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东

　　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南水乡吴江县城所在地松陵镇。他的姐姐费达生生于1903年10月，比费孝通大7岁。有一次，费孝通谈到姐姐时，这位饱受坎坷磨难的耄耋老人动情地说：“我的姐姐是承担了我母亲的责任，爱护照顾了我一辈子。”

　　费达生从小就欢喜最小的弟弟费孝通。她每天从松陵镇的爱德女校放学回家后，总要与费孝通逗玩一番。在费孝通上学后，根据母亲的关照，费达生每天检查费孝通的作业，对弟弟的要求很严，以至费孝通到晚年时，一谈起孩提时代的趣事，就说姐姐“那时管我管得很厉害，我真是怕她呢!”

　　母亲的临终托付，她把弟弟的冷暖安危时时系在心上

　　1929年的除夕夜，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去世。临终前，她对业已长大的老二费达生和长子费振东、次子费青、三子费霍三个男孩已是无所牵挂，就是对费孝通感到放心不下。考虑到上面三个儿子都在外地，而身为女儿家的费达生工作基本上是在苏州四围，离家最近，所以弥留之际一再交代费达生要照顾好“孝弟”(费孝通的小名)。自小就听从母亲教导的费达生，记住了母亲的临终遗言，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着费孝通。1920年7月费达生从吴县浒关镇上的江苏女子学校毕业后，就每月以自己的工资，供给费孝通读完了大学。1933年暑期，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接着，又考入清华研究生院，经过近两年的深造于1935年毕业。就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的临湖轩，他与低其二级的同是学社会学专业的王同惠举行了婚礼。而当时为提高制丝质量、维持农民生计而正在无锡玉祁镇负责制丝改革的赍达生专程赶到北京，主持了费孝通的婚礼。接着，她带着费孝通和王同惠回了趟苏州，又安排他们到玉祁制丝所参观制丝改革的成果。

　　1936年6月，新婚不久的费孝通夫妇，在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支持下，同赴广西大瑶山调查。不料费孝通在山区误踏了土著猎取野兽的陷阱，王同惠为救援费孝通而溺死在山谷小溪。费孝通遭此惨变，悲恸万分。当费孝通被人抬出大瑶山送到广州柔济医院救治后，远在苏州农村的费达生，得悉费孝通的遭遇，心急火燎地赶到广州。看到弟弟悲恸欲绝的样子，她亦是十分难过地安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想开点，不要光是悲哀，应当坚强起来，要把同惠未了的工作继续做下去、做好它，这样，同惠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高兴的。”费达生还拿着报纸和吴文藻的来信对费孝通说：“现在这么多的人都在关心你、慰问你，你就要振足精神，把伤养好，继续做好你的工作，以不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在广州期间，费达生人虽住在旅馆里，但每天都要赶到医院照料费孝通。在费孝通伤口基本愈合，情绪也大为稳定后，费达生才急忙赶回吴江农村，她在继蚕桑改良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一心投入机械制丝的研究之中。这年6月底，费孝通从广州柔济医院回到苏州家中休养。费达生考虑费孝通学的是社会学，让他接触一些实际对研究有好处。由于费达生工作一直在偏僻的农村，因而，她所要介绍费孝通的去处，基本都是农村。考虑到费孝通伤后还需调养，她打算安排费孝通到吃住条件稍好一点的无锡乡下玉祁镇去。费孝通听后感到不满意，要求去纯粹的农村。费达生听后，就想到自己已经打了十多年交道的开弦弓村，提出那就到开弦弓村去吧，并随即介绍起这个村的情况。费达生说：“这个村倒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正好是你们学社会学的人调查的好去处。”开弦弓村这个村名，费孝通听姐姐多次提起过，他欣然表示同意。于是，费达生雇了只小船，陪着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把他介绍给蚕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经理陈杏荪，在丝厂安排了一个住宿房间，还交代勤杂工阿秀照料好日常生活。费孝通一到开弦弓村，就拄着拐杖，开始了为期两个月左右的调查研究。谁知，这两个月的收获，决定了他毕生的志向；这两个月，费孝通不仅奠定了日后完成名扬世界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基础，而且像他姐姐一样，决定从事研究农村致富农民的伟大事业。费孝通在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时，特地对他的姐姐表示感谢，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的姐姐把我介绍给这个村庄并支助我工作；她那为改善农民生计的热忱，确实激励了我从事这项调查研究工作。”

　　1938年10月，在祖国遭受日本侵略最艰难的时刻，费孝通毅然从英国回到祖国，来到了云南昆明。抗战胜利后，费孝通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讲课，与闻一多、吴晗等爱国知识分子一起，通过办刊物、利用集会发表演讲等，旗帜鲜明地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动派对此感到非常惊恐，他们灭绝人性地用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师生们，更使人震惊和愤慨的是，反动派还制订了暗杀进步人士的计划，他们继1946年7月11日夜在昆明街头用无声手枪打死了李公朴后，又在7月15日残忍地杀害了闻一多父子。潘光旦、费孝通等民盟昆明云南支部十一位领导人联合发表抗议声明，愤怒声讨蒋介石杀害爱国民主人士的血腥暴行。这时，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相继发表声明，除了揭露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外，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务必确保因惨案受到威胁而暂避美国领事馆的费孝通、潘光旦等十一位教授的人身安全及自由。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费达生终于从四川辗转回到了苏州，她所看到的是学校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很大破坏，社会一片萧条的景象。但她的心里还是非常兴奋的，最使她激动的是，她与几位同事参与了接收日商办的瑞丰丝厂。就在她的手里，瑞丰丝厂的招牌由“苏州第一丝厂”取而代之。费达生尽管当时的工作非常忙碌，但她的心里却一直牵挂着费孝通。特别是内战将要打响，昆明笼罩在白色血腥的恐怖之中，她终日在为费孝通的处境提心吊胆。这年的7月下旬，费孝通一家终于离开昆明、脱离险境辗转回到了苏州。同来苏州的还有民盟昆明云南支部主要领导人潘光旦的一家人。费达生在与费孝通见面时认为，他们在苏州进出容易引人注目，难以保证安全。为了费孝通和潘光旦两人的安全，她就将他们两家人转移到了较为偏僻的浒墅关蚕种场的一幢小楼上。

　　面对弟弟的“右派”问题，她始终保持沉默

　　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令费孝通振奋不已。194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了正在清华大学从教的费孝通和雷洁琼、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到华北解放区参观。他们到达石家庄后，受到正在运筹指挥解放全中国的毛泽东的接见，并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共进晚餐。毛泽东在与他们交谈时，就当时的形势、中国的前景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看法，并关切地询问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情况。北平解放后，费孝通出席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他在会上激动地迸发出“中国有希望”的

　　心声。不久，他又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考虑到他从事的社会学专业，对少数民族有所研究，所以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i957年前后，他还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在民盟中央还兼任了文教部长。

　　可是，1957年后，厄运降临到了费孝通的身上。那年，他深被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所鼓舞，激发出一股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因而，他在云南等地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结束回京后，一气呵成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接着，5月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早春”前后》。在这期间，他于4月26日至5月16日，在费达生的陪同下第二次前往开弦弓村。由于费达生当时已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她负责推动各丝厂的技术改革工作，多数时间都要下基层，工作忙碌，因而，她将费孝通送到开弦弓村就返回了。费孝通在开弦弓村20多天时间里。白天调查，晚上挑灯夜战，据说每晚要用上半斤灯油。随后撰写的《重访江村》一文，在《新观察》杂志原计划分3期发表。谁知风云突变，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前后》两篇文章，本来是展望知识分子的美好前景，寄希望中共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代表知识分子中肯地向中共提出建议。周恩来在看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后，还给予过赞赏，说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说出了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真实想法”。可是，有人却批判这两篇文章是暴露了“知识分子身处在严寒的天气，过的是凄惨的生活”，文章“毒汁四溢，代表知识分子在向党进攻”。至于那篇《重访江村》文章，在《新观察》上刊登了两部分后，因遭到批判第三部分取消了。有人认为文章提出了“发展农村副业和乡村工业”的主张，是在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在开弦弓村的调查，“是一次收集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的罪恶活动”。听着这般批判，费孝通真是欲哭无泪!费孝通被打成右派后，他所担任的行政职务全部被撤掉，降去一级工资，回到民族学院当教授。在费孝通的家乡，费孝通的“右派”，首先是费达生感到不可理解，她是陪看费孝通到开弦弓村的，在费孝通所写的《重访江村》中，反映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包括农民的要求和调查者的建议，这怎么能说成是收集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向党进攻呢?她所在单位要她站出来揭发，与费孝通划清界线。可她相信自己弟弟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因而采取沉默不予开口的态度。到了“文革”期间，形势更为残酷，逼迫她交代“怎样勾结费孝通向党进攻的”罪行，而且较长时期成为她始终交代不完的问题。费孝通的姐夫郑辟疆，也陷入了这样的境遇。因为费孝通是他的小舅子，因而在他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时，江苏代表团批判“大右派”费孝通，要求代表们口诛笔伐费孝通。郑辟疆年长费孝通30岁，他是看着费孝通长大的，了解费孝通。代表团的同志“慷慨陈词”，他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费孝通回到民族学院后，实际上已没有他的教学研究工作，无奈只有看看书，自己搞点翻译。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他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几年，“文革”爆发，费孝通在事后的回忆中说：“1966年的9月1日，这一天我的性质又成了敌我矛盾，成了可怕的牛鬼蛇神，还被带上了高帽子、挂了牌子游街和展览，逼迫自己承认是‘一个罪恶深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家中的夫人孟吟因长期担惊受怕，不久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一听到高声讲话，就会神情紧张不能控制自己。”且说费达生这边，父亲因被抄家而据理力争，一时激怒中风卧床不起。姐夫郑辟疆也被冲击批斗而导致中风住进医院，1969年11月27日含冤悄然离开他终生奋斗的事业。费达生这次被扣上的一大串帽子真够吓人，什么“资本家的代理人”、“企图篡夺学校领导权”、“宋美龄的小爪牙”等，她受到了残酷无情的批判。就在费达生备受折磨的日子里，她还牵挂着多年不通音信且境况还不如自己的“孝弟”，所以在她恢复自由开始在图书馆工作后，就急着以治疗严重的眼睛黄斑病为由请假，急急地赶到北京。女儿、女婿不放心，可她执意要走一趟。姐弟相隔10多年相见了，看到对方都已是缕缕白发、道道皱纹，费达生禁不住流下泪水，真是既高兴又悲伤。就从那一年开始，费达生和费孝通又开始了通讯联系和南来北往相互走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年的冬季，费达生照例是前往北京，在费孝通的家里过冬度春节，待春光明媚时，再南下回到苏州，开始她在苏州的工作。

　　全力帮助姐姐整理文章，姐弟同年驾鹤西去

　　费孝通与费达生姐弟的深情，至今在家乡还盛传着费孝通早年和晚年曾为姐姐写文章的感人佳话。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费孝通在京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感到姐姐长期奔走于偏僻的农村，无怨无悔地放弃个人的私利，默默无闻地热心为农民服务，甚至于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出于感佩敬崇，他就常常利用假日，到费达生学校的技术推广部，帮助做一些抄写之类的工作。其间，他曾要姐姐把自己的感人事迹写下来，但费达生成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抽不出时间写文章，再说，费达生坦陈自己只懂技术，不会文学，实在写不出来。就这样，费孝通根据费达生的讲述，连续写了几篇文章，送到报刊杂志后都被采用刊登了。其中一篇署名费达生的《我们在农村建设中的经验》，刊登在北平《独立评论》第73期上。另一篇是《复兴丝业的先声》，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这两篇文章，针对当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蚕丝业出现不景气的状况而造成的业界人士的悲观情绪，指出在部分农村却成功地发展了丝业，不仅作为农民的一项主要副业，而且推动了农村的发展，这必将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利于大众生活的改善。不久，费孝通又在《北京晨报》的“社会研究”版上发表了《宗教热忱》一文，赞扬姐姐一班人竭尽全力为农民服务的献身精神。

　　1984年冬季，费达生照例赴京到费孝通家里过冬。当时，费达生的身体已出现了严重衰退的症状，不仅眼睛患了数十年黄斑病，视神经已经严重萎缩，耳朵也失灵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江浙一带蚕桑丝绸问题很突出，“蚕茧大战”震惊了中央。看到这种状况，毕生致力于蚕丝业的费达生心情异常焦急，她很想写篇文章阐述蚕桑丝绸是个系统工程的观点，以尽快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可是，自己又无法写，于是，她就与费孝通商量，请他帮助。在费孝通看来，一是费达生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应该刊登文章来呼吁；二是姐姐提出要帮忙，一定要完成好让她放心。为此，费孝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认真听费达生讲述，他专心致志做好记录。由于费孝通担任了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的领导职务，有时实在分不出身时，就由费达生将要讲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就这样，经过费孝通的精心整理，终于以费达生署名《建立蚕桑丝绸的系统工程》的文章，作为“周末论文”，在1985年3月9日《经济日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为《新华文摘》和众多蚕丝刊物所转载，在蚕丝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走完了他95年的人生旅程。尽管女儿、女婿未敢将舅舅费孝通去世的噩耗告诉费达生，但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她，似乎什么都已知道了，在病床上竟然时时声声呼唤着“孝弟”。就在费孝通去世这年的8月12日下午，102岁的费达生也驾鹤西去，看她时刻牵挂的“孝弟”费孝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