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骊山脚下的枪声，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帷幕。今天，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者是东北军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张学良将军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一营和卫队二营。我父亲王玉瓒当时是卫队一营上校营长。事变前，奉命在临潼华清池头道门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受张学良将军指派，率兵参与了华清池“捉蒋”这一重要任务。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们所仅知的“捉蒋”者却是参与“捉蒋”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他在接受英国记者詹姆斯·门罗·贝特兰的采访时，歪曲了“捉蒋”过程中的一些事实真相。此后多年，在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访谈中，我父亲王玉瓒始终未被提起过。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共中央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以往的历史问题，拨乱反正，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父亲深受鼓舞，于1978年直接上书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由张学良召集的仅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父亲曾当面聆听过周恩来的讲话，并与随之同行的叶剑英有一面之交）。叶委员长见信后，十分重视，遂指示辽宁省委尽快组织人员查清事实真相。负责调查的中共抚顺市委统战部的两位外调员，不辞劳苦，日夜兼程，历时三个半月，行程8700多公里，查证了20多个线索之后，该部杜部长和李主任于1979年10月，在致父亲的公函中写道：“为你如实地反映历史情况并得到客观证实的忠实态度而钦佩。现在可以告慰你：你的西安事件和云南起义均已落实，不久即可做出历史结论。至此，多年的不白之枉完全得洗，我们为你祝贺。”继而对父亲的政治生涯做出了“爱国”、“正义”、“有功”的历史结论。
此前，为了让党组织查证自己过去的历史，年逾八旬的老父，想请当年西安事变时，也参与了“捉蒋”的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参事室参事）对自己的“捉蒋”史实作证。为此，1979年3月10日，他给孙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挂号信。信中写道：“幸于近日解放日报看到你的文章《看“西安事变” 忆西安事变》，知你健在人间，并在上海任职。”接着，父亲详细地介绍了与孙自西安分手后自己的情况：“我一直是靠薪俸维持全家生活。张副司令奖给我的5000块钱，你是知道的，现已消费殆尽。我现已八旬有余，丧失劳动力，只能依靠子女生活……”垂暮之年的父亲，在自己的“历史问题”尚未被组织上搞清楚的情况下，给自己当年的同事、一位已为众人所知的参与捉蒋者，写这样的求证信，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主动向组织提供证人，期望组织上尽快查清自己的历史，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然而，一个半月过去了，父亲的信宛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好再致孙一信：“我曾于3月10日寄你一信，想早已收到了吧！该信是挂号邮出的，至今月余而未见退回，希望你百忙中复我一信，谈谈别后情况，是为至盼！”并说：“我打算7月中去上海看望你，我在上海有食宿处，方便得很，呆上一两个月不成问题。”父亲还婉转地写了这样一段话：“最近有人问我，你既是西安事变华清池同孙铭九共同‘捉蒋的卫队第一营营长，何以他的文章《看“西安事变” 忆西安事变》中未提你一句呀？我笑着答复说，这个‘未提是必然的，我是能够理解的。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不便加个名字的，正确地说，为了免去麻烦，是不敢提出名字的，即使孙同志提出我来，而采访的记者对于不知底细之人，也不会记录的，这是常识，可以理解，不须惊讶！”
或许是后面的这段话起了作用，第二封信寄出仅仅几天，孙铭九便给我父亲回了一信，称：“你的两封信，我均收到了，真是喜悦地知道你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我感谢你热情对我的关怀之情！我也同样地时刻在想念着你的情况呢……看你的精力比我强，我有点高血压引起的心脏不甚好……”
面对孙铭九的回信，父亲一方面为了尽快解决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免除孙铭九将来被动，又给他写了第三封信，并如实相告：“我已致信全国人大叶剑英委员长，承蒙叶委员长关怀，把我的信批复抚顺市委统战部给予处理，抚顺正在研究处理之际。有关你‘捉蒋的两篇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了，抚顺看报后认为：文章中未曾提出我的名字，发生了疑问，让我提出见证人后，他们才能进行考虑。我当时解释说，我和孙铭九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43年之久未曾谋面。他不知道我在哪儿？做什么工作？是在大陆，还是跑到国外去了？这种重大政治事件中对于将近半个世纪不知其所作所为的人，是不便提出姓名的。统战部问我：‘你能让孙铭九为你作证吗？我说：‘太可能了！”
当时在孙铭九发表的所有“捉蒋”文章中，从未提到“王玉瓒”三个字。不仅如此，因他在文中，把家父任营长的卫队第一营与他为营长的卫队第二营统称为“卫队营”，从而给不知实情的人们造成了错觉，即他是唯一的卫队营长。在这种情况下，让孙铭九为我父亲作证，等于让他亲口否定自己发表的文章。父亲对此也作了考虑，他在第三封信中写道：“这些天里我在考虑由你作证，会不会对你的那两篇文章产生不好的影响呢？我考虑不至于有影响。一则，出具证明，但不在报刊上登出，与那两篇文章不发生冲突；再则，抚顺方面，虽事先看到那两篇文章，但经我加以上述解释，我想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在我写给叶帅和抚顺统战部的信中，清楚地说到：我是‘捉蒋先行官，是我奉命率领步骑兵各一连，担任蒋之驻地——华清池警卫任务。‘双十二拂晓前，是我带领步兵一连先向蒋卫士开始进攻的……”父亲寄信后等了数月之久，孙铭九再也没回信。
不知是否因为一连接到我父亲三封求证信的缘故， 1981年，在上海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孙铭九提交了关于召开临潼扣蒋当事人座谈会的提案。这份提案随后被转交到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由办公室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负责办理。此后，文史办公室联系孙铭九，请他提供参加临潼扣蒋的人员名单。同年7月10日，孙铭九就此事作了回复。全国政协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总一一一辑）》中，以《参加临潼扣蒋的有哪些人》为题，对其信文内容作了摘录，在其开具的十余人名单中，除了一O五师师长刘多荃、二旅旅长唐君尧，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其余数人如王协一、王得胜等多是卫队二营官兵，对我父亲及其所率卫队一营官兵只字不提。endprint
坦诚地说，父亲为还华清池捉蒋过程以历史真相，所走过的历程是十分艰辛的，有时阻力还是相当大的。但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也未曾失去过信心，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这从我们后来看到的父亲写给文瑛大姐的一封信中清晰可见：“我一定加强锻炼身体，好好地活下去，甚至再活二十年，以历史见证人资格，擦亮眼睛，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定论来！必要时，我必挺身而出，以亲身目睹的捉蒋指挥者参与辩论。”
历史真的给了我父亲一次挺身而出亲身辩论的机遇。1981年，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生前要将西安事变历史写好的指示，同时鉴于多年来社会上对华清池“捉蒋”过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以讹传讹的状况，全国政协文史委西安事变史编辑组决定，借西安事变45周年之际，在京召开一次座谈会，旨在澄清“捉蒋”过程的真相。
1981年12月13日，在郭维城（张学良将军原机要秘书、建国后曾任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主持下，在京召开了“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座谈会”。座谈会是在其他华清池“捉蒋”亲历者和一些西安事变史学家参加的情况下，以父亲和孙铭九两人面对面地辩论，与会者提出质疑的形式进行的。历史终于给了父亲一次他盼望了数十载之久的道出“捉蒋”过程真相的机会，虽仅只一次，但也足矣！
轮到父亲发言时，他首先指出：蒋介石两次到达西安驻节于华清池时，都是卫队第一营奉张学良之命，担负蒋行辕华清池头道门守卫之专责，并说：“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座的各位如有异议，请提出来谈谈！”见无人提出异议，郭维城说：“卫一营守卫华清池蒋行辕是事实，我愿为证明。”这一关键问题被公认之后，父亲质问孙铭九：“刚才你说‘不料我们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兵发觉。他先开了枪，我们一个班长开枪还击把他打倒，这是真的吗？”孙答称：“我因等白凤翔坐的是第二辆卡车，后到的，我没看见，是听王协一说的。”父亲又问：“你刚才讲的卫二营捉蒋过程，都是你率领你营王协一连50人完成的，关于卫一营的300多人捉蒋情况，你一字未提，这符合史实吗？”这时，郭维城也质问孙铭九：“你真的不知道华清池内有卫一营捉蒋吗？让我无法相信！”父亲再次发问：“你说，‘你们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兵发觉，他先开了枪，你们一个班长开枪还击，把他打倒，请问你们打倒的是东北军还是蒋的卫兵？”孙未作答。父亲接着说：“你们二营从灞桥镇赶到头道门时，一营已打进二道门多时了。头道门由我一营守卫，根本就没有蒋的卫兵！”众所周知，担任二道门及蒋所住的五间厅警卫任务的才是蒋自己所带的侍卫。若果真如孙铭九所说，那么二营士兵在头道门开枪还击并打倒的必定是一营的卫兵！这岂不成了东北军的士兵们在华清池头道门前就自己人先打起来了吗？那还有什么“捉蒋”可言呢！孙无言以对。
会中，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与会者大声问道：“我有个问题，华清池捉蒋时，是谁先打的第一枪？” 父亲应声告以“是我打的第一枪！并且是连打三枪！”对此，包括孙铭九在内，一直没有任何人反驳。这时，父亲才讲述了他受张学良将军“你营是华清池守卫者，应先行动”之亲授命令，率兵300余人，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等事。
会后，张魁堂先生在《临潼扣蒋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挥官》（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21辑）一文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如果临潼扣蒋的布置真像孙铭九所述的那样简单，就让孙率几十人一冲完事，既不顾友邻部队，也不怕蒋突围逃跑，那将置张学良将军于何地？这样一件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就简单地交孙铭九一人带几十人去办，不是视同儿戏？哪里还像一个久经疆场的30万大军的统帅？”当西安事变史编辑部将整理出的这部分史稿送周恩来生前任命的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组长刘鼎审阅时，刘鼎也感慨地说：“这才像个大将军打仗的样子！”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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