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农

　　

　　鲁迅1934年12月2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有云:“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

　　冯友兰的被捕在当年11月28日,来得非常突然,解决得也很快。那时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办公室里忽然被捉将官里去,并立即押送到保定,要他老实交代前不久出国期间到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冯友兰只好一一说明具体情况,清华方面更是竭力营救,到第二天,根据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报指示,释放他回家。

　　开始时传来的消息相当严重,据冯先生的清华同事朱自清的日记1934年11月28日载:“冯先生在保定被何应钦部下逮捕,看来很严重,学校拍去六份电报营救,并开会讨论此事。”又11月30日载:“冯昨晚归来,我今晨去看他。他详细叙述其被捕经过。谓该部队得一报告,称冯将以中共代表身份赴俄,并将带回重要信息。经冯驳斥力争后,他们才答应将其释放。后何应钦又去电,该部向冯道歉,并于昨日下午将其放回。”(《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安分守己的冯友兰忽然成了负有重任的中共代表,实在匪夷所思。

　　冯友兰是1934年暑假出国的,先到英国讲学,后去法国、瑞士、德国、苏联,依照苏联旅游局规定的行程转了几个大城市,最后赴布拉格,参加国际哲学会议第八次会议。回国后,冯作过两次讲演,一次讲他所见到的苏联,态度客观,立言比较持平;另一次讲《秦汉的历史哲学》,其中不无借古讽今之处。国民党特务突然对他下手,其源盖出于此,与所谓“中共代表”云云绝不相干,这无非是欲加之罪的一种借口,当然也可能是他们的情报工作一塌糊涂。

　　当年清华中文系学生蒋南翔后来在《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一文中说,“冯友兰教授曾于1934年10月应‘现代座谈会(按,这是1934年上半年形成的进步学生组织)的邀请,向同学们作一次公开讲演,题为《在苏联所得之印象》,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情况,作了一些客观介绍,谁知他讲话没有几天,就被反动派蛮横无理地加以逮捕,并立刻解到保定军事委员会行营,同时在《北平晨报》公布了逮捕‘反动分子冯友兰的重要新闻。经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工学院长顾毓秀的营救,始得释放。逮捕冯友兰教授的事件说明,国民党当局多么害怕让青年学生知道客观情况”(《中国教育报》1985年12月31日)。

　　冯友兰本人晚年在《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一书中也曾讲到过这件事,并说:“可见特务的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而南京的政治,也由此可见。真是民无宁日,人人自危。我于一夜之间,成了举世闻名的进步教授,南京政府则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法西斯凶恶面目。我在这个时候,好象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继续我过去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特务的注意。”他没有勇气走前一条道路,于是还是继续走“安分守己”的老路。鲁迅很关注这一类知识分子,并有所议论,这是值得注意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