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成为热门话题，还是本世纪初的事，特别是2002年4月4日德国友人卡尔·昆德的夫人伊迪丝·昆德携子克劳斯·昆德访问南京，并赠送卡尔·昆德所保存的记录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情况的41张照片，更是引发了公众对江南水泥厂的兴趣。一时之间，各大媒体纷纷发表专文，电视台也跟进制作了专题片，《东方时空》还特意作了专访。
我作为江南水泥厂主创人——陈范有的儿子，对江南水泥厂一直颇为关注，在我撰写出版的《“洋灰陈”传略》一书中，也曾根据手中所掌握的第一手史料谈及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昆德与辛波这两位外国友人在建立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中的出色贡献毋庸置疑，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媒体人不知因何缘由，行文之中，笔走极端，脱离史实，或以贬显褒，称江南水泥厂的经理、高级职员们纷纷临危“逃亡”，或夸大其实，过度渲染两个外国人单枪匹马创办了拯救三万多人的难民营。这种歪曲史实的出格述说，以讹传讹，影响很坏，既是对国人感情的伤害，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当时，面对突然袭来的日军，江南厂的董事会是如何应对的？厂经理、高级职员是有序撤离，还是仓皇出逃？两个外国人怎么会来到该厂？难民营是怎样形成的？留守组的中外职工如何通力合作管理难民营才使其无一死亡？……只有全面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掌握它的背景和整个发展过程，才会有比较客观的结论。为厘清江南水泥厂难民营这段历史，正确认识中外有关人士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特著此文，以期还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以本来面目。
董事会精心筹划 水泥厂幸免于难
江南水泥厂经过选址、勘测、征地、申请等筹备工作，于1935年5月1日成立了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选举颜惠庆为董事长，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袁克桓，协理（副总经理）王仲刘、陈范有为常务董事，并指定陈范有负责筹建并主持江南水泥厂的全面工作，王涛被聘为技术筹备专员。
1935年7月开始破土动工，接着紧锣密鼓加快建设进度，并任命庾宗溎为筹备处长、南京总店经理（江南水泥厂南京办事处时称总店），赵庆杰为安装工程处处长、总店副经理，孙柏轩为筹备处副处长、总店副经理。至1937年10月，整个工程已全部完工。
此时，淞沪形势已十分吃紧。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上海的战事爆发，日军正沿京沪（此时“京”为“南京”）铁路线向西推进，因为战局难测，8月16日董事会指示：“工程及试机，请在可能范围照常进行”，“生产水泥以为巩固国防之用，日夜赶工”。陈范有写亲笔信告庾宗溎、赵庆杰“关于吾厂开机之事，请暂勿对外宣传”，“松波（即王涛）兄拟于下月初乘轮赴沪，转赴栖霞山处”。按照董事会的意见，日夜赶工，11月4日完成空载试机。不料，11月12日上海失守，战事骤变，董事会估计了形势，于11月20日电告水泥厂：“时局紧张，拟暂不开工。同人迁往石埭（陈范有老家）或汉口（启新公司办事处），留乙、丙级职员在厂看守。”与此同时，董事会审时度势，吸取八国联军进犯时，挂有国外公司牌子企业免遭劫难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即以尚有二成货款未付给制造商丹麦史密斯公司和德国禅臣洋行，产权仍属丹、德为由，商请丹、德两公司派员入驻，保护他们的财产。于是，1937年11月27日，由王涛带领，偕德国人卡尔·昆德及日语翻译颜景和（字柳风），从唐山起身赶赴上海，并与丹麦方接洽，丹方派出辛波及英语译员李玉麟。昆德、辛波与两位翻译四人绕道江北，于12月5日到厂。此时的江南水泥厂正按照董事会事先的策划，采取果断措施，实行“人机分离”，重要机件藏匿、图纸资料转移、家属撤离、成立“留守组”等一系列措施正在有序进行。
江南水泥厂的领导和管理层主要是庾宗溎、赵庆杰和孙柏轩等人，他们是江南水泥厂南京总店的负责人，是一线指挥者，而袁克桓、陈范有等公司领导则坐镇天津通过电话、电报、信件下达指令。危急时刻，他们仍然不折不扣地执行公司的决策，全无懈怠。
1937年11月20日，公司电示“暂不开工”，“留乙、丙级职员五人留厂看守”，“赵、庾、孙经、副理驻芜，逐日用电话与厂通消息”，这些指令从事后他们汇报的信件中也得到证实：“一部分同人由（南）京搭轮赴汉（口）；另有同人暨眷属三十余人由孙柏轩带领同乘卡车两辆于11月26日避往皖南石埭”，“于长途电话中（芜湖至水泥厂）知战事离厂不远，留厂职员将离厂”，“（溎）、（杰）三十夜（11月30日）冒险回厂安排一切。届时炮声隆隆，车站（栖霞小火车站）职员及公安局长均完全离去”，“附近为危险地带，不容再事留恋”，于12月1日离去回芜湖，“届时长江即将封锁”；5日，“搭轮赴汉”。
孙柏轩辗转皖南歙县，浙江建德、兰溪、金华、丽水、温州等地后，最终于14日回到上海。而庾、赵两位于1937年12月19日从汉口去香港，是月28日回到上海，开始驻沪指挥。
众职工恪尽职守 留守组忠心护厂
厂里在11月下旬即开始积极进行应急准备，首先成立了留守组，由财务负责人徐莘农（曾就读于北洋大学，为陈范有校友，后毕业于复旦大学，是庾宗溎同乡、亲戚）任留守组长，还有农场负责人沈济华、徐震寰、夏毓华等职员和30多位工人组成，负责保护工厂财产。同时有组织地遣散，工人每人发给三个月薪金，工程技术员留职停薪（工程师吴纪忭的子女吴惠文、吴惠陵曾撰文回忆其父只身离职，直至八年后携妻儿五人回厂，仍被安排工作、分配住宅）。厂里则兵分两路，一路主要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家属携带7箱重要图纸及文件，于11月23日赴汉口启新办事处：另一路则为厂里的部分职员和留守组成员家属30余人，先后两批最后于11月26日离开南京至皖南石埭县陈范有老家避难，因人机分离使工厂无法生产，留守组将厂内设备主要部件卸下妥为包装后，部分埋入地下，部分沉入护厂河中，还建造地下密室隐藏部分机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昆德、辛波两人已抵厂七八天。其间留守组在被任命为代理厂长昆德的带领下，于厂的前后门悬德、丹国旗，转窑和场地上用石灰、木炭黑白相间两种颜色涂出德国巨型国旗，防止日机轰炸，并将厂牌换为“德丹国合营江南水泥厂”。同时，组织护厂队看守、巡夜，再加上厂四周开凿的近二十米宽的护厂河，还有绕以铁丝网的蒺藜树作为天然屏障，也使工厂在当时免遭匪徒洗劫。完好的占地2450多亩土地的广阔厂区，就由此成为接纳难民的营地。endprint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多方所传的“徐莘农暂避六合山”一事。据1938年4月23日江南水泥公司南京总店及栖霞工厂职工避难通讯录中记载：“徐莘农（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初逃往六合山中暂避。”这是怎么回事，徐莘农是否临阵脱逃？
1937年12月3日，战火在栖霞上空响起，镇公安局长和警察都已不见，局势混乱。徐莘农与镇江火车站电话联系得知日本兵已到镇江，而卡尔·昆德却仍无消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掌管全厂财务的负责人徐莘农深感责任重大，由栖霞镇镇长曹仁之带领，徐莘农等4人乘事先准备好的木船渡江到江北暂避。
徐莘农为防不测，出走前将厂里所有的资金——价值一万余元的金条、金锭、银元和现钞放入事先缝好的布袋里绑在身上，外面穿上棉袍，使之不易被人察觉。此事厂里事先并无人知晓。一万余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因为当时每担稻谷才卖3元左右。这笔钱原是筹划工厂开工之用，后来实际上成了维持难民营开支的救命钱。
到达江北后，他们按照原定计划在六合等处居住。
6日，徐莘农派人过江探听消息得知卡尔·昆德、辛波已到，徐当即欲雇船返厂，因战事已打到水泥厂附近，不能过去而折回。此时，日军已至仪征，徐等人只得避入六合北乡山中。12月23日，徐再派人冒险回厂，沈济华带信给徐等告知暂时不要回厂，日军正滥杀无辜。徐得知此消息后，认为返厂是其职责所在，即便路途危险，也在所不惜，便与徐震寰、戴庄等于25日徒步两天于27日到厂。到厂后他随即将随身保管的资金全部交给代理厂长昆德。这笔钱对于工厂来说真是及时雨，之后徐仍司职出纳，而徐震寰则负责管理工人。
事后庾宗溎在1938年2月2日的信中说道：“沈济华先生始终未离厂址，徐莘农先生于最严重时期渡江至六合暂避，现已冒险回厂，继续供职，依照诺言，冒险尽职，热心护厂钦佩之至，对于沈、徐二先生之家族，希依照特优办法，源源接济是荷。”
实际上徐莘农在1938年1月14日给公司经理们的信中亦汇报了整个避难过程：“十二月三日职等到六合，即照原定计划于城中及瓜埠划子口三处破屋居住……”在六合，徐莘农也每日以快信报告，直到9日六合快信不通为止。可见，徐在赵、庾11月30日离厂前已告他们在不测时的避难打算，才有信中“按原计划”和庾信中“依照诺言”之语。
从所谓的“徐之逃”到“经理们之逃”不难看出实际上他们是恪尽职守、忠于组织上安排的。徐莘农要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将爱人、子女亲属等十多人与疏散人员一起送到安徽石埭县陈范有老家去避难；他也完全可趁战乱之机，携巨款而逃，但他并没选择这条路，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暂避后回厂履职，这正是为了护厂的需要，完成领导上交给他护厂的任务，十分难能可贵。
两友人临危受命 董事会知恩图报
至于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制定的“以夷制夷”策略，谁来执行呢？当时两个主要制造厂商：丹麦史密斯公司和德国禅臣洋行，董事会以尚有二成货款未清，财产仍属制造商为由，请他们派员到厂以保护该企业的财产，经外商同意，于是便有了后来德国人卡尔·昆德和丹麦人辛波的入驻。这也为阻止日军以该厂为中国人的财产而强占的理由。
卡尔·昆德，1903年生于河北唐山，在唐山生活了30余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的父亲汉斯·昆德，长期在唐山工作。1900年，时任开平煤矿总办的周学熙，重建唐山细绵土厂时，聘地质工程师汉斯·昆德来厂。周学熙1909年在他的《自叙年谱上卷》中专门说到此事：“启新洋灰公司后来为华北实业巨擎。世咸知为余所创办，然当庚子乱时，有保护之功者，其人其事，不可不记之以为纪念。盖是年春，余试办时，原订由开平垫款。及乱作，开平入英人手。本公司案据要件，均在局中。幸技师德人昆德者，携出保存。英人百计向之索取，彼坚不付与，谓此乃中国产业，不能相授。仍献之于余，始得据以交涉收回，重行举办。使昆德者当日不携出或私授英人，则此产早与矿产同入开平掌握中矣。所以未蹈覆辙者，昆德之功不可没。惜乎此人既于首次欧战被遣回国，及重来启新办理磁厂失败，竟自戕以殒，可胜叹哉。德国人个性极强，守信用，识大体，为其民族之优点，昆德有焉。余恐此轶事后之人无从考悉，特表而出之，以告来兹。”（周小鹃编，1997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1906年，汉斯·昆德任该厂总技师，他不辞辛苦，在当地找到了烧制水泥的优质原料，解决了从广东运料来成本极高的问题，为创建启新洋灰公司奠定了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汉斯·昆德全家因是战败国侨民而被遣返回国，回国后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1924年重返唐山。作为回报，启新公司将所属唐山磁厂租给他经营，不收租金。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因缘关系，在江南厂处于最困难时刻，卡尔·昆德临危受命，并经禅臣洋行同意委其南下，任命为代理厂长。
当时德国大使馆还为卡尔·昆德开具通行证明：“查本国侨民昆德，奉派前往南京附近江南水泥厂驻守，以便保护上海德商在该厂之利益。合行给照证明，须至执照者。大德国大使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
丹麦人辛波（辛佩）则是另外一种情况：1936年4月，丹麦史密斯公司生产的主机交货并运抵施工现场开始安装。1937年11月4日完成空载试机，因战事紧迫，工厂停顿，时在现场的丹麦安装师也奉领事之命急速离京。而此时辛波的出现，正好补上了这个空缺，而被史密斯公司聘用，代表丹麦国驻厂。
辛波，丹麦奥尔胡斯市人。17岁即出国闯荡美国、阿尔及利亚及中国上海、南京等地，性好冒险。上海“八一三”事变时，他是英国著名战地记者史蒂芬斯在上海的司机、摄影师和助手，直至1937年11月11日，史蒂芬斯在观察中日两军交火时被日军击中身亡后辛波才离开。正巧此时有机会使他进了史密斯公司。他曾在家信中写道：“从丹麦引进设备的一家水泥厂正好在战区，我已经被派驻到那里，去升起丹麦国旗。这是非常危险的，但假如我能做成，是值得去冒险的。”“你们可能已经了解到我在中国的冒险经历。你们知道，我总是很幸运的。”endprint
对于这两个临危受命的外国人，江南水泥公司给予高薪回报，每人每月薪金1000元。相当于公司常务董事我父亲月薪的2.5倍，高级职员的14.29倍，一般技工的50倍，普通工人的100倍。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原因，两位富有正义感的外国人才毅然决然地冒着生命危险赴江南水泥厂任职。而他们来到江南厂后，也的确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护厂工作中。随着难民营的形成，留守组在昆德的带领下，安置难民、赈济救助、建小诊所、阻止骚扰、与外界联络、揭露暴行、组织管理等，给难民以稳定生活，其间无一例死亡。
两位外国人在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特殊功勋，各路媒体都作了大量报导，有特稿、有电视、有专著，详尽地描写了他们的业绩，赞誉他们是中国的“辛德勒”、“人道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才比较客观？两个外国人共同之处就是痛恨日军侵略屠杀无辜的暴行，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和中国人一起保护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他们所展现出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使我们深为钦佩和感激，但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出身、民族和文化背景不一，他们的表现也各有差异，若统称他们为“国际主义者”（见中国青年报2002年12月13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5周年而发表题为《苍天回眸》一文），我却觉的不妥。
昆德虽生在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工作、生活在中国，却有着德意志民族强烈的优越感，他为人性格直率，但有时也近乎专断。这可以从一些小事中折射出来。例如当时小红楼二楼的俱乐部活动室里，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德国人在欧洲打到哪里，他就将小红旗插到哪里，即使后来德国人战败时，他也不曾将那些小红旗拔掉。根据江南厂厂志记载：抗战时期，江南厂一般工人月工资在十元左右，老工人董祖培有次发薪后，因粮价飞涨，当天仅购得大米三斗，虽东借西凑，全家七口仍难以为继，在走投无路时，乃向代理厂长昆德借些口粮，昆德竟以半袋米糠给老董。而昆德自己养的两条狗，却天天由厨师喂以猪、牛肉和骨头，后昆德因怀疑厨师私扣狗食，而将其开除，另叫他人接替。
丹麦人辛波则与昆德的性格有着明显的不同。辛波做过学徒、当过兵、干过外国雇佣兵，闯荡过世界各地，他性格活泼，为人开朗豁达，爱打抱不平。两人初来江南厂，昆德对外面的环境并不熟悉，工作偏于厂里内部管理，而辛波却因为以前到过上海、南京，与南京又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则多在厂外联络。时间一长，辛波并不满意昆德的指挥，两个人矛盾不断，甚至“几动火器”。昆德向总厂经理们打报告说两人不能相处，要求调离。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并与史密斯在上海的事务所商量决定，调走辛波，另由牛尔生接替。后又传出昆德与牛尔生有意见分歧。丹麦史密斯上海事务所就劝告牛君：“看护机件，不必与闻他事。”此后，“两人相处亦颇融洽”。
昆德自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中国难民的义举，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中国人也是知恩图报的，老昆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遣返回国生活十分困难，启新洋灰公司不仅接受他回唐山，并将磁厂无偿让他经营。二战后昆德不愿回国，我父亲也立即请厂方给南京市政府打报告，说明原委，终将他们一家留了下来。这些都是很好的注解。
水泥厂义助同胞 难民营功在千秋
江南水泥厂的应急措施总的来说还是十分周密的。按照董事会的部署：总店经理们逐步撤离，昆德、辛波也如期到达，留守组通过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电报、电话、信件等多种通讯渠道联系，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当时，人们无法预测南京保卫战要打多久？战乱会造成何等程度的破坏？社会会引发什么样的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在音讯完全中断的短暂时间内，需要各单位、各人根据总的部署，根据自己的良知，坚守岗位，独自作战，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12月7日，当局最高统帅蒋介石飞离南京；12月12日，唐生智决定按蒋介石的指令从南京撤退；12月13日南京沦陷。实际上从12月10日前，难民已经进入厂区。江南水泥厂占地2450多亩，地势平坦，范围很广，难民沿京沪线涌进工厂，搭起窝棚，避难区自然而然形成。但其中厂生产区四周围有护厂河，且护厂队日夜值班把守，是无法进入的。正如颜景和后来向董事会汇报时所说的那样：“（1937年）十二月九日，战事迫近栖霞，公路附近竟成了一片焦土，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因此来厂避难者数以千计，职因同属国人，为良心驱使，不得不设法收容……”这段话道出了中国人同时也是昆德和辛波的心声，为人道主义驱使他俩和中国留守人员一起接纳了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这就是现在说的江南水泥厂难民营。
难民营的建立得到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的认可和支持。1938年3月19日，陈范有在给庾宗溎、赵庆杰、孙柏轩的信中说：“吾厂难民日增，似宜一面设法救济，一面防患于未然（指防止发生附近中国水泥厂被抢劫的类似事件）。”
陈范有等江南水泥公司董事会主要领导，事后对于护厂有功人员都发给特殊奖金。陈范有、袁克桓还专门写信给庾宗溎和孙柏轩提出另给沈济华、颜柳风嘉奖，并要求他们保密，防止在奖励这件事上引起同仁相互猜疑。
昆德、辛波两个外国人以他们的特殊身份作出了他人无可比拟的特殊贡献，这已经记在史册，我不多赘述。但是必须看到，数万人的难民营单单靠两个外国人，他们纵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完成的，留守组的留守职工分工有序，职责分明，在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既保护了工厂的财产，又救助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据徐莘农回忆，难民营的管理办法是：南北两区分成若干小组，再各推选六位代表共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实行连环保，一竿子到底，把整个难民营管理起来。这是由于已经发生了三起小火灾，幸未酿成大祸。徐莘农、徐震寰等每天日夜视察两圈，数月坚持不断。以上也只是说明留守组的中国人对难民营实施安全管理的一例。
归根到底，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是中国人自己为了救助同胞而设立的难民营。江南水泥厂是中国企业家投资的产业；两个外国人是中国人用高薪聘用，代表公司领导来参与管理保护工厂财产在战时不受或少受损失。这在1945年9月27日当昆德得知战败国侨民将被遣返回国时写给我父亲的信中也能得到佐证：“现在我正经历着一生最艰难的时刻，……使我渐渐走向崩溃”，“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中国。我在中国已经呆了不止25年，事实上我只为中国人工作，将我放逐回德国对我来说意味着死亡，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工作机会”。此外，不自备干粮的贫困难民在厂期间生活及粮食供应，全部是厂里出资赈济的；中国企业家对护厂有功之臣，包括外国人在内，论功给予奖励；董事会对厂实行的是垂直领导，联络通讯基本畅通，除短暂时间外，从未间断，所以归根结底，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应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endprint
那么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从1937年12月10日左右开始形成，到1938年5月末基本散去，前后大约半年时间内，到底收容了多少难民呢？
具体数字自然是没有确切统计的，由于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是个开放式的自发的流动性的难民营，人数是水泥厂有关当事人根据编组与居住情况估算出来的。1937年12月10日前难民开始涌入江南水泥厂，以后随着战事不断，难民成百上千地增加。高峰期最多一天难民2万多人。据有关史料记载，1938年2月16-17日，1万人；1938年3月初，1.6万人；1938年3月13日，2万多人；1938年3月27日，因难民逐日离去，剩下不足1万人。直到1938年下半年还有少数难民居留在厂区的简易棚。
由于难民战乱时离家避入难民营，战乱过后又匆匆返回家园，来一批，走一批，有的数度来厂避难，流动性很大，有时甚至多达成千上万人。1938年2月，由于日军因防聚众滋事生变，下令于2月4日前解散南京所有难民收容所，再加上日兵奸杀暴行不断和栖霞寺粮食供应量减少，从每日三餐减至一餐等原因，大批难民生活无保障，从栖霞寺转到江南水泥厂。1938年2月12日，栖霞寺有难民2.3万人，到了2月16-17日就走了2.2万人剩下1000多人，而江南水泥厂2月3日难民6000人，16-17日增至1万人，再到1.6-1.7万人，1938年3月13日达2万多人，以上都是当日的数字，如果累进起来计算，江南水泥厂难民营应该大大超过这个数字。
关于江南厂难民营，除了全国各路媒体不时予以关注之外，有关部门在了解历史的真相后也给予记载和译述。
2007年12月13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新扩建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南京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照片作为新增的内容展出，同时将陈范友列为历史人物。并介绍：“陈范有，1898年生于天津，江南水泥厂创办者之一。1937年11月，江南水泥厂开始正式运转，因战火逼近，陈范有组织安排德国人卡尔·京特（即昆德）、丹麦人辛德里格（即辛波）护厂。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收容了大量难民。1952年在上海去世。”
2012年3月、6月，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了两块标牌给江南水泥厂。一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风貌区——江南水泥厂民国时期建筑风貌区”，后者上面的文字说明是：“始建于1935年，原由陈氏家族等民族资本所创，时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和工艺最先进的水泥厂。抗日战争期间，受聘于董事会并任命为代理厂长的德国人卡尔·昆德、丹麦人辛波及留厂职工护厂，同时救助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免遭日寇屠杀和蹂躏，是南京最大的难民营。现遗存的昆德旧居及职员宿舍，颇能反映民国时期的建筑风貌。”
真实的历史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把真实的历史留给社会、留给后人，也是我们前人应尽的、无法推脱的责任。
（责任编辑：顾鸿）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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