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毅

　　

　　1968年夏，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南京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搞得很激烈，尽显极左思潮的狂热与暴戾，成千上万善良无辜的民众被卷进去。8月中旬某日，在南京玄武湖公园内进行军训的几位工厂武装民兵无意中发现湖水里有一只很像是电影中常见到的收发报机（又称电台），连忙捞起。那玩意为黑胶木外壳，呈长方形，长约1尺，宽约7寸，顶部有几个天线插孔，机身上镀有两排英文字母。它本是美国40年代后期生产的一种短波收音机，但民兵们并未识别出来，他们脑子里的敌情观念又特强，以为发现了一台收发报机，进而联想到暗藏的美蒋特务搞破坏，遂将它交给市公安局军管会。有关负责人出于慎重，请南京几家国防电讯工厂的技术人员加以辨认，基本认定是一台美制短波收音机，并不具备收发报功能。那一时期，暗地里收听“帝修反”国家电台广播节目的人都要被追究查处，大家进而联想到，丢弃这台短波收音机的人极可能是个隐藏很深的漏网美蒋特务，他（她）准是被“清队运动”吓破了胆，已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有关方面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排查，对上百名嫌疑人员逐个审查，内查外调，最后确定两人：其一为曾留学美国的某大学电子工程教授，但他已不堪折磨而自杀；剩下的是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图书资料部门工作的卢则文，他被隔离审查，参加封闭式学习班，失去了人身自由。

　　卢则文大呼冤枉，写下万字材料为自己申辩，因为那架美制短波收音机根本就不是他家的。个性耿介倔强的卢则文干脆披露了他在建国前协助南京地下党开展情报收集工作的惊险经历，一一列出证明人和事情经过，还专门提到抗战胜利后他去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和谈代表团办事处面见周恩来受其教诲一事，并提到他曾奉周恩来指示，几次以秘密手段为中共代表团提供国民党最高层策划“戡乱”内战及军力部署、美援安排等重要情报。他在交待材料中表示，本来自己根本不想重提旧事，给人以表功邀赏的印象，但照这样折腾下去，他实在撑不住了，担心过不了这个特别炎热的夏天就得一命归西。总之，他得自救。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那时兼任省革委会主任还不足半年，他听取了市革委会“清队”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后，提出几点疑问，表示得慎重点，不可以“屈打成招”。那时，信息闭塞，人心浮躁，很容易冲动，动不动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南京社会上风传“玄武湖里发现了美国收发报机，破了个国际间谍案，抓了十几个人”，传得活灵活现。蒙受冤屈的卢则文可谓命悬一线，但他居然能沉住气，天天在囚室内学毛选、读报纸、练习太极拳。过了约半个月，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文革前的南京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赴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经济生产会议，许世友遂让他带上卢则文的交待材料卷宗，呈交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请总理百忙中核实情况。彭冲照办了，其实他早在50年代中期就知道为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卢则文，很钦佩其讲究操守、淡泊名利的为人，但彭冲文革初期就被整得够呛，挨造反派批斗七八十场，差点送了命，被“解放后”“结合”进省革委会主抓生产，虽然内心的正义之火从未熄灭过。但审时度势，不能不小心行事。在北京开会期间，彭冲将相关材料交给总理，请他在百忙中务必过问一下，因为众说纷纭的“国际间谍案”已在南京造成不小的影响。周总理略略翻了翻材料，连连摇头，神色凝重，不假思索地作了表态：“我很早就认识卢则文、苏漱贞夫妇了，他俩是正派的人，确实为革命作出过特殊的贡献，怎么可以随便怀疑人家是什么国际间谍？！此案处理必须慎之又慎……”彭冲十分敬重总理的表态。很快，卢则文恢复了人身自由，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依旧荣辱不惊，甘于平淡生活，但所承受的压力已大为减轻……

　　其实，卢则文不光为中共搞情报工作，南京解放前夕还参加了对蒋军的策反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成绩是争取狮子山炮台守军放弃抵抗，使我军渡江部队得以顺利渡江。1949年3月底的一天傍晚，南京城北新民门附近的守城炮兵军官营房里来了一对衣饰整洁的中年夫妇，受到狮子山炮台台长兼要塞副司令胡宪文上校的热情欢迎。胡让太太沏茶相待，并支开两名勤务兵，掩上房门。随着国民党主力部队在淮海战场上吃了大败仗，首都南京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富翁绅商纷纷逃往上海或广东。胡宪文心情沉重，神色阴郁，他很想听听自己旧日师长兼同乡卢则文的见解。

　　卢则文早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抗战前就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南京教育界的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卢则文与南京地下党的陈农非（陈同生）建立了秘密联系，主动提供过情报，还参加过对被捕中共地下党员张桐华等人的营救工作，受到中统南京区特工季源博的监视。抗战中期，卢则文在重庆浮屠关中央训练团工作，受该团教育长王东原赏识，被提升为教育长办公室秘书。中训团团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实际负责人为康泽和王东原。那时，蒋经国已从赣南返回重庆，出任三青团中央副书记，正在积极网罗人才，其手下已聚集了徐会之、陈雪屏、王升、李焕等少壮派干部。蒋经国常上浮屠关中训团搞调研，召集座谈会，由此结识了卢则文。蒋注意到卢工作踏实，生活俭朴，对来中训团参加高知班集训的华罗庚、杨武之（杨振宁父亲）等上百位教授和气且尊重，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加以解决。蒋经国对卢另眼相看，彼此也谈得来，同时认为王东原眼力过人，用人得当。

　　

　　王东原来南京之前曾任湖北省主席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及湖南省主席，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相当走红。他有心提拔卢则文为鄂省政府秘书长或民政厅副厅长，但均被卢以“无意从政”为由谢绝，也正因如此，卢则文更被王东原看重。在南京，卢则文利用这层关系，从王东原那儿获取了许多有关国民党高层内部的军政情报，设法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他活动相当隐蔽，直到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也没有被毛人凤的保密局特务盯上，以精明强悍著称的王东原也没对这位书生朋友产生过怀疑……

　　在胡宪文住所，卢则文分析形势，劝胡打消幻想，及早弃暗投明。胡宪文目睹当局的腐败，早有起义之心，但又有些顾虑。狮子山炮台是江防南京段一座要塞，山上共装有16门重榴弹炮，其中10门炮是抗战胜利后从投降日军手中接收的，还有6门125毫米口径的重榴弹炮是一年前美国援助的，射程远、火力强，且拥有先进的测距仪，江上船舰如被这种大炮击中必遭炸沉。炮台的火力可以封锁燕子矶上元门至浦口、九洑洲的江面，具有阻碍解放军渡江船队的重要威慑力量。经卢则文夫妇反复做工作，胡宪文审时度势，终于下了决心，表示炮台上三分之一的官兵，尤其是各炮炮长都是自己多年的部下，都听他的，他一定会全力以赴，向部属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开火时向江上船队打空炮或干脆停止开炮，配合解放军渡江。

　　4月18日起，下关沿江戒严，南京处于临战状态。4月19日早晨，卫戍总司令张耀明陪同炮兵司令邵本昌紧急视察江边东炮台和狮子山炮台，要求胡宪文、狄兆雄等指挥官恪尽职守，予渡江共军迎头痛击，并颁发大笔劳军费，为炮兵部队打气。4月22日下半夜，渡江战役全面打响，波涛汹涌的江面上千舟竞发，炮火连天。国民党江防部队纷纷开火，凭借碉堡掩体和工事，使用江防加农炮、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负隅顽抗，江上少量船只被击中，但抢渡攻势已取得进展。狮子山炮台上的重炮群为应景也开了炮，但几乎都是空弹，并无杀伤力，且打打停停，约2小时后便停止炮击，部分炮兵主动弃炮下山逃走，胡宪文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渡江进城的解放军接管狮子山炮台。应当说，卢则文对此是立了大功的。

　　在策反胡宪文之前，卢则文还搞到不少极为重要的国民党军政情报，少部分情报交给了三野城工部的情报人员，大部分则交给了南京地下党。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南京一家报纸的文史版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卢则文从事地下斗争的事迹，提到正是卢从王东原办公室弄到一份国民党核心层的绝密文件，内称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示驻南京大使罗申，要其立即转告南京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及代总统李宗仁，表示苏联政府赞成国共两方继续和谈，也赞成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停战条款，实行“划江而治”。这一密件早于苏联秘密派遣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个星期，足见苏联斯大林并不支持中共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战略计划。此文内容受到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当年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史永（沙文汉）的质疑，称他了解卢则文参加策反狮子山炮台守军一事，但并不知道卢获取该情报一事，认为几乎不可能。史永的质疑信也很快在那家报纸上刊登，真相如何几成一个谜。幸好，90年代中期，俄罗斯将部分二战中前苏联历史档案解密，证实了当年确有其事，这也可以告慰为革命立下大功却几次蒙受冤屈的卢则文、苏漱贞夫妇。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中国逐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卢则文的历史冤案终获平反昭雪，他仍在东南大学图书资料馆工作，曾担任过副馆长，离休后在家安度幸福而平静的晚年。他为人低调，生前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提及尘封多年的历史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