《南京农场创作歌曲选》。

　　四

　　南京农场男子篮球代表队在市、区和大型厂矿企业中是赫赫有名的，在多次比赛中不仅都拿到奖项而且名列前茅。男子篮球队成员不是基层果树队的尖子，就是来自农场知青，他们原来在城区中学就是学校篮球代表队的成员。为了开展活动方便，场领导有意将这些篮球选手分别集中到仙林和卫岗两个分场中，再以这两个球队为主力，组建成南京农场男子篮球代表队，第一任队长兼中锋就是来自九中的插场知青余敞（后来任市牛奶公司总经理），场领导为顾全大局，让下夜班的职工也能打上篮球，还在卫岗牧场建起了露天灯光球场。女子篮球队队长是徐天玉，以后她和余敞结为伉俪，所生两个女儿，不仅继承父母的事业留在农场工作，还女承母业加入女子篮球队，一时母女仨同上阵参加比赛被传为佳话。

　　1961年10月5日《南京郊区报》上，发表了我写的关于《南京农场业余文工团编印〈南京农场创作歌曲选〉》的报道。报道说，金秋十月，活跃在南京农场的业余文工团，把近三年来创作的歌曲节目选编成《南京农场创作歌曲选》，在全市工矿大企业宣传部门中进行交流，颇受各界业余文艺爱好者的欢迎。

　　南京农场业余文工团的近百名成员，大都来自南京城里1957届高、初中毕业生。他们原来在学校时对文艺创作和舞台表演就有一定的爱好和基础。1958年初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东郊国营南京农场插场。他们在果园、茶园、大田、猪场、奶牛场、鸡场等各种平凡劳动岗位上，创作并演出了一批“充满着农场泥土芬芳具有农垦企业特色的优秀节目”，不仅在农场所属各分场巡回演出时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而且在市、区每次文艺汇演中屡屡获奖。担任文艺创作组组长和业余文工团正副团长的骨干们都是插场的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清新，敢想敢干，朝气蓬勃，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农场的生产建设和业余文艺创作活动。

　　《南京农场创作歌曲选》（1958～1961）共收入20首歌曲，分独唱、表演唱、山歌、合唱共四个部分。这些歌唱节目都是参加市、区文艺创作汇演的获奖作品。其中第一首女声独唱歌曲《农场姑娘爱唱歌》，后来成为农场系统家喻户晓、人人爱唱的“经典”之作，是由我作词，于振华演唱的。两首女声表演唱《剪窗花》和《喜听猪儿打哼哈》，前一首由我作词，采用山东民歌编曲；后一首由张道中作词、丁士敏作曲并在1961年9月30日庆祝国庆12周年于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晚会上，作为全市唯一的由企业业余文工团参加演出的节目，在与专业文艺团体同台演出中一炮打响。《剪窗花》和《喜听猪儿打哼哈》这两首歌还在1961年12月底，由南京市文化局、市总工会、市文联主办，在延安剧场举行的“南京市1961年群众业余文艺汇报演出”的第二场比赛中，获得女声表演唱的一等奖。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