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早在几年前河南省委举办的一次重大选题笔会上结识了杨银禄，此次有机会对杨银禄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更了解到这位中办老秘书鲜为人知的经历。杨银禄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而又不失机敏，政坛历程让这位普通解放军战士出身的前“中央文革”秘书养成了平静面对一切的超然性格。讲起逝去的往事，杨银禄似乎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叹，对他在江青身边担任秘书长达五年之久的经历则绝少向人倾吐。
杨银禄是继阎长贵之后的江青第二任秘书。他1938年12月12日出生在河北省定州县农村，从小生活在贫农家庭，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于1957年12月参军，当过战士、文书、书记、排长、干事、科长等职，三次立功，二十多次受奖，1965年因其在基层连队表现突出而被调进北京中南海，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大队和六中队（林彪警卫团）当过指导员。1967年1月6日杨银禄被上级调进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当秘书，当时他的直接领导是汪东兴、王良恩和童小鹏。1967年11月4日，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因“送信事件”而遭逮捕，杨银禄就被选为江青的第二任秘书，从此和江青近在咫尺共处了五年半时间。杨银禄能在素有“女皇”之名的江青身边工作如此长的时间，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个奇迹，因为在杨银禄之前或之后的历任秘书最多的干了一年半，最少的只有一年，杨银禄则是工作时间最久的一位。
“改名癖”和“怕死鬼”
杨银禄进入“江办”以后，接受了前任阎长贵的教训，伺候江青更加谨慎小心。杨银禄是军人出身，与知识分子出身的阎长贵截然不同的是他的政治经历更加简单，所以江青对他戒心较小。农民出身且又自学成才的杨银禄初来“江办”时很受江青的青睐。
杨银禄来到“江办”不久，接触江青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他改名字，这让杨银禄很感意外。那时江青常以给“江办”工作人员改名为乐，好像所有人的名字都有“问题”，不是“封资修”色彩浓厚，就是“过于俗气”。杨银禄发现，只要她看谁的名字不顺眼，就会异想天开地自说一通，而且常常“灵机一动”当场更名。例如江青给中办副主任张耀祠改名为“张耀词”，给姚文元的秘书郭孟文改名为“郭文”，给自己的司机李子元更名为“李元”。除了给自己身边的人改名，江青还给凡是与她有过接触的人改名，例如文艺界人士殷承宗给改为“殷成忠”，钱浩梁给改了个“钱浩亮”，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常惠琴给改了个“常青”。现在她又感到这位新秘书的名字过于封建，并且充满铜臭味，于是要为之改一个无产阶级化的新名。杨银禄了解到江青喜欢为人更名的雅兴，当然不敢拂逆，不过心里十分反感。几天以后，江青经过苦思冥想，终于为他更名“杨英路”，意思是要杨银禄从此跟着她走英雄之路。据说后来周恩来听说杨银禄改了名字，也感觉有些愕然。
杨银禄在江青身边几年，亲眼目睹其劣行更多，不过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杨银禄在“江办”这种特殊环境里首先学会了少说多干，只要能不说的话，他尽量不吭一声，江青的许多倒行逆施在杨银禄眼里大多视而不见、能忍则忍。例如江青可以在前往人民大会堂的途中，在警卫员和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在行驶的车内小便，这样的事只有当事人才相信是真的。至于江青对居住环境的过分挑剔，就更令人难以置信。1968年江青当时下榻的钓鱼台11号楼本已十分富丽奢华，可她仍要求再搬新居，理由是她从某份机密文件中获知苏联克格勃给苏联某些重要领导人卧室安装窃听器，便毫无根据地怀疑钓鱼台11号楼内也被人安装了窃听设备，于是要杨银禄把她希望搬到钓鱼台10号楼的意见报告给周总理。当时总理工作十分繁忙，江青提出要换房子真是有些添乱，但最后总理也不得不把钓鱼台10号楼让给江青居住。
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紧张，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后，大批在京的中央首长均按此令疏散到全国各地，江青理所当然地留在北京。那时候周恩来主张所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领导都随他一起迁往北京西山，江青原本不想前往，嫌那里的工作居住环境不及城内钓鱼台国宾馆舒适，可后来像总理这样年纪较大的中央首长也住进西山，她当然无话可讲。江青在西山的居所只住了一夜，就连叫不舒服，于是又回到钓鱼台。不过她也担心一旦战事发生，住在钓鱼台10号楼里即有性命之虞，便又叫杨银禄向周总理申请在楼下专为她修筑一个长久性的地下室，这样她就可以不必前往西山了。周恩来对江青的无理要求也感到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批准，拨款按高标准开工修筑了专供江青使用的人防工程。让杨银禄颇感气愤的是，这项耗资巨大的地下人防工程建成以后，江青只来过两次，随着中苏紧张关系的和缓，这一工程形同虚设。
1970年春天，北京地震局根据预测，向中央打了一份关于最近几年北京周边地区将发生强烈地震的报告，这也是唐山大地震的前奏，不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对于地震一事还仅局限于预防，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全局工作。特别是周总理，他每天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地震是否会对他构成威胁。杨银禄却发现江青对这份报告格外注意，反复研究了好几遍，并亲自在钓鱼台10号楼附近进行勘查。一次，江青忽然召集身边这些秘书和警卫员开会，在会上声色俱厉地表示：“保证我的安全是你们的责任，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所以对我的安全问题不得有丝毫闪失。如果我的身体发生什么问题，就是党和人民的巨大损失。为了防震，保证我的安全，你们要想想办法，不用我替你们操心吧？我建议在我的卧室、办公室、休息和活动的地方搭建临时的牢固防震棚，还要摆上救命的物品。我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完成，还不能干扰我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杨银禄作为支部书记，知道江青这番话实际上是对他下达的命令，而一旦发生地震，他当然无法负责，于是急忙召开支部会议，研究落实江青关于三天内搭建临时地震棚的指示。会上当然没有人敢提反对意见，杨银禄只好把江青要盖地震棚的事情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汇报，汪东兴也不敢违逆，只能批准并准备物资。到了第三天，恰好江青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杨银禄就利用这一时机，动员所有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她居住的卧室里用木柴和脚手架搭起一座可以防震的木制棚子，又在江青办公室、起居室和她平时会见客人等地方搭起可以防止地震时重物跌落的防震设备，这样江青方才满意。江青闹腾了一阵，到秋天她才发现地震距自己十万八千里，于是又一声令下，杨银禄再次带领工作人员把花费心力搭设的几个防震棚一一拆了了事。通过这些事，杨银禄发现江青平时自我标榜的“临危不惧”精神原来不堪一击，她内心深处实际上非常胆怯和虚弱，趾高气扬的伟大旗手原来竟是一个私心极重的“怕死鬼”。
亲眼目睹林彪与江青的微妙交际
如果说对于江青的私生活过于娇情，杨银禄尚能容忍的话，那么江青在钓鱼台里与一些人较为特殊的关系则让他感到无以适从。杨银禄经过几年时间的冷静观察，了解到江青与所有军政界高级领导的关系说到底都是相互利用，其中较为明显的是江青和林彪及叶群等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之间的来往。林彪在杨银禄心中是一个深居简出、既怕风又怕水的“病人”，然而平时隐居在毛家湾轻易不肯涉足户外的“副统帅”林彪有时还会亲自到江青住处来拜访。如1968年江青决定从钓鱼台11号搬到10号楼时，林彪居然在次日就得到信息，而且在江青乔迁新居的翌日下午就由叶群陪同来向江青祝贺乔迁之喜。杨银禄在一旁发现林彪坐在沙发上几乎是一言不发，倒是叶群的话较多，在江青面前总是替代林彪发表意见，一会对乔迁表示祝贺，一会提议如果需要装修，她可以吩咐邱会作派人送装修物资。整个会面时间十分简短，当江青把林彪和叶群双双送出钓鱼台以后，又特别叮嘱杨银禄说：“小杨，你记住，从今天起，我和毛家湾的来往电话都要写出详细的电话记录来，电话记录也都必须要经过我亲自过目，并要把记录妥善保管好作为证据，否则将来我说不清楚，你也说不清楚。”江青这番特殊指示让杨银禄颇感意外和震惊，他没有想到林彪和江青的关系竟然如此微妙，表面上交谈得亲热客气，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970年夏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已经对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等几员大将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军委办事组成员回到北京后就主动来钓鱼台10号拜访江青。黄、吴、李、邱、叶等人一进10号楼，竟首先给杨银禄这个秘书敬军礼，这让杨银禄有些消受不起，因为他们当时不仅是军委办事组的领导成员，而且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怎么可以给他一个秘书敬礼呢？
就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不久，有一天江青提议要给林彪拍摄一幅肖像，林彪居然应邀坐车赶到钓鱼台10号。当时的场面很让杨银禄困惑不解，既然毛主席已经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了林彪及其死党，江青为什么还要故意在家里给林彪拍摄他手捧毛泽东选集的大幅新闻照片呢？作为现场参与人员，杨银禄眼中的林彪脸上没有丝毫笑容，甚至来到10号楼等候拍照之前连胡须也没有刮，以十分憔悴和无奈的面容面对着得意忘形的江青，两人一喜一忧的神情形成鲜明对比。就在江青以“李进”的化名把林彪学毛著的新闻照片在《解放军报》等刊物上公开发表一个月后，林彪竟然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了。直到现在杨银禄仍无法理解，江青和林彪在你死我活的斗争面前为什么还要搞这些冠冕堂皇的把戏。
南斯拉夫电影事件
眨眼五年时间过去了，这些年来杨银禄跟随江青的心情可以“如履薄冰”四字来概括。即使是与江青息息相关的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有时也各揣心事，让夹在其中的秘书杨银禄时感不安，担心一时不慎触怒一方而得咎。
好不容易熬到1973年，杨银禄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就在这一年的6月11日傍晚，江青忽然按铃叫人，杨银禄来到卧室时，江青心情很好地吩咐他说晚上想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同时要杨银禄马上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要他们也准时前来观看。杨银禄知道这是江青的习惯，她看电影时身边至少要请几位首长陪同观看，王、张、姚则是必请之人。可是杨银禄做梦也不曾想到，这次看电影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杨银禄电话邀请王洪文时，王却说：“我晚上另有事情，就不去看了。”而当他叫通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专线电话时，张、姚表示他们不久前已经看过了，杨银禄作为秘书，当然不好再说什么，就把王、张、姚三人的意思原原本本报告给江青。江青当时虽然没说什么，可杨银禄看出她很不高兴。到了电影开映时，江青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空旷的放映间里，心里便升起一股无名之火。杨银禄发现江青气得脸色青白，而且注意力都不在银幕上。电影刚放映了一半，江青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猛地跳起来，带着杨银禄风风火火地去了张、姚两人居住的钓鱼台9号楼。
江青见了张春桥就问他是什么时间看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让杨银禄感到震惊的是，张春桥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大撒其谎，说：“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呀！”江青接着又找到姚文元，不料此人更是圆滑，当场打起马虎眼说：“看没看我记不得了。”江青回到10号楼再询问秘书杨银禄，杨当然如实重复傍晚的一番话，并且表示他绝不敢无中生有。刚才在张、姚面前杨银禄不敢当面纠正，他毕竟只是一个秘书，怎么敢在中央首长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呢？
杨银禄没想到江青对这件小事不肯罢休，因为她绝对不允许自己在钓鱼台的权威因为一部电影而受到挑战，所以她派警卫员去钓鱼台电影放映室调来登记册，果然在那本记录册中发现张春桥和姚文元已经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记录。其实至此事情已经完全明了，与中间传话的秘书无任何关系，然而事情的进展绝对不像杨银禄想的那么简单。江青纵然清楚此事系张、姚两人说谎造成的，但她当时不可能因此奈何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姚两人，于是只能把心里的怨气迁怒于已知此事内幕的秘书杨银禄，否则心中这一口恶气难以发泄。她给杨强加的罪名是“中伤和挑拨中央首长之间的关系”。
不久，江青串联张春桥和姚文元，一起来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住地，异口同声地向周总理报告，江青身边出现了挑拨中央首长关系的人，这个人就是秘书杨银禄。周恩来此前多次前往钓鱼台，与杨银禄有过一些短暂的接触。在周恩来看来，一个贫农出身的解放军战士不敢也没有理由中伤和挑拨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手握重权的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同意江青马上逮捕杨银禄的意见。因为最近几年来，经江青主张以各种罪名逮捕的身边人已大有人在，除了将第一任秘书阎长贵送进秦城监狱之外，尚有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和组员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周占凯，文艺组的金敬迈、李英儒，理论组的杨永志，宣传组的李广文和档案组的朱波、王敬忠等人，先后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秦城监狱，有些人在监禁中甚至被江青的淫威逼疯。深知此事来龙去脉的周恩来这次再不想让江青的淫威得逞了，于是以委婉的语气劝阻江青，并吩咐汪东兴把杨银禄暂时调离江办，以“反省”为名保护杨银禄不受迫害，另派一位名叫刘真的同志接任秘书。
杨银禄虽然被周恩来暂时保护起来，可是江青不时打电话询问杨银禄是否已经“交待问题”，还追问总理如何处理，毫无疑问，她不把杨银禄投进监狱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周恩来知道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保杨银禄肯定是不行的，就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设法把杨银禄因一场电影得罪于江青的经过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江青多次加害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早有耳闻，现在当他听汪东兴讲清杨银禄是因为一个电话通知而无意中插进了江、张、姚三人的纠葛中去时，马上下达指示：“不要再制造冤案了。在江青那里工作的人，不想用时就把人家一脚踢开，扣大帽子，没有一个是好好出去的。怎么出来的，还要怎么请回去。”周恩来听到主席这一指示，知道再把杨银禄请回“江办”是根本做不到的，于是指示汪东兴适时将杨银禄派到外地去，这样可以彻底避祸。
杨银禄离开“江办”后，新任秘书刘真只在江青身边工作了一年多，不知何故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罪名赶到某农场。第四任秘书刘玉庭是一位老实本分的部队干部，作为江青的最后一任秘书也只干了两年时间，在他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江青照样借故生非，百般刁难，所幸1976年10月6日江青遭到逮捕，不然刘玉庭也很难逃脱与他的前几任一样的凄惨下场。总之，在江青身边当秘书是一件天大的苦差，得善终者几乎没有一人。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1973年10月,杨银禄被汪东兴悄悄派往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意在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保护其不受江青的追查。在干校的劳动虽然很累，杨银禄却为侥幸逃离了江青的魔掌而暗自高兴。一直到1975年1月，杨银禄才得以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时江青可能已将杨银禄忘记了，杨银禄回到中央警卫团当宣传干事，后又转保卫科任干事，工作仍然很出色。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溘然长逝。和杨银禄始终没有联系的江青，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有一天忽然打电话给中央警卫团找杨银禄，说要他前往人民大会堂为主席守灵。杨银禄何尝不想参加守灵的行列，可不知为什么江青言而无信，苦等了几天也不见江青派车来接他。在等候的这几天里，杨银禄紧张得无法言喻，不知道江青又在搞什么名堂，甚至担心江青会不会利用毛泽东病逝之机对他再算旧账。直到10月上旬粉碎了“四人帮”，杨银禄才有机会再次见到那个被自己精心伺候了五年零八个月、最后以莫须有罪名一脚将他踢开的江青！
1976年冬天，杨银禄参加了清理“四人帮”积存材料的工作，并参加“四人帮”专案组，具体负责清理姚文元积存资料的工作。从前在钓鱼台作威作福的“四人帮”如今终于受到人民的审判，这让曾经在钓鱼台工作多年的杨银禄感到解气。1977年7月，中央专案组决定在小范围面对面地揭批江青等人的罪行，杨银禄作为专案组成员理所当然地要参加，根据专案组的要求，曾经做过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负责现场揭批江青的任务。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当年12月在关押江青等人的秦城监狱一个小会议室里开会首次揭批江青。事前，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等领导与杨银禄等谈了话，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所有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特别是那些因受江青淫威迫害进了监狱的同志，在批江青的时候一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要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真正揭露问题。
第一次来到京郊的秦城监狱，杨银禄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更没想到江青会在这座重兵看守的监狱里度过余生。揭批江青的会场布置得肃穆而庄严，主要参加者都是公安部、“四人帮”专案组成员以及当年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杨银禄坐在发言者的席位上，眼望着黑压压的人群，心里蓦然升起一股从没有过的激动。当主持者宣布“把江青带进会场”后，杨银禄一眼就看见江青大步走了进来，尽管她已成为阶下囚，但仍不改其惯有的骄矜倨傲，挺着腰板，头发梳得黑亮。这个昔日骄奢淫逸的女皇还像从前在钓鱼台时的样子竭力显现出她的“临危不屈”，当一个个愤怒揭批者凛然出现在她面前时，江青仍然蛮横无理，要么对发问者充耳不闻，要么当场反唇相讥，甚至大声吼叫：“现在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敢把我抓起来，我早就说过，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有时她还敢和押解她的女战士动手，其凶煞的程度丝毫不减当年。根据江青拒不认罪的情况，揭批会决定延长三个半天。
揭批会的第一天，杨银禄作中心发言。杨银禄站起来向江青大喊一声：“江青，你也有今天，你知道我是谁吗？”江青听了，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我不用看也知道，你不就是杨银禄吗！”想起当年因为一场电影而被无端冠以“挑拨中央首长关系”的罪名以及五年零八个月饱受的精神折磨，杨银禄慷慨陈词，历数江青的种种罪恶，直说得江青哑口无言、额头沁汗。
对“四人帮”的揭批告一段落后，杨银禄就任中央警卫团科长。后来随着“揭批查”斗争的进一步深入，有人对杨银禄继续留在中南海表示不满，甚至认为杨银禄一直在江青身边工作，而且当了多年秘书，怎么现在还可以留在警卫团当科长？有些人甚至要求对杨银禄进行审查。杨银禄没想到以前受江青打击，在她被捕后还受到株连，在警卫团下属单位做财会工作的老伴据说也因自己受审而不允许上班了。这种审查一直持续到1977年中共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有一天杨银禄到人民大会堂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他的妻子也去那里听文件，分别了大半年的夫妻俩竟然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意外邂逅。当时的环境下夫妻俩不能说话，杨银禄远远地看见妻子眼里含着泪，望着他欣慰地笑，表示她知道他还活着，彼此的对视就成了两人最大的安慰。当年10月，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杨协中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四人帮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不一定就是‘四人帮的人，他们有问题就有问题，没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留用。”就这样在揭批查过后，杨银禄被调到万寿路三大队（隶属中央警卫团）担任管理处副处长，他的老伴也调到中直管理局工作，直至1998年12月退休。
杨银禄晚年以写作为主要乐趣，并将当年在江青身边当秘书的经历整理成一部20万字的书稿，以《我给江青当秘书》为题公开出版。他在这部书稿中用客观冷静的唯物主义态度，如实地把江青在“文革”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所作所为记述下来。杨银禄的写作初衷是，如实再现历史真貌，既不泄私愤丑化江青，也不将自己的好恶赋予这一历史人物，对江青当年生活中的细节写得尤为细致生动，力求为历史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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