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识俞芳
我有幸认识俞芳老师，是在1981年浙江省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研討会时。不知不觉间，也已31年过去了。
当年，研究鲁迅先生原配夫人朱安女士是一个“禁区”。别说公开“研究”，就是私下议论几句也不允许。在会议期间，我得悉俞老师与鲁迅以及鲁迅母亲鲁瑞、朱安关系密切。于是，在开会时，我总设法坐到俞芳老师身边，轻轻地向她发出话题，但每当提起鲁迅与原配夫人朱安的事，俞老总是莞尔一笑，只给我一句淡淡的回答：“那时是封建包办婚姻。”我知道，她在尽力避开当年的“禁区”话题。
会后一个月左右，她的新著《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印了3200册。1981年12月22日，我收到她寄赠我的这一本书。打开书页，凡排版时存误的个别错字，俞芳老师都用三角板工工整整地给打上一个小方框，将纠误的正确的字，写在行旁空白处，并且也用三角板工工整整地给打上一个小方框，再用直线相连以示之。如此认真，一丝不苟，令我叹服！
1982年秋，我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又与俞芳老师见面了。在会议期间，她给我题了一幅字：“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愿与李丹同志同勉。俞芳 1982，10，20”。
自1986年由我母校杭州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郑择魁教授（1935—1999，天台县人）出任浙江省鲁研会会长后，浙江省召开鲁研年会，郑老师常会给我一个“美差”：让我到西湖区学军中学去接俞芳老师。那时，街上没有出租车，三轮车也免谈，除了挤公共汽车乘坐几个站，就得穿街走巷步行。就连会长郑择魁也是骑着他的那一辆老式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车。郑老师对我说：“在会议期间接、送、照顾俞老的有关事宜，就拜托给你了。”就这样，我跟俞芳老师开始熟悉。所谓的“接、送、照顾俞老”，实为给了我能跟俞芳老师有着散步式的聊天机会，可以海阔天空，谈古论今。
俞芳与鲁迅的渊源
俞芳与鲁迅先生一家的关系的确相当密切。诚如周建人在俞芳著作《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序》中所说：“俞氏三姐妹（俞芬、俞芳、俞藻）和鲁迅在砖塔胡同相处了九个多月，以后又常常到西三条胡同去。鲁迅南下以后，俞氏三姐妹还常常去照看鲁太夫人，所以，她们是很了解鲁迅当时的情境的。”查读鲁迅研究史料，知悉在1923年7月19日鲁迅先生与他的大弟周作人决裂，“怡怡兄弟，成为参商”，鲁迅先生便“携妇迁居”到俞芳父亲俞英崖（1876—1955，蔡元培的朋友，同盟会会员）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的家中租住，租金每月8元。俞芳在书中回忆说：“八月二日下午，大先生一家搬来了。记得大先生初搬来时，他身穿白夏布长衫，留着短胡须，神情严肃，脸上没有一点笑容。”鲁迅先生在砖塔胡同61号虽只住了九个多月，却给小俞芳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鲁迅先生送给“俞氏三姐妹”每人一盒彩色积木；他曾用毛笔替小俞芳修改她用铅笔写在香烟壳上的童话，指导小俞芳如何使用标点符号，教俞氏三姐妹做体操；有一次他曾用温开水给小俞芳冲洗她在削铅芯时飞入眼睛的铅末；他还常常给俞氏三姐妹讲一个又一个的绍兴民间笑话。俞氏三姐妹跟鲁迅先生住一屋，融洽相处，他们之间，总没大没小地叫着“野牛”（大姐俞芬生肖属牛）、“野猪”（俞芳生肖属猪）、“野蛇”（鲁迅生肖属蛇）。俞芳称，“代太师母给大先生写信，是从1930年3月开始，到1935年夏，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这五年多，太师母给大先生的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是由我代笔的”。“我问太师母：信上怎么称呼？信后怎么署名？太师母告诉我：称呼‘豫才，署名‘母字。”“我尽量按照她老人家的口气写。信末写‘母字后，我自作主张加上（俞芳代笔）。信稿写好后，我慢慢念给太师母听，她听到不合适的地方，就提出意见，叫我修改，改到她老人家满意为止。然后誊清，请她过目。老人家看到（俞芳代笔）四字，表示满意，并加称赞。最后由我付邮。”
俞芳上小学时，她和三妹俞藻要从北京市笃志小学转入培根小学，按照那时学校的规定，每个新生入学，都需要填写一张保证书，保证书要有保证人的签名盖章。小俞芳与小俞藻就一起去找大先生。鲁迅了解到她俩到笃志小学上学需步行一个多小时，离家太远，需要转学，就一口答应了做她俩的“保证人”，鲁迅立即给填写好了保证书并签了名，盖了章，还勉励她俩认真读书。
鲁迅在北京砖塔胡同61号老屋南房居住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下了小说集《彷徨》中的《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四个短篇；完成了《嵇康集》的校勘工作；写了《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作了《娜拉走后怎样》和《未有天才之前》等重要讲演。此外，还翻译了用做讲义的文艺理论。鲁迅曾经在砖塔胡同61号多次会见郁达夫。郁达夫亲切地回忆起他跟鲁迅在砖塔胡同相见的情景，其文章刊于《宇宙风》乙刊创刊号。
朱安，一只落地的蜗牛
在俞芳眼中，大师母朱安“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深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大师母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每当大先生有客人来，她总是以礼相待的，泡茶、烧点心，都很尽心。”“每逢节假日，太师母的屋里常常宾客满座，热热闹闹；而大师母的屋里却是冷冷清清。她常独自坐着吸水烟，有时在厨房忙家务。”“大先生和大师母两人同桌吃饭，饭桌上谈话很少。大师母如果开口，无非问问菜的咸淡，大先生或点头，或答应一声，这类‘是非法的谈话，一句就‘过门，没有下文”，“晚上则各到各的屋里睡觉”。“和大师母相处熟了，我发现她为人是很善良的。在砖塔胡同大先生生病时，吃不下饭，只能吃粥。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指俞芬，比俞芳大12岁）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大师母对大先生生活上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
俞芳记得，“大先生和广平在上海定居后，大先生寄来了照片，太师母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这个喜讯。我虽有些意外，但很高兴。我偷眼看看大师母，她并没有不愉快的表情”。
“有一天，太师母在午睡，我和大师母在北屋的台阶上谈起此事。我说：‘大先生和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没有想到。大师母说：‘我是早想到了的。‘为什么？我好奇地问。‘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不料这一句话触动了她的心，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我听她说这番话，很有些意外，我想不到大师母会对我说这些话。她的比喻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致使我感到，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
“大先生和广平师母定居上海后，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海婴出世了。消息传来，太师母十分高兴。当大师母得到这个喜讯时，也十分高兴。她为什么高兴呢？原来她思想上已考虑过：当时她自己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过去常常暗自思忖，此生、此世是不可能有孩子了。按绍兴的习俗，没有孩子，也属妇人的一个‘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自己无端加给自己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的‘赦免，怎么不高興呢？另外，她还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大师母对大先生是很尊敬的。她佩服他的才能，很明显地表现出‘自愧不如的严重的自卑感。两人的差距太大了。”“我所看到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此而已。这些情况正如大先生说的：‘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而朱安在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许逝世后，曾打算南下奔丧，因为丈夫去世，应该由她这个“正室”亲自出面料理丧事，可事实上却不能够做到。她就在北京家中设灵堂，为丈夫守灵。正如鲁迅的学生宋紫佩于1944年10月上旬去北京看望太师母鲁瑞时，太师母对宋紫佩说的：“朱夫人眼泪汪汪对我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么说，我怎么办，决不违背！”
俞芳眼中的鲁迅与许羡苏
俞芳1933年报考国立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简称“女高师”或“女师大”，今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是受了她的好友“许羡苏姐姐”（许钦文先生的四妹、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教书时的学生）的影响。许羡苏报考时，报名费只需30元。于是，俞芳也去借了30元，顺利地考进了“女高师数理系”。在大学读书时，俞芳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另有特长，是数理系女子排球队、篮球队队长。
1926年鲁迅得悉“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是由已在女师大图书馆工作的许羡苏跑去告知的。许羡苏进入女师大图书馆工作，也是鲁迅给介绍的。“许羡苏走到校门附近，看到许寿裳先生很激动地和同学们讲话，许多同学围着听。许羡苏也走过去听了，只听得许寿裳先生说：他刚刚从现场回来，刘和珍和杨德群这两位女同学中弹，经毛医生（女师大校医）诊断，确已死了。许先生悲愤地说，那里尸体纵横，鲜血满地，简直是一个最阴惨的人间地狱！这是国丧！并说那里受伤的同学还很多，亟待营救。许羡苏听完许寿裳先生的讲话，就赶到西三条，把噩耗报告给大先生。随后，又有一批学生来向大先生报告惨案的消息。大先生听了，悲愤已极。他激动地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许羡苏（1901—1986）是鲁迅的同乡，绍兴东浦村人，跟鲁迅母亲鲁瑞与俞氏三姐妹就像一家人。1920年，19岁的许羡苏只身从绍兴到北京投考高等院校。因为大学对尚未被录取的学生不提供宿舍，她又没有住旅店的经济能力，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通过她在绍兴时的老师周建人的关系，第一次住进了周氏三兄弟合居的北京八道湾寓所。那时鲁迅的母亲和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初到北京，她俩听不懂北京话，也听不懂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的日本话，于是，许羡苏跟俞芬无形中就成了鲁母和朱安的特约采购员。许羡苏给鲁老太太和朱安买布料、洗衣肥皂、头油、牙粉、袜子，给鲁迅买火腿、酱菜。许羡苏不仅能说一口纯正的绍兴方言，还能炒一手道地的绍兴风味好菜，干家务事从不挑剔，勤勤快快，一空下来就陪寂寞的太师母鲁瑞聊天，颇得太师母的欢心。1921年，鲁迅帮助许羡苏成功入读女高师数理系。由于许羡苏留的是短发，不能梳成盘龙髻或S髻，当时女高师推行封建教育的秃顶校长毛邦伟（鲁迅任教育部佥事时的同事），竟要将她与其余三个剪发的学生一道开除。据许羡苏1961年3月底至6月30日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写成的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中讲道：“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她后来转到北大文科，跟李大钊同日遇难）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作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鲁迅先生则因此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头发的故事》，其中提到的“M校长”就是当时的女高师校长毛邦伟。鲁迅又在杂文《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中写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1925至1931年，鲁迅先生南下，许羡苏曾长住鲁迅在北京西三条的家中六年。她为鲁迅看守书房、为鲁迅织毛线背心、织围巾，处理邮件、照顾母亲，同时还是鲁迅全家的账目总管。鲁迅南下时，每到一站就给许羡苏写明信片，报道旅途见闻。如天津、浦口、上海，都给许羡苏寄信。到厦门后，鲁迅每隔两三天就给许羡苏写信，许羡苏也不断给鲁迅先生去信。鲁迅于1927年1月离开厦门去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许广平为他的助教。3月，鲁迅、许寿裳、许广平住进白云楼。这些都不影响鲁迅与许羡苏频繁的书信往来。许羡苏与鲁迅两人频繁来往的书信，《鲁迅日记》中记载有250多封。《鲁迅日记》中的“许璇苏”、“淑卿”、“许小姐”都是指许羡苏。这些信件，在她1931年离开鲁迅先生家时，全部交给了大师母朱安。可惜的是朱安不识字，早已给清理干净了，给中国现代文化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当年，鲁迅的学生和好友孙伏园曾对鲁迅与许羡苏及许广平的情感问题，写下过“二许之争”。鲁迅对此表示不满，他写信给许广平，对她说：“正如伏园之人，不足道也。”后来，曹聚仁著的《鲁迅评传》书中有说：“鲁迅的好友之中，姓许的占着多数。……一位是少年作家许钦文，一位是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她是鲁迅的恋人。还有一位则是他后来的妻子许广平。”这两位著名作家还都提到1925年的“端午节”事件：端午节那天，鲁迅设宴宴请许广平、许羡苏、俞芬、王顺亲（也是周建人在绍兴的女学生）等四位在家里吃饭。席间，许广平“设计”灌醉鲁迅，鲁迅酒后拳打俞芬，并借酒劲“按了许广平的头”，许羡苏见状，愤然离席而去。事后许羡苏对许广平说：“这样灌酒会酒精中毒的；鲁迅喝酒喝多少，是有戒条的。”许广平有一种吃醋的感觉，就给鲁迅去信，表示听了许羡苏的话，诚惶诚恐，一再赔罪。鲁迅马上给许广平写信。或许在两位作家眼中，二许之争鲁迅选择了偏护许广平。
鲁迅与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同居。1930年2月，“许羡苏姐姐离开北京往大名府河北第五师范学校教书。于是，过去许羡苏姐姐帮助太师母办的事，有部分就由我来担当了”。许羡苏31岁（1932年）时跟河北第五师范学校生物教师余沛华结了婚，并与丈夫一起移居上海善钟路。周建人一家曾去她家住过。不久，许羡苏举家迁往她丈夫家乡——成都。从此，她一直在成都的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许羡苏应聘到北京，参加北京鲁迅故居的筹建工作。1961年她应邀写了回憶鲁迅的文章，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不久即退休回成都。她生有三子一女，丈夫于1978年病逝后，她就离开成都跟随幼子余锦廉寓居于内蒙古乌兰浩特。1986年她因病逝世，享年85岁。
不忘恩师的金庸
俞芳1935年从女师大数学系毕业后，离开北京，先后在杭州市立初级中学、嘉兴初级中学任教数学兼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七所省立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在炮火硝烟中，俞芳随学校内迁，辗转浙西南丽水县（2000年改名为“莲都区”）碧湖镇、福建平田、广西桂林，直到重庆。1947年，联合中学才迁回嘉兴。
“碧湖联初”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校舍是寺庙，教室是茅屋，学生多为无家可归的流亡少年，师生要逃难，没有固定的住所；全校师生吃不饱，早饭是很稀的稀饭，有几个豆子当菜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她忘不了学生衣被单薄，冬天穿的仍是草鞋，身上生满虱子。她批改作业，用的是浙西南一带用几根灯草做灯芯的民间菜油灯。在“碧湖联初”，俞芳老师常常给学生烧开水烫衣被上的虱子，有时还要替痒得难熬的学生抓虱子。有一位当年在“碧湖联初”读书的女生，名叫管慧英，她脚患末梢神经炎，疼痛难忍，慈母般的俞芳一边安慰学生，一边替她按摩。有位学生，家庭经济很困难，交不出饭钱，没饭吃，俞芳知道后，就给他交了饭费。俞芳在这种环境下教书，仍极其敬业，极其认真。在那备尝艰辛的流浪岁月里，俞芳爱生如子，跟抗战时的流亡学生建立了异常深厚的师生情。
金庸回忆在“碧湖联初”读书时的日子，说：1937年，他在嘉兴中学读初二。因日军来犯，嘉兴中学先迁嘉兴市秀洲区西部新塍镇上课，次迁到杭州市临安县于潜镇乡间上课，再迁丽水县碧湖镇成立联合中学。正如1995年11月金庸写给俞芳老师的信中所说：
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几岁。我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她穿一件淡蓝的旗袍，白鞋白袜，干净健康，精神勃勃，倒像是我们的一位大姐姐，拿了粉笔在黑板上写得清楚利落，一行行的都是算式，然后用清脆的北京话解说。那便是俞芳老师。应当是她做老师的第三年。我虽不是她做老师最早的学生，应该算得是最早的学生之一了。俞老师先教我们代数，后来教几何。她并不严厉，但也决不宽松。我心里很敬仰她，希望得到她的欢心，所以学得很用心，几何的成绩也很好。俞老师的教导和训练，使我一生受用无穷。一直到现在，感激的心情也丝毫不减。年纪越大，越感到受益的恩惠。我写小说，布置情节，办企业，想达到什么目标，就要逆推使用什么方法和步骤：甚至在玩游戏时，例如下围棋和打扑克，都要用到逻辑思维、推理求证的思考，不知不觉间都用上了俞芳老师所教的方法和步骤。数十年常在海外，每到杭州，必会同老同学齐去向俞老师致敬问安。今欣逢老师从教六十年的喜庆，谨致数十年来常在心头出现的温暖情怀，向老师热烈祝贺，并祝健康长寿，安享退休悠闲生活。
受业学生查良镛（金庸）敬书一九九五、十一、廿二
金庸又写了一首七绝条幅以铭感俞芳老师的大恩：
金戈铁马儿女情，
百变千端合人心。
代数几何符逻辑，
细思其理感大恩。
余少年时于嘉兴碧湖学数学于俞芳老师门下，今当老师初度百岁寿诞，谨志数语以志老师大恩也。
受业门生 金庸 谨书
我们与俞芳老师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俞芳任湖州中学副校长。她当过嘉兴市人大代表和湖州市人大代表，她还是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浙江省教育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1954年，她调入浙江师范学院数学系教书。
1958年上半年，浙江省委决定筹办新的综合性的杭州大学。在大跃进年代，又创办了“杭大附中”（它的前身是“杭十四初”与“浙师院附中”）。那时，需物色一位既教过中学课程又当过中学校长懂中学教育业务的副校长，于是，俞芳又从杭州大学数学系调到杭大附中去教书了，并任杭大附中副校长。
新创办的杭大附中，年轻老师多，俞芳言传身教，跟他们一起研究教材教法，为争创名校，呕心沥血。1965年，杭大附中成为全国18座大教改试点学校之一。文革中，俞芳受尽苦难，腿也被打成残疾，可自信自尊的她硬是咬着牙挺过了人生难关。拨乱反正后，俞芳不去计较个人恩怨，只当是国家遭遇一场灾难，认为灾难过后仍应为国家为社会尽点心、出点力。
2005年，已退休三年的我，从浙西南松阳县去杭州看望俞芳老师。这时，95岁高龄的俞芳老师在家中走动时不慎右脚跌断，正在治疗中。她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我和她的崇拜者——我的学生鲍福林与张益民。我们谈鲁迅，拉家常，从中也知道了她非常喜欢室内悬挂着的那幅条幅。条幅是她的同事、杭州师范大学蔡勇飞教授写的七律《赠俞芳校长》：
闻名岸上月轮山，
执导育才震教坛。
兰贵幽香能致远，
梅殊俊倩善迎寒。
当歌植李娇娇曲，
更慕扶桃道道关。
耄耋尤尊研鲁迅，
文星数宿显光环。
这首七律，写得的确好：这首诗写出了俞芳老师一生中的教书育人与研究鲁迅两大事业，更写出了她像幽兰一样的芬芳人生。
在聊天中，我俩也晒起了退休工资。我说：“我2002年退休，每月有2800元。”她笑了，说：“我1975年退休，每月有1700元。”1700元，生活费住房费医药费水电费杂七杂八的费，还要付出请一个保姆照顾高龄老人的保姆费，好清寒！难怪一直以来，俞芳老师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粗茶淡饭，恬淡开心过日子。
离别时，俞芳老师一定要移步送行到家门口，她还一定要送我一听杭州名茶。说：“我年年送给海婴的，也是这茶。”
转眼间，阔别俞芳老师已七个年头了。老人的身体怎样？高龄的俞老还能够记得起我吗？我决定先向几十年来一直在悉心照顾她的、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的老友、学军中学的退休老师黄洵燕打听一下。
我给黄洵燕发去了电子信件，说明我要去杭州看望俞芳老师，问：“她102岁了，还能够接待客人吗？”
黄洵燕的回答，让我喜出望外：“没问题。俞芳老师每天的功课是搓麻将、看电视、读书、看报。她的记忆力极好，身体不错！我给你去联系。”
我到了杭州后，打电话问洵燕兄：“我一定要给俞老带一点礼物。买什么东西比较适合于她，请直爽告诉我。”洵燕兄在电话里回答：“什么都不要带！她的脾气是从来都不收任何人的礼品的。你带了也是白带！”我坚持要带，并请洵燕兄帮我出出主意。黄洵燕兄知道我跟俞芳老师的关系，想了一想后，回答：“你最多带一点水果吧，数量不可多，象征性地带一点即可。别的东西都不要去买，她的脾气是绝对不收任何人的礼物的。”
我到了黄洵燕家中不久，我杭大读书时的窗友应守岩与我恩师孙席珍教授（1906—1984）的女儿孙小吕也“打的”赶到了。我们问洵燕兄：“今天的拜访，怎么安排？”
黄洵燕拿出一本《润物细无声——俞芳先生百岁华诞纪念册》，对我们说：“2010年10月，我们学军中学为俞老举行了盛大的百岁庆贺活动，编印了这本《俞芳先生百岁华诞纪念册·润物细无声》。你们先翻翻。”
黄洵燕又说：“这本纪念册，等会儿我们去讨一本签字本来。俞芳老师喜欢搓麻将，我们去跟她搓麻将。”
“102岁了，还会搓麻将？”黄洵燕笑着回答我们的疑问说：“这是她不让记忆力衰退的一门功课，不玩钱的。每人发十张扑克牌，作为输赢的象征。无论输了赢了，她都高高兴兴，始终兴致勃勃。陪玩麻将的，都是她昔日的学生。有时‘三缺一，就请阿姨来凑数。”
“阿姨？我七年前认识的那位从余杭找来的保姆李官美？”我忍不住出声询问。
“是的。俞老对保姆好，保姆对她也好。阿姨服侍俞芳老师，人们都说‘亲生女儿也没有这样好。她给俞芳老师里里外外操劳，那个体贴，真是没法说的。阿姨陪伴俞老，她连春节也不回余杭老家，都叫老公孩子来俞芳老师家过年。人们说‘如果没有这么好的阿姨服侍她，俞芳老师也难这样长寿。这句话好像有一点点道理。”
我们跟着黄洵燕进入俞芳家时，俞老已坐着在等待我们了。我给俞老介绍：“这位孙小吕老师，是孙席珍先生的女儿。她特来看望您老。”俞芳老师紧紧握着孙小吕的手：“你爸爸，我熟悉的，他是杭大的著名教授，也是我们绍兴人的骄傲！”那反应的敏捷，真是惊人！哪像是102岁的人！
我给俞老介绍我的老友应守岩兄——他俩是初次见面。我告诉俞老：“这位是杭州师范大学的应守岩老师，是洵燕的窗友。”她点点头，问了名字的写法。在赠书题字时，俞老居然没有写错“应守岩”三个字。这102岁老人的记忆力，的确令我们惊讶！
我们围坐在一起。我翻开《润物细无声》，指着第18页印着的她1935年在北师大毕业时的“俞芳毕业照”，对俞老说：“这个小姑娘真可爱啊！”耳朵仍然可以算“聪”的她，立即用手指指第19页“北师大第二十三届数学系毕业师生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五人，对我们说：“‘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还站在这里呢！”说罢，她笑得合不拢嘴。我仔细一看，真的是她！
我跟俞老说：“我们要跟您合影，怎么样？”她说：“可以。”于是，我们先集体合影，继而“分户头”跟她合影，拍了一张又一张。
之后我们一边搓麻将，一边聊天。我提起上海鲁迅纪念馆王锡荣馆长，她说：“他来看我的。”我提起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乔丽华，她说：“她把她的著作《朱安传》寄给我了。”——俞老对答如流，不假思索，我真佩服她的记忆力和反应的敏捷！
黄洵燕告诉我们说：“俞芳老师习惯于每晚看体育频道，夜里十一二点才睡。第二天也不午睡。吃过晚饭就刷牙，睡得那么迟，也不吃任何零食。俞老惟一不可缺的是降血压的药。”
“俞老，您这样长寿，平时吃些什么呢？”这时，李官美阿姨来了，阿姨替她回答：“我烧什么，她就吃什么，俞老师从不挑剔。俞老师的饮食习惯很好，荤素都吃。每天喝一杯牛奶。早餐爱吃绍兴霉豆腐过稀饭，中餐吃米饭，晚餐吃面条或水饺。晚上虽然睡得迟，但不吃任何食物。她从来不吃保健品或滋补品，也不喝酒。”俞老补充说：“我对饭菜没有特别的要求，从不挑剔，一般以素食为主，口味喜欢清淡，不太喜欢甜品。茶是必不可少的，喝茶品茶是我年轻时就养成的一种嗜好，我每天都保持足够量的茶水。”
考虑到应该让老人休息了，我们告辞。俞老一定要送行——黄洵燕说：“这是她的習惯和规矩，你们让她送吧，她总要送客人到家门口的。”俞芳老师拄着特制的拐杖（下端有分开的四个小平板脚，四个小平板下共有十六个小轮子以确保平稳），在孙小吕老师的搀扶下，一直送我们到门口。
在杭州三月的春风里，我忽然想起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教授的一首绝妙的藏名贺诗：“俞觉人生短，芳香远尔浓。长将春留住，寿域更从容。”我也效仿“俞芳长寿”的嵌字藏头诗，口占一绝，以记访问：
俞俞自得历冬霜，
芳泽春时看燕翔。
长使育人留美德，
寿开百域笑斜阳。
（附记：俞芳老师已于今年6月29日过世，谨以此文纪念俞芳老师。）
（责任编辑：顾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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