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幼名建镐,生于1916年。1934年入东吴大学学习,1936年赴德国陆军慕尼黑军官学校学习,1939年入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受训,并在美装甲兵中心实习,1940年冬回国。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纬国的军事能力,让他到胡宗南的部队服役,且从基层干起。

　　1941年3月蒋纬国到陆军第一军第一步兵师第三团三营五连任少尉排长,五连的另外两名排长是马福宝(山东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学员)、王益超(邳县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学员),这两人均勤劳苦干,服从性强,与蒋纬国同期任职,连长叫郭鼎新(山东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学员),为人忠厚率直,典型的山东人性格。我是凭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听从招募从江苏灌云县奔赴西安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甲级生,1939年3月19日毕业分配在第一步兵师第三团三营营部任少尉见习官,后历任排、连长、团作战参谋、师司令部参谋营长。与蒋纬国共事两年多,彼此有些了解,曾共同研究过军事教学、主持全师狙击射手的训练。

　　蒋纬国在部队两个月后便升为中尉,不到半年又升任五连上尉连长,郭鼎新升任副营长,从九连调来张逢仁(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五期学员),接蒋任排长。此时的蒋纬国,他对上服从,礼貌恭谨;对下和气,关心,治军要求甚严,特别是生活作风、军容军纪,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国外军校待过。每当遇到下级礼貌不周、军容不整都予痛斥,要求立正整好后放行,如不服者即抓衣领,厉声喝斥,并问是哪一个部队的。因此,友邻部队的官兵都很惧怕他,不敢与遇,避而行走。

　　为了他的安全,蒋所在的五连驻地选在了离营部三里,靠近团部附近一地主庄园——李家园,四周有围墙,不靠周边村庄,一般不会有陌生人靠近。记得有一次夏天出操从野外回来,天气热,他一面吩咐勤务兵打水洗脸洗澡,一面走进宿舍,随即赤身坐在椅子上。勤务兵打水来在门外喊“报告!”蒋答应“进来”。勤务兵见他赤身便欲退出,他大声叫勤务兵进去,并责备说:“有什么不好意思,你没有呀?”这事被传出去,一时传为笑话。

　　他还喜爱文体活动,这让人感到比较亲近。他打篮球技术不行,但每场必上,抱不到球就把人抱得紧紧的。比起体育他更爱唱歌,《农家乐》是他十分拿手的歌,每周一次教全团排长以上的军官唱歌,先教谱后教词,颇为认真。还经常提人试唱,有一次提到我们学兵队队长郭鼎新(时任二营副营长,兼学兵队队长),他不会唱,就要我代唱。我是教师出身,也喜欢唱歌,为此还受到了夸奖:“唱得很好,望能起带头作用!”这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部队住在农村,生活单调,闲时也串串门,家长里短交交心。但我和军校学生接触交谈的多,和行伍的军官谈不来,对蒋和高级别的人讲话更是谨慎。我们十四、五期的学员多任中尉、排长,级别低,和蒋平级的是十二期居多,以我的老连长李庚纯为例。李的年龄较大,其太太刚从北京来,很会做菜,吃过她做的菜的人都夸奖。因此,蒋纬国常常趁闲时带点面粉之类的东西(因为抗战时期,部队家属供应受到限制,定人定量)去李连长家过周末。老连长和我关系较好,总是邀我相陪。而我心里不愿和蒋多交往,怕遭别人议论,说我是势利眼。但我又不好不去,就抱着不卑不亢,以礼相见,谨言慎行的姿态去接触,用老成持重的下属军人仪度,既不捧拍,也不得罪,和善和他相处,观察他的言谈意向,捉摸他的生活习性。做到既融洽气氛,又不致遭受轻蔑和难堪。曾有一位少校团副和他一起吃面条,仍按平时习惯呼啦呼啦地吃出声音来,蒋纬国很不高兴,由于职级比他高,就没有即席给予难堪。饭后却忍不住说:“哼!没有道理,像猪吃食似的,猪吃食!”他吃饭入口闭唇,不发声响细嚼,吃菜只取自己面前盘中菜,忌在盘中乱翻,敬菜用备用的筷子,饭后不漱口,他说这是保留口中的菜味,这是对主人的尊敬,否则就是对主人不礼貌,这也不无道理。

　　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终身,就是蒋纬国任五连连长期间曾发生一起人命案,轰动三团及第一步兵师。当时部队虽然抓军纪,但仍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赌博现象,士兵拿到军饷以后,因为没有其他娱乐活动,经常以聚赌为乐。实行征兵制后,士兵素质有所提高。蒋纬国也曾致力于进行戒赌方面的教育以及对参赌士兵的惩处,也有效果,但习惯成风,尤以老兵,一时很难根除。蒋最忌恨这种不良的军人习气,便再三严禁,手段严厉。就是这样,仍有士兵偷着赌。一次,他抓住了一个为首叫赵长胜的上士班长。他很生气地问赵长胜:“干什么去了!”“在坟地赌博耍钱的。”赵班长立正回答。“军人赌博对不对?”“不对!”“不对,怎么办?”“枪毙。”“好,下次不许再赌了,去吧。”“是,下次不许再赌!”班长重复着回答,举手敬礼,然后跑步走开。

　　可一个人的坏毛病不是说改就能改掉的。没过几天,赵长胜又因赌博被抓,蒋十分恼怒,认为赵口是心非,欺骗了他。蒋仍像上次一样问赵:“干什么去了!”“赌博的。”“对不对!”“不对。”“不对怎么办?”“枪毙。”赵满以为和上次一样照实说就算了,不会出什么大事,谁知,蒋真的拔出腰间左轮手枪,“当当”两下,由于是面对面,赵班长当场倒地身亡。听到枪声,全连惊慌,当知道是蒋开枪杀了赵长胜班长后,谁也不敢说什么。蒋呆立了一会,把枪一扔,跑到大门迎壁墙处他父亲画像前抱头痛哭,经排长们劝说,起身便去团部向李团长自首要求处分。团长听说一个作战勇敢、带兵得力的上士班长被杀也十分痛惜,但又无可奈何,只训斥了几句,说明连长在平时无枪杀下属士兵之权,不该急躁行事,违犯军纪,回连候处。随后备棺木将赵长胜埋葬,并对其家属给予一定抚恤。有人背后议论说:如果不是他父亲权力地位,谁敢这样大胆妄为。后来虽如实上报长官司令部,也仅给予警告处分了事。

　　1944年秋,蒋纬国调出任青年远征军二○六师的一个营营长,不久出任副团长。

　　在与蒋纬国共事的这段时间内,因我在部队的表现较突出,参加了师团组织的补训,指挥过近战教练演习。1943年补训结束归队时,蒋曾建议我去第一营任营长助理。后来据我所知,蒋纬国当年的下属连排长都随他去了台湾。我没有去台,留在大陆。解放成都时,我率部放下武器。后在解放军西南军区教导队任学员。1952年转业回乡。

　　(本文根据吴朝林个人日记整理,整理人:贺长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