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朋

　　民权一词，在西方同于民主，均叫democracy。在中国，民权首见于出使西洋的郭嵩焘日记。1878年，他判定“西洋政教”，“民权常重于君”。之后的黄遵宪、薛福成，从东邻日本转引民权说，而在日本，民权就是民主的译文。

　　可“民权”一经传入中国，很快就变味走样。19世纪末广为流播的“民权”，在改良派那里却并非等同“民主”。康有为、严复等一面倡民权，主张设议院，一面又骂民主“犯上作乱”。到戊戌变法以后，维新派的梁启超仍力辨民权、民主，指其“训诂绝异”，不可等量齐观。他们这样做，旨在鼓吹民权、君权合流，以成其君主立宪之企划。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五四标榜的“德先生”，既有推翻君主立宪、实行民主共和的革命作用，也使民权复归民主本源。民权概念的变迁，标志着时代与历史的更替，也折射着外来新事物本土化过程中的变异。

　　但是，即便是变异的民权，在清流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看来，犹如洪水猛兽，万万要不得!1898年7月，在进呈清廷的《劝学篇》中，他提出民权无益有害的大篇奇谈怪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张之洞在“务本”内篇中，阐述民权无益的4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士民百姓素质太差，“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设立议院，“议与不议等耳”，一点用处都没有。

　　第二，开工厂，办公司，搞贸易，造机器等，“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而且，中国的商家常有招股欺骗、假冒伪劣之事，如无官权“为之惩罚”、“为之弹压”，就会一团糟。

　　第三，创书院，设学堂，办教育，也不必有民权，“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饩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

　　第四，中国没有兵工厂制利械，造战舰，只能从国外进口，要进口则“非官物亦不能”，练兵要军饷。“无国法岂能抽厘捐?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民权还是一无所用。

　　统而言之，民权说不舍国情，对设议院、兴工商、办学堂、练新兵种种，全无益处!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按张之洞的说法，“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反倒为洋人招来干涉借口。“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不得了，倡扬民权，乱民祸国，十恶不赦，简直就是与洋人一鼻孔出气、通敌祸天下的卖国贼!这样的政治重罪，谁能当得起?

　　“洋务大员”张之洞还摆出一副深谙西学的架势，欲从根子上拔除民权说。他说，民权说不过是“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而已”；可是，平民百姓要上达其言，不等于要“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日‘民权，误矣!”哟嗬，民权说原是一群无知之人的错误翻译，以讹传讹的谬论!他还举一个来华美国人的话为例，说美国的议院“下挟私，上偏徇”，弊害很大，不值得效仿。“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这么个坏东西，弃之犹恐不及，还用羡慕吗?而且，所谓西洋“人人有自主之权”，尤为“大误”，虚伪得很，实际上“人人无自主之权”，比咱中国的“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不知差了多少倍!所以，民权说“益为怪妄”。总之，“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一句话，民权在西方、在全世界，都根本不存在。张之洞的论调够彻底，其贬斥民权的力度达于极致，用他的首席幕僚梁鼎芬的话说便是：“要打‘民权屁股一万板!”

　　读罢张之洞的奇谈怪论，我的第一感觉，只有悲哀。悲其不知民权为何物，更哀其对民权这个外来新事物的诋毁攻击，到了如此地步!但平心想想，一个百多年前的中国洋务官僚，持此论调，是不足为怪的：皇权专制基因沁入骨髓之人，怎么可能理解西方的民权说，又岂能接受平民人人自主的思想?

　　但我的悲哀绝不止于此。生活于现今的一些国人，不仍对民权、民主疑虑重重，不仍有学者、高官，视民权、民主为无益有害的坏东西吗?什么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普世性”，是金钱和舆论在“操纵的民主”呀，什么自由、平等、人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幻想和霸权主义”。是搞“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工具呀，似乎民主、民权真像张之洞说的，“无一益而有百害”。“嗟乎!安得此召乱之音哉?”他们咒骂民主的口实，与百年前的张之洞何其相似乃尔!为维新变法献身的谭嗣同，在致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官权虽有所压，却能伸其胁民之权，昏暗残酷，胥本于是!”现今一些权势者，对民权、民主的态度、看法，还停留在百年之前，岂不大可哀乎?

　　由是，我记起清末王韬在《变法自强》中的话：“时异势殊，今昔不同”，“不可不思变通之道焉”，“其道奈何?日：毋因循也，毋苟且也，毋玩偈也，毋轻忽也，毋粉饰也，毋夸张也，毋蒙蔽也，毋安于无事也，毋溺于晏安也，毋狃于积习也，毋徒袭其皮毛也，毋有初而鲜终也，毋始勤而终怠也”。

　　上列十三毋，亦可为当今改革之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