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张爱萍(1910-2003),是中国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9月2日至1966年4月27日,他在江苏省扬州地区邗江县方巷大队蹲点搞社教期间,不仅给当地群众留下了带头劳动、关心群众、平易近人的好印象,还总结出了闻名全国的“方巷经验”。

　　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蹲点

　　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1964年下半年,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下,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研院所到军队,大批领导干部纷纷下工厂、农村蹲点,指导“四清”。

　　在“四清”运动中,军队领导干部也需要蹲点。1964年11月4日,中央军委就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说:“军委目前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抓领导干部蹲点,要求师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分期分批下基层蹲点,每人每年一至二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毛泽东批示将其作为大事来抓。据总政治部《关于军队抽调干部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统计,到1964年12月,全军已抽调干部30747人,其中省军区系统15720人,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773人,将军67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都带头下去蹲点。1965年9月,在中央军委的安排下,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来到江苏省扬州地区蹲点搞社教。

　　江苏的“四清”运动由于有不少著名人物参加,在当时影响很大。句容县是江苏省社教运动的大本营,在这里蹲点的领导干部很多,如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化名张正)、陈毅元帅夫人张茜(化名陈英)、中央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化名余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化名江淮)等。此外,林彪夫人叶群(化名易敬)和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在太仓蹲点。

　　“农村存在问题的根子在我们共产党自己身上!”

　　1965年8月,南京军区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到扬州蹲点搞社教的通知,指定时任扬州军分区副政委的庄心一陪同张爱萍参加“四清”。9月张爱萍一到达扬州后便立刻要求到一个条件艰苦的三类社队去。经过商量,确定到邗江县方巷大队。当时方巷大队基础确实很差,12个生产队共有363户、1495人,党员仅14人,文盲占95%。随张爱萍下来蹲点的还有他的爱人李又兰及总参十多人,在此基础上又吸收了几个当地干部,成立了工作队,由张爱萍担任工作队队委书记。

　　为搞好“四清”运动,张爱萍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后,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工作思路,既没有查“四不清”干部,也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方巷社教参加者庄心一后来撰文回忆:在进行社教的方法上,张爱萍主张工作队员、大队干部和社员一起学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结合自己的错误对照检查,而不要拿上面的文件去整人。他在中央社教运动文件首页天头处题写了四句话:“教育干部苦口婆心,关心干部无微不至,帮助干部仁至义尽,处理干部实事求是。”在张爱萍看来,“农村存在问题的根子在我们共产党自己身上!是我们进了城把农民忘了,把革命战争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三大法宝忘了。出了问题,不去找自己的毛病,反倒抓这个、整那个,有这样的道理吗?”他觉得,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就是教育农民,让广大农民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张爱萍认为:“学文化和明事理是一致的。毛的老三篇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道德教育,怎样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把识字和学毛选结合。”接着,张爱萍进一步作了阐释:“每一个人都要为集体,为国家,只有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这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人不可有私心,要有公心,对别人要有爱心,像一个叫白求恩的外国老头,不远万里来帮咱;还有呢?还要肯干、实干、苦干、持之以恒地干,就像古代的愚公,把山都给搬走了,咱还种不好一块田?这就是老三篇。”“《反对自由主义》,告诉农民要克服恶习和散漫,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做不起来。”张爱萍在方巷搞“四清”时,还严格要求他的儿子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保存在军事博物馆档案中的张爱萍1965年12月6日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时时事事用毛主席的思想分析问题,‘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做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反复用,反复学,做到学用没有缝。我这里的不识字的农民同志,真的把学用做到没有缝隙。”

　　为了起示范作用,他带头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反对自由主义》背熟,后来工作队员和大队干部及一部分社员也会背了。当时,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床边灶前,到处都是学毛著的课堂,农民群众学习识字的愿望十分高涨。陪同张爱萍在方巷大队搞“四清”的李自强回忆了方巷社教的情况:“张爱萍他们搞社教的方法跟句容就不同了。他们不谈什么四清四不清,直接学毛主席著作,大宣大讲毛泽东思想。号召农民都学习老三篇,学了还要会背。文章那么长,农民怎么背得了呢?于是就摘警句,油印出来发给大家。背下来后,再讲是什么意思。老三篇开讲后就收到效果。小册子随身带,处处学起来。学呀学的,慢慢就开窍了。张爱萍叫我每天下去收集新人新事,编起来,再发下去。好事还真不少:有的为五保户做饭、洗衣,有的自觉到田里干活,有的好事做了不知是什么人。”

　　当时,张爱萍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得懂毛泽东著作,于是把毛著编成课本。他在封面上题写书名:《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毛主席语录识千字》。据张爱萍儿子张胜在《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的叙述,张爱萍编写的这两本小册子可能是受到当时发行的《毛主席语录》的启发。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精神,在每天报眼上选登毛主席语录。后来总政治部在1964年印成了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经全军政工会议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为方便战士携带,又改为64开大小。张爱萍编写的这两本小册子类似《毛主席语录》,也是64开本,只不过要薄些。不同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三字经》里并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按三个字一组讲解革命道理,如“共产党、爱人民”,“勤劳动、讲卫生”等,属初级本,对象多为老人、妇孺。《毛主席语录识千字》则是高级本,全部引用毛泽东的原话,从《毛主席语录》中摘取通俗易懂而又贴近农民生活的句子,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等,共一千多字,学完这本就可以练习读报了。

　　随着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深入,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开始发生变化。李自强后来回忆说:“学了四个月后,干部才开始对照自身的缺点错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自己评议,自己给自己定案。多吃多占了,退也行,不退也行。很多干部说,原以为工作队是来整人的,没想到是来教大家怎样做人的。一个大队长,谈出自己多吃多占,不要他退赔,一分钱也不要他赔,只要认识就行了。他还是把钱交了,要取信于民,工作劲头不得了,日夜奔忙,哪家有困难马上就帮助去解决。”当时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小伙子孔宪明,不仅背全了千字语录,还背会了“老三篇”。他过去靠生产队养活,现在主动到生产队找活干。

　　红日照方巷

　　张爱萍重视农业生产。1965年冬,他带领大家在工作队驻地附近开出了一块荒地,精耕细作之后撒上麦种,来年就实现了小麦丰收。他认为,苏北的沟渠河道很多,疏通河道一可以运输,二可以积肥,三可以改善环境,于是指挥附近驻军疏通河道,修筑防洪大堤,这条堤被称为“军民团结堤”。为了改善环境和扩大肥源,张爱萍带头与工作队员一起下池塘车干水挑污泥,从44条河沟池塘里挑出塘泥50多万担,对所有麦田施加了肥料。1966年夏收时,方巷大队的小麦增产26%,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他还帮助方巷建起了粉坊、石磨坊、蚕房,又在河塘里撒鱼苗养鱼,并号召群众种植经济林,种桑树、银杏、白柳和各种果树,以增加副业收入。有人担心会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张爱萍说:“那就让社会主义看着他们都喝西北风吧!”他带头植树绿化,与夫人李又兰栽种了两株松树和一片红梅。看着满地的树木,他高兴地对社员们说:“以后我们都生活在桃花源里了。”薛庄有位老人自动地承担起保护这两棵松树的责任,并竖立一座石碑,上面写着“此树是张爱萍老将军于1965年植”,这也算是张爱萍在方巷指导社教运动的见证吧。

　　张爱萍关心群众利益,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方巷社教参加者庄心一曾撰文回忆:张爱萍对遭了火灾和房子漏雨的社员,都责成工作队帮助他们修好,对生病住院的同志,他都要去看望慰问。有的社员听说他是诗人、书法家,请他写字、题词留念,他也毫不推辞,即使忙到深夜,也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他还擅长摄影,曾约全体工作队员到每个生产队去与全队社员合影留念。

　　张爱萍带头实行工作队和社员群众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的“三同”,与社员一起开文娱晚会,并组织社员歌唱队、老人演唱组、孩子演出队和红领巾小乐队,各生产队又开办了俱乐部。俱乐部的墙上挂着毛泽东像,摆放书籍和毛泽东诗词、歌曲集,还挂了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使大家都有了活动场所。

　　目睹方巷大队生机盎然的景象,张爱萍于1966年春特地写了一首词——《红日照方巷》:东风浩荡,红日照方巷。绿波滚滚千重浪,农家儿女欢唱。劲松挺立根深,红梅怒放报春。不管狂风骤雨,永葆美妙青春。

　　全国农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向”

　　早在1965年1月《二十三条》颁布后,江苏省开展“四清”运动出现了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强调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以毛泽东著作来指导运动的开展。在江苏省各地大学毛泽东著作运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了“方巷经验”一类的典型。“方巷经验”是扬州地区邗江县方巷公社方巷大队在社教运动中总结出来的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是在军队帮助下搞起来的。

　　就结合国内外形势学毛泽东著作问题,张爱萍作了几十场报告。如1965年10月23日在邗江县社教工作团团党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张爱萍作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报告,同年11月24日在江苏省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驻镇江部队干部和镇江地、市、县委干部会议上讲话,12月4日在方巷大队社教工作队会议上作了《把农民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运动引向“精耕细作”“持之以恒”》的发言等等。张爱萍在这些报告、讲话中总结了方巷大队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做法,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方巷经验”。具体而言,共有七条:

　　一、工作队学在先,带头用。他们强调自己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事事、时时、处处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对照自己的思想、言行和作风。他们有两条雷打不动的制度:一是无论向下交代什么工作,都首先交代运用毛主席的哪些观点去解决问题,然后再交代执行的方法;二是无论开会、工作和办一切事情,都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或一篇,或几段,或几句语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解决问题。

　　二、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并贯彻在社教运动的始终,转换一个重点,就掀起一次学习热潮。比如,对于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就大讲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大讲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等等。对于不同对象的群众,有不同的重点:对贫下中农,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组织起来》和《革命先锋》等章节;对民兵,讲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全民皆兵的思想;对妇女,讲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运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论述;对于青少年,讲《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毛主席对青年的希望;对地富子女,讲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等。

　　三、“广种薄收”,“百花齐放”。开始学习时要求不要太高,注意广泛性、群众性,全民都学。内容要少而精,各法皆用,先学起来,之后再加深提高。

　　四、活学活用,落脚在用。“做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反复学、反复用。”反对搞形式,不讲实效。他们总结出“读、讲、听、议、比、记、用”七个字学习方法和“三自一包”(自愿、自觉、自学、包学到手)、“四靠”方法(一靠耳朵听、二靠脑子记、三靠心里想、四靠实际用)。

　　五、形成领导核心,建立活动阵地。他们的做法是,在贫下中农、民兵、青年、妇女中选择和重点培养学得深、用得好的学习先进分子,逐步形成学习的骨干,以贫协为领导核心成立中心小组,先学一步,学深一些,去领导群众学习;活动阵地主要是在田间、在场头、在家庭和各生产队办的俱乐部;群众的学习组织也不求统一,有的按青年、民兵、妇女、老年编组,有的是混合编组,有的按作业组编组,识字不识字的也有分有合。

　　六、经常抓“六篇”必修课的学习,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和《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的《反对个人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对这些必修课做到经常学、反复学、天天用、经常用。

　　七、向“精耕细作”、“持之以恒”方向发展,就是逐渐形成和建立健全领导核心,培养和提高骨干分子,形成比较系统的经验,统一主要学习方法,引导学习运动朝着更广泛、更深入、更扎实、更有成效的方向发展,为使学习长期坚持下去,为农村建立政治工作逐步打下基础。

　　张爱萍作报告时从不拿讲稿,但讲得生动而深刻,听众十分欢迎。新闻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而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纷纷作出连续报道。《解放军报》的社论是《根本之中的根本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引导广大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希望“全国每个县、每个公社以及所有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认真一读”。与此同时,邗江县委、扬州地委、江苏省委开始大力推广“方巷经验”。例如,1965年11月8日至12日,邗江县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会议号召向方巷大队学习,在全县全民中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开展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将张爱萍和工作队总结的经验——“方巷经验”写成详细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1965年12月至1966年6月期间关于方巷大队的报道文章有15篇左右,大都安排在1版等重要版面,共4万余字。

　　1965年11月23日,林彪在苏州听取张爱萍关于方巷大队“四清”运动的汇报。当汇报到省委、地委都在推广方巷的做法时,林彪指示:“应该推广。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就是解决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思想好,认识好,各种业务、各项工作都会好的。”之后这个汇报的《纪要》以总部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方巷经验”因而在全军推广。

　　上述这一系列的报告和报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重视,先后有26个省、市16万名参观者到方巷来学习取经,使“方巷”一度成为全国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向”。

　　1966年4月底,张爱萍接中央指示返回北京,结束了在方巷大队将近8个月的蹲点。

　　张爱萍在江苏省蹲点社教中,将林彪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一系列指示,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搬到地方工作中进行实践,总结形成了“方巷经验”。“方巷经验”是张爱萍探索解决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一次尝试,有助于改善领导作风、密切干群关系。与此同时,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强调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是当时“左”倾思潮的一种表现,它既有林彪捞取政治资本的一面,又有毛泽东担心“大权旁落”而加强个人威信的一面。客观地说,这一局限性,不单张爱萍难以摆脱,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人都很难避免,是那个特殊的时代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