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海

　　

　　

　　

　　司徒美堂是著名的美洲华侨领袖,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曾先后受到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崇高礼遇,与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并称为中国侨界的“双子星座”。

　　典押致公堂大楼

　　支持孙中山革命

　　司徒美堂(1868-1955),广东省开平县人,14岁离开家乡赴美谋生,1885年加入洪门致公堂。1894年冬,鉴于美国洪门致公堂组织涣散,成分复杂,缺乏统一指挥,司徒美堂遂集合堂内年少气盛、敢作敢为之辈,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相号召,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安良堂比致公堂组织严密,发展也比较迅速,逐步团结了一帮洪门兄弟,司徒美堂被拥为“大佬”,从此奠定了他在洪门中的领导地位。

　　1904年,孙中山以洪门“大哥”身份到美洲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得知后在波士顿发动洪门兄弟热情接待,并请他住在自己家中,亲自担任其警卫兼厨师。两人在一起生活了5个月,司徒美堂从孙中山的教导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决定要出钱出力帮助他完成反清的革命事业”,洪门组织从此具有了革命色彩。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国内同志致电孙中山,称急需15万美金重整旗鼓。为此,孙中山举止无措,寝食不安。司徒美堂得知后,心想这么大的款项,如果“5块10块的叫洪门兄弟捐,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于是就提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楼典押出去,大家一致赞成,立即把款项筹足了”。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急于回国,司徒美堂又与阮本万等人为他筹足了450美金的路费。

　　孙中山回国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向国内发回300多封通电,积极拥护孙中山当大总统。对此,孙中山非常感动,在就任大总统后,曾给司徒美堂发去一封电报,邀请他回国做总统府的“监印官”,司徒美堂以“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谢绝。

　　保护蔡廷锴,结交杨虎城

　　司徒美堂虽然身在美国,但心却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司徒美堂忧心如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对十九路军的奋起抗战极为兴奋,积极组织华侨捐款支援。但得知蒋介石把大部分捐款扣下后,司徒美堂非常生气,后来再寄款时就注明由蔡廷锴将军“亲收”。

　　1933年,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失败后,蔡廷锴被迫流亡美国。司徒美堂得知后,亲率3000多名华侨、300多辆汽车前往纽约码头迎接。蔡廷锴因其抗日壮举,成为“有史以来”在美国最受华侨欢迎的中国官员。但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却收买了杀手,准备于蔡廷锴游历各地时伺机行刺。对此,司徒美堂特向美国各大城市的致公堂组织布置了保卫任务,并在《纽约五洲公报》上发表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当场把凶手捣成肉酱。”蔡廷锴在美国游历了24个城市,其中司徒美堂亲自陪同其游历了10多个城市。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逼出国,来到美国纽约,司徒美堂发动侨胞热烈欢迎,盛情款待。杨虎城向司徒美堂讲述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和经过,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司徒美堂对国内政治“洞见大势”,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杨虎城对司徒美堂说:“西安事变时我同意共产党的提议放了蒋介石,他那种怕死的可怜相使人喷饭。但忘恩负义的老蒋却派出大批杀人特务跟在我背后想下毒手。美蒋特务勾结一起,我在美国似乎不很安全!”司徒美堂听后极为愤慨,立即嘱咐安良堂的兄弟加意照顾杨将军,直到送他上船去伦敦,才珍重道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与华侨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继续发动华侨捐款支援抗战。为了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神圣的抗战事业,司徒美堂毅然辞去所有公私职务,专门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他每天上午10时上班,至深夜12时结束,每天工作长达十三四个小时,风雨无阻,五年如一日。

　　据统计,司徒美堂主持的“筹饷总会”募捐总额达1400万美元,其中纽约华侨捐款额约为330万美元。司徒美堂本人成为当时纽约地区为祖国捐款最多的17位华侨之一,他领导的安良堂也成为纽约华侨社团中为祖国捐款最多的一个。与此同时,司徒美堂还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秘密联系,将美洲华侨的部分捐款资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

　　身陷日军魔掌

　　拒当“维持会长”

　　司徒美堂热心救国,关心国是,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被选为国民参政员。为了履行职责,了解祖国战况,慰劳抗日军民,转达海外侨情,1941年10月,司徒美堂决定回国,并于12月2日到达香港。不料,正值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大举进攻并随即占领香港。

　　香港沦陷后,驻港日军和汉奸将司徒美堂劫持到日军司令部,日军驻香港司令官矢崎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司徒美堂出面组织香港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即“维持会”)并出任会长,以巩固其“占领秩序”。不言而喻,答应日军的条件,可以权倾一时,荣华富贵;拒绝日军的要求,将会有很大危险,甚至危及个人及全家生命安全。

　　在此生死抉择面前,司徒美堂大义凛然,毅然拒绝了矢崎的要求:“我已70多岁,腿脚又不灵,新到香港来,人地生疏,还是另请高明吧。”矢崎再三要司徒美堂考虑,实际上是在逼其就范。司徒美堂沉默以待。最后,矢崎问道:“你是住在司令部还是想回家?”司徒美堂意识到矢崎是想软禁自己,遂严肃地回答道:“我如果住在你们这里,外边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全香港的人这时恐怕都知道我被你们抓走了!”矢崎连忙说:“请不要误会。”不得不暂时释放了司徒美堂。

　　三天后,不肯罢休的矢崎派人给司徒美堂送来一张“委任状”,司徒美堂以向来没有被别人“委任”过,要求改为“聘请”为由,将来人打发了回去。当晚,司徒美堂和儿子司徒柱在香港洪门爱国人士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秘密帮助下,化装冒险离开香港,日军的阴险计划落空。

　　对此,司徒美堂后来回忆道:“一到香港,就碰上太平洋战争,我身陷日本侵略军之手,日本指挥官强迫要我当什么‘维持会长。那时,我已经75岁了,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坚持了爱国立场,乘着敌人戒备疏忽,一个早晨,改换装束,乘坐小艇,逃出香港。当时兵荒马乱,没有交通工具,我扶杖步行三百里,抵达粤东的游击区。”

　　目睹国民党暴行

　　拒绝蒋介石“好意”

　　司徒美堂脱险后,经过惠州、老隆、韶关和桂林,于1942年2月辗转到达重庆。途中,司徒美堂看到了国统区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景象:“从粤东到粤北的路上,我看见一群衣衫破烂、脸黄肌瘦的年轻人,用绳子捆绑,被国民党军官持枪押着走。一个军官的枪尖上吊着十几对人耳朵。我好生奇怪,打听之下,才知道这群年轻人是被抓的‘壮丁。‘壮丁路上抵不住饥寒打骂,折磨死了,耳朵就被割下来,准备向上级报告抓到‘壮丁人数时作证。这真是灭绝人性的兽行。”

　　司徒美堂目击的另一件事,更使其大为愤怒:“那时在重庆常有人失去三四岁的小孩,某天,一个妇女在早上失掉一个孩子,中午找着了,被背在一个陌生人身上,但衣服还识得出。那母亲上去要孩子,那人不给,想逃。母亲拼命把孩子抢回来,周身已经冰冷、脸如白纸。孩子被害死了,腹肚剖开,内藏大包吗啡!原来有一帮特务组织了一个贩运吗啡、鸦片的集团,为了瞒过关卡上另一帮特务的耳目,使能独吞其利,就专捉小孩,弄死后在尸体内藏毒偷运。”

　　此外,司徒美堂到重庆后还得知,1936年蒋介石所搞的“献机祝寿”活动不过是一场骗局,美洲华侨捐献的巨款并没有购买飞机用于抗日,而是进了私人腰包。抗战期间,美国华侨将血汗换来的美金交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侨眷作生活费,但经国民党官员层层炒卖,侨眷收到侨汇要到半年乃至一年之后,害得许多侨眷全家饿死。

　　蒋介石在得知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消息后,为了拉拢司徒美堂为其所用,特派出吴铁城、陈立夫等大批国民党要员到机场迎接,随即安排入住中央饭店。在重庆期间,蒋介石夫妇曾先后三次会见司徒美堂,并给他以到访必迎、出则搀扶、送到“第三道门”的“殊荣”。蒋介石还提出要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并准备在中央政府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但由于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使司徒美堂对国民党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好意”。

　　司徒美堂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失望之极的同时,通过与周恩来等人的接触,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在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到中央饭店来看望他,并特意带来了《新华日报》,让他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五天后,周恩来又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司徒美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并向他发出了访问延安的邀请。当时,尽管司徒美堂“对此犹豫不决”,但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

　　1943年2月,司徒美堂返回美国时,周恩来又亲自前往送行,并嘱咐他将祖国抗战的重要性及抗日的真实情况告诉海外侨胞。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游历了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加拿大等国,向广大侨胞报告了祖国抗战的真相。

　　舌战司徒雷登,呵斥杜月笙

　　1945年3月,为了更好地集中华侨力量,支援祖国的抗战,并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发展,司徒美堂在纽约主持召开了“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决定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当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于1946年4月率领美洲洪门致公党10位代表回到上海,准备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参与祖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事业。回国之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国共两党和民盟,中共和民盟都复电表示欢迎,唯独蒋介石因不愿有其他政党存在而未予答复。

　　1946年6月21日,司徒美堂在吴铁城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但正忙于打内战的蒋介石只是寒暄一番,应付了事。这使司徒美堂大为不满,决定要向蒋介石讨还抗战期间受其委托在美洲宣慰华侨时花掉的3万美元旅费,这次蒋介石却避而不见,让吴铁城来应付。吴铁城不但当面拒绝,而且蛮横地表示:“政府的钱不能给异党去用,你们组党,可到美洲去搞,为什么要回来!”司徒美堂听后勃然大怒,当即用手杖去打吴铁城,幸被众人拦住。

　　不久,在上海召开的“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司徒美堂呼吁国民党“还政于民”,但美洲洪门人士赵昱却倒向国民党中统一边,并在其支持下另立山头,于1946年9月1日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虽然被选为有名无实的主席,但由于他看清了成立“民治党”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因此闭门不出以示拒绝。

　　蒋介石见用民治党“绑架”司徒美堂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又提名他为“国大”代表,并拨给3000美元的特别费,但仍遭到拒绝。蒋介石急了,忙请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中斡旋。司徒雷登领命后,请司徒美堂吃饭,表示要用“半个中国人”的资格来欢迎司徒美堂这位“半个美国人”。司徒雷登声称自己虽是美国人,但在中国住了五六十年,父母的坟山也在杭州,他爱恋中国,习惯于中国人的思想生活,与其说他是美国人,不如说他是半个中国人,因此他一定要协助把中国搞好。

　　司徒美堂听后很不以为然,表示:“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可是并不怎样爱现今美国,所以不是半个美国人,我还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只爱恋中国,我只愿这把老骨头埋在中国。”“美国人民援助中国,我们很感激。但美国兵,美国飞机,美国军舰几乎开入中国每一个角落;美国货充斥了中国市场;美国的银纸在中国流通;美国人那样地关心中国政治;美国政府那样热烈地搞起中国内战。很明白,这不是援助,这样下去中国不亡于日本就亡于美国。”两位“司徒”的谈话最后不欢而散。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请出了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杜月笙连劝带威胁道:“司徒老啊,国大代表是蒋委员长提名的,他让你当就当吧,蒋介石可不是好惹的。”司徒美堂当场挥杖拍案而起,大吼道:“我司徒美堂不当就不当,告诉蒋某人,司徒美堂难道就好惹吗!”司徒美堂一气之下离沪赴港,从此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响应中共号召

　　转道香港回国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司徒美堂于8月12日在香港建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是主张”。这是他沉默一年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言,表示: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

　　10月18日,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特签署了《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并约定待其抵达美国后在香港各报发表。声明斥责“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协议,挑动剿共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寇仇”。现今,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热诚表示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随后,司徒美堂又于10月23日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司徒美堂,表示:“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司徒美堂接到邀请后,决定立即动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消息传出后,定居在美国的孔祥熙亲自前来拜访,劝他一定要“慎重考虑”,不要受人利用。司徒美堂表示:“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乃我洪门精神。现今举国民主进步团体及代表汇聚北平,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如此国家大事,我洪门焉有逃避不参与之道理?”

　　司徒美堂决心已定,于1949年8月13日乘飞机离开美国到达香港。飞机刚一降落,香港当局就派出警车前来“保护”,在此后的几天内,无论司徒美堂到什么地方,周围都有人“站岗”,只要他的汽车一出现在街头,后面随即就跟上了“尾巴”,就连上茶楼饮茶,也有人在对面桌上“奉陪”。司徒美堂后来风趣地回忆道:“我记得那辆十分小心地‘保护我半个月的车子,号牌是8692号。”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香港分局为护送司徒美堂离港北上进行了精心筹划。一切准备就绪后,8月28日,司徒美堂在中共方面的周密安排下,偕同乡兼秘书司徒丙鹤等人登上了太古公司的“岳阳”轮,正式离港北上奔赴解放区。六天后,司徒美堂安全到达天津塘沽港口,随即转乘火车于9月4日到达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人的热情迎接,并入住北京饭店。

　　享受“轿子”迎接

　　掏出肺腑之言

　　司徒美堂刚到达北平,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同他见面。由于那里坡陡,小轿车上不来,每次前往拜访毛泽东的客人,都是在香山慈幼院下车换乘吉普车才能开上去。毛泽东考虑到司徒美堂年事已高,受不了吉普车的颠簸,便令警卫人员准备一副担架,到坡底去接老人。

　　但是,警卫人员一时找不到现成的担架,毛泽东便给他们出主意,用自己的藤躺椅在两边绑上两根扁担似的木棍,制成一副人工轿子,并特别叮咛下坡迎接的同志:“你们四个人抬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一块抬,抬上肩后步子要走稳走齐,不要让担架晃动。”当司徒美堂被警卫人员轻手轻脚地抬上来时,毛泽东已站在门口迎接,并亲自搀扶老人“下轿”。

　　来到客厅落座后,毛泽东对司徒美堂说:“你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帮过忙出过力,对人民有贡献,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司徒美堂在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感谢和敬仰之情后说:“毛主席太谦虚了,与我平起平坐,没有一点架子,使我深受感动,不得不把内心深处的话掏出来说给你听,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平来,心里有种想法,主要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解不深,认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上台了,我们这些人来是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有想到毛主席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毛泽东说:“我们今后要长期一块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使司徒美堂深受感动,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随后,司徒美堂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17日,新政协筹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为全体代表设晚宴,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与毛泽东同坐第一桌。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他们夹菜敬酒,还问司徒美堂的高寿,老人答:“已经83岁,在美国生活了69年。”毛泽东说:“好啊,老当益壮,干一杯!”

　　司徒美堂知道毛泽东爱抽烟,递过一支用铁盒装着的雪茄,毛泽东拿着盒子左瞧右摇,前拉后压,还是弄不开,便笑着说:“这是美国式的烟,好难开呀。”在座的司徒丙鹤见状,忙替他剥开封口胶布,并为他划着火柴,才解决了“难题”。

　　“中华民国,与民无涉”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司徒美堂作了大会发言:“我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出席这个会议,飞越半个地球跑到北平,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致贺”;“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回祖国来,……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

　　9月26日,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邀请包括司徒美堂在内的二三十位年逾七旬的辛亥老人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专门听取关于新中国国号的意见。周恩来开门见山,首先表示:“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认为:“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何香凝继之发言,表示赞同。然而,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却表示:“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

　　司徒美堂听后,随即站起来表示:“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发言理直气壮,听者都报以热烈掌声。马寅初当即站起来表示拥护,并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陈嘉庚亦随即表示:“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会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张澜、沈钧儒、陈叔通、车向忱等也纷纷赞成此议。最后,周恩来表示:“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综合各方意见,决定去掉“中华民国”简称。

　　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后,司徒美堂虽然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素有功成身退思想的他曾想到香港或美国定居,后经周恩来的极力挽留,才在北京北池子83号一座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定居下来,从此结束了69年的旅美生活,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