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宝山

　　

　　

　　

　　2010年是新闻界前辈赵超构100周年诞辰。他是笔者的“见面老师”,今撰此文,作为一种深切的怀念。

　　凡读过《新民晚报》的人,都知道林放的大名。林放是赵超构的笔名,这位大文豪从事新闻工作50余年。他被誉为“晚报圣手”、“晚报第一支笔”,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他的一生,有过辉煌,也经历过惊涛骇浪,从国民党的迫害中闯了过来,从“反右”运动中涉险过关,从“文革”中冲破牢笼,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度过了新闻生涯,最终把他主持的《新民晚报》推上了高峰。

　　写杂文起家

　　赵超构,浙江瑞安人,1910年出生。青年时期,他在温州一中就读时,接触鲁迅、瞿秋白、郭沫若、陈独秀等人的著作。受他们影响,追求进步,立志做一个“救国救民”的青年。因参加爱国运动,被迫中途退学。1929年秋去日本东京、京都等地学日语。回国后于1930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财经系。1934年毕业,受聘任南京《朝报》编辑、记者。擅长写杂文,经常发表新闻评论,宣传救亡爱国。

　　自1937年5月起,赵超构向《新民报(晚刊)》投稿,发表《男财女貌》、《亲善冤家》、《拿力——弹孩》等杂文,受到该报的创办者陈铭德、邓季惺的赏识。南京沦陷后,他积极参加新闻、文化界救亡运动,在武汉出版《战时爱国宣传方案》。

　　1938年,赵超构任《新民报(晚刊》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和罗承烈共同主持笔政。他以社会上国际间发生的大事为题材急就杂文,每天在《新民报》的“今日论语”专栏上发表,揭露、声讨当时腐败的政治和社会丑恶现象,备受读者的赞赏。当局仇恨他,读者则称赞他是“赵大胆”,不怕坐牢,敢于揭露当局,是了不起的新闻记者。

　　北上延安连载长文

　　赵超构从事专业新闻工作一路走来,影响越来越大。抗战时期,他在重庆《新民报》任副总主笔。

　　《新民报》有著名的四支笔即“三张一赵”:赵超构擅写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杂文;张恨水擅长创作反映民间疾苦和揭露社会黑暗的连载小说;张友鸾主编寓意深刻给人启迪的社论;“副刊圣手”张慧剑善于主编丰富多彩的副刊。

　　1944年春,重庆新闻界组织“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作为《新民报》特派员,赵超构和中共地下党员谢爽秋等15名中外记者5月17日从重庆出发,历经艰难,于6月9日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款待。赵超构在采访中极少讲话和记录,但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一回到重庆后,就写成十余万字长篇通讯,题为《延安一月》。陈铭德、张恨水分别为《延安一月》撰写了序言。《延安一月》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西京——延安间”有8篇通讯,叙述记者团从西安经临潼、潼关、大荔、合阳,由韩城渡河入晋,经山西入延安的沿途见闻,并配2幅木刻;第二部分有39篇通讯,报道其在延安对各种人物、组织和事件的观察和采访,并配10幅木刻,木刻画面都是反映延安生活场景的。

　　赵超构以浓墨重彩介绍毛泽东、朱德这两位风云人物,同时还介绍了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王震、吴玉章等重要政治人物,以及丁玲、艾青、范文澜、王实味等知名文化人。

　　《延安一月》于1944年7月30日和8月30日起分别在重庆、成都两地的《新民报》上连载,真实客观地介绍当时革命圣地延安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情况,包括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攻击和污蔑,特别是此前重庆有关丁玲、陈波儿在延安被迫害致死的谣言。赵超构的文章,使国民党很被动,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年10月18日,两地《新民报》刊完后,由该报集成书,仍名《延安一月》,于1945年1月出版,5个月内重印了3次,销量数万册。重庆《新华日报》社购2000册派人送往延安,毛泽东看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对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冲破新闻封锁,了解延安、了解中共,无疑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因此,《延安一月》不久即被国民党新闻宣传当局列为禁书。1946年,该书由谢爽秋交给日本进步人士,在日本出版。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在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设分社,出版8张日晚报,赵超构历任副总主笔、总主笔。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曾单独与赵超构会见,长谈了十多个小时。

　　揭露国民党受迫害

　　1946年5月1日,赵超构奉调赴沪,担任刚创刊的《新民报(晚刊)》总编辑。

　　赵超构关心国家安危、人民疾苦。他主持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时,坚持报道人民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

　　1946年9月,发生美军打死三轮车工人臧大咬子事件。同年10月,发生万众痛哭被谋害的李公朴、闻一多事件,接着爆发了劝工大楼流血案等事件。《新民报(晚刊)》按照赵超构的布置,派出记者,到现场采访,及时作了真实又详尽的报道,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怒,纷纷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向国民党当局控诉并抗议!对此,国民党当局恨之入骨,伺机报复,一心要拔掉《新民报(晚刊)》这颗“软钉子”。上海社会局以该报用《新民晚报》四字作为报头不合法(报刊登记时申报为《新民报(晚刊)》)为由,抓住这条“小辫子”不放,勒令停刊,妄想以此来影响它的发行量,使它经济上支撑不住而自动倒闭。赵超构领导全报社停刊职工进行斗争,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纷纷到市社会局抗议。赵超构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出面,找社会局负责人交涉,终以《新民报(晚刊)》作报头复刊,渡过了难关。

　　1947年5月25日,蒋介石赤裸裸地亲自下令《新民报(晚刊)》永久停刊,同时被停的还有《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晚刊)》同仁团结在赵超构的周围,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当局周旋,外电纷纷作了报道。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党取消了勒令,停刊的《新民报(晚刊)》“死而复活”,又复刊了!

　　《新民报(晚刊)》复刊了,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气急败坏。赵超构的名字随之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1948年12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赵超构秘密潜往香港,不久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他搭乘一艘外轮,从香港来到了华北解放区,于1949年3月抵达北平。

　　受到毛泽东保护过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天,赵超构便跟随人民解放军回到上海,继续主持《新民报(晚刊)》工作。

　　同年9月,赵超构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他的主持下,《新民晚报》办成了一份令人感到亲切、可读性很强的报纸。毛泽东在接见赵超构时说:“你们的报纸办得好,别具一格,我喜欢看。”

　　1953年年初,《新民晚报》改为公私合营。1956年,任命赵超构为社长兼总编辑。非党人士担任报纸的主要领导人,当时尚无先例。他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酝酿了一个改版方案,强调要办出晚报的特色,提出“短些、广些、软些”的口号,扩大社会新闻等措施。由于报纸办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发行量直线上升,“飞入寻常百姓家”。许多支援外地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和普通职工,宁可少吃一点菜,也要订阅一份《新民晚报》,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笔者的同学,就曾写信来说:“每天必读《新民晚报》,见报如见家乡,仿佛看到了亲友的生活。这张报纸有思想性,林放的杂文太精彩了。有娱乐性,报道文化艺术、戏剧、体育,还有书评、影评、剧评和《繁花》等专版。有知识性,开辟了有特色的专刊,可谓四面开花,丰富多彩。”

　　1956年下半年,时任《萌芽》杂志编辑的姚文元发表《扶得东来又倒西》一文。文学泰斗巴金即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文章,对姚文元的观点提出异议。赵超构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杂文,支持巴金,驳斥姚文元,提倡讲真话。这下可惹了祸,“姚棍子”记下了巴金、赵超构的两笔账。“文革”中,姚文元是上海市革委会第二把手,更是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后来代替陈伯达把持全国舆论工作。“文革”初期,巴金、赵超构两人在劫难逃,前者被打成“黑老K”,后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此前,赵超构经历的一次最大的政治风暴,发生在1957年鸣放时期。这一年3月,毛泽东亲临上海,在延安路友谊电影院向宣传系统的党员领导干部讲话,强调了一个“放”字。参加这次会议的《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兼党总支书记欧阳文彬在文章中写道:“毛主席说,‘放就是领导,领导的责任就是‘放。共产党是不怕人家提意见的,龙卷风那么厉害,也没把共产党刮倒。什么意见都让他放,骂娘也不要紧。毛主席还说,哪个领导干部不敢‘放,就阻碍了运动,就不配当领导。最后又说,毒草放出来可以肥田。”

　　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运动中,各方面知名人士积极性很高。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他们畅所欲言,大声鸣放,有意见、有批评、有异议。后来,会议气氛逐步严峻起来,与会者也不知会议开得成功还是不足,摸不着个边。赵超构带头写随笔,《新民晚报》也发表了揭露一些事件的报道。赵超构的文章引起市领导和新闻界的注意,并产生了不同意见。

　　《新民晚报》有相当长的报龄,有难得的人才财富。据介绍,担任各种报纸总编辑的就有十多位,人称“十大主编”。社长赵超构是总代表。他的杂文,他的意见,在“鸣放”中举足轻重。他在杂文中向党提的意见,个别措辞较尖锐。后来检查报纸,《新民晚报》被提出的问题的是:让肃反对象鸣冤叫屈,向公检法部门提意见;派记者到杭州“放火”,鼓动所谓“有问题的人”鸣放。赵超构时任《新民晚报》社长兼总编辑,报纸出了“问题”,他自然难以推卸责任,何况他的杂文所提意见也有尖锐之处。在揭发批判中,“左派”指责他“发泄对党不满”,指责“党总支书记欧阳文彬与赵超构狼狈为奸,向党进攻!”上述揭发的内容,足可将赵超构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3月,赵超构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和毛泽东编在同一个小组。毛泽东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赵超构“短些、广些、软些”的办报思想后,说:“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不要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硬中有软。”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鸣放的意见非常尖锐。章伯钧提出设立“政治设计院”,储安平反对“党天下”。“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些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认为“有人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共产党进攻,企图推翻共产党!”

　　风云突变。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发表《工人说话了》等一系列文章。赵超构很快有了感觉:一场政治大风暴开始刮起来了!这场揭发批判“右派”的大运动开始了!

　　这时,首都北京即将召开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议题也集中在批判“右派”问题上。赵超构身为全国人大代表,收到通知,急忙整装赴会。离沪前,他写了一篇题为《诚恳地要求帮助》的文章,交给了副总编辑,刊于6月16日《新民晚报》一版显著位置上。看了这样令人吃惊的文章标题和内容,许多同仁心里纳闷和焦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与《新民晚报》、赵超构又有什么关系和联系?

　　赵超构是老报人,经历过政治风云。他很敏感,读了《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等文章,他感到《新民晚报》发表和鼓励鸣放的报道及议论可能出现问题,而他作为社长又是积极支持鸣放的撰稿人,赵超构认识到情况紧急,知道时不我待,所以才会在急急离沪赴京开会之前,争取时机,先发表表态文章《诚恳地要求帮助》。

　　随着“反右”在全国展开,上海各界各报也都开展揭发批判活动。传言甚多,说“在市里某些会上,开始指认谁谁谁是右派人物”,还说“赵超构的大名也在其中”。这时《新民晚报》留沪的领导集中一些人员,夜以继日地检查自己的报纸,就已发现的问题,赶写公开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争取取得主动,缓和气氛。同时,不断与在京开会的赵超构联系,介绍上海的情况和报社已采取的措施,赵超构根据在北京开会的理解,又主动写了不少文章,电传上海发表。“乌云压城城欲摧”,全报社的人员都处于紧张和盼望之中,在心慌意乱中度日。

　　1957年6月29日下午2时许,下着大雨。市委办公厅突然打来电话,对调入《新民晚报》不久、顶替原副总编辑兼党总支书记欧阳文彬工作的束纫秋说:“柯老(指柯庆施,时任市委第一书记)要你来一趟。”束不敢怠慢,急匆匆冒雨赶去。那时上海市委在梅格大楼(即今静安宾馆)办公。走上第四层楼,推门进去,只见柯庆施独自坐在窗前抽烟,默默看着窗外。不知他在赏雨景,看天时,还是想政治。

　　柯庆施听完束纫秋关于《新民晚报》政治和人心情况的汇报后,忽然插话,说了一句:“毛主席昨天已经接见了赵超构。”

　　这一句话,束纫秋当时如同听到黑云中响了一声春雷,他太意外了,太高兴了,心想:“这下赵超构有救了!”

　　束纫秋不敢露出欣喜的神情,慌忙问了一句:“毛主席接见赵超构的情况,可以告诉报社的同仁吗?”

　　柯庆施呼了一口烟,只说:“你可以回去向大家讲。”

　　束纫秋连忙点头,又问一句:“我可以回去了吗?”柯庆施只挥挥手,示意可以走了。

　　束纫秋松了口气,回到报社,急忙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简单地传达了“毛主席接见赵超构”的消息。此消息一下传开了,真有一种“甲光向日金鳞开”的味道,多日来压在全报社人头顶上沉重的乌云驱散了,一颗颗悬着的心放下了。

　　广大读者也很关心赵超构的命运,听说毛主席保护他过了“反右”这一关,无不为他庆幸。

　　9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再次邀见赵超构。1958年1月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时召见赵超构、谈家桢、周谷城三人,并与他们共进午餐。这种举动,显示毛泽东对他们的重视。若干年后,束纫秋问及赵超构受毛泽东那次接见的情况和有关谈话的内容,赵翁只简单地讲了一句:“就是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那篇社论中,肯定了《新民晚报》已经作了比较诚恳的检查,表扬了《新民晚报》的编辑记者有责任心。一言九鼎,赵超构在“反右”运动中涉险过关,是毛泽东也只有他能保得下来。

　　在劫难逃复出大干

　　1966年6月4日“文革”初始,赵超构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作品被贬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新民晚报》被迫停刊,他被下放到上海市郊奉贤五七干校强制劳动。1972年,他调入上海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室,先贬为资料员,后任上海出版局顾问、辞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辞海》编委会副主席。在此期间,赵超构提出我国辞书出版工作中一项开创性的建议:出版《唐诗鉴赏辞典》。

　　1979年6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发文为《新民晚报》平反。1982年5月12日《新民晚报》复刊,赵超构重任社长,提出“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办报方针。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还题写这16字方针,表示支持鼓励。自此,《新民晚报》订户数量直线上升。比起“文革”前的销量,已超过了5倍,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

　　赵超构的“未晚谈”在《新民晚报》上重新面世后,精品迭出,妙语连珠,同时兼备大众性、时事性、思想性、艺术性的特点,被读者誉为“达到了中国报纸上的艺术性的短文、评论的新高峰”。

　　1986年,《新民晚报》进行扩版,从4开6版扩为8版,增加了十多个各当一面的专刊,如“家事”、“天下事”、“读书乐”、“科学馆”、“康健园”、“市场之声”等等,每一个专刊都是一个知识库,它可以让读者各取所需,大大地扩展了报纸传播知识的领域。

　　放手大干后,《新民晚报》的发行量与日俱增,多达150万份。建国前,《新民报》拥有5社8报,8报加起来发行量共约10万份。而现在,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己投资,在市中心建造了一座20多层高的新民大厦,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1992年2月12日,赵超构因病在上海逝世,走完了辉煌曲折的人生之旅,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