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一戈

　　

　　正是江南乱花迷眼、新绿弥望时节，我与台北旅浙的吴神农先生，相晤在太湖南岸的龙溪江畔。

　　眼前这位身板笔挺的长者，气色清朗，言辞敏捷，真让人不敢相信他已然年近八旬。吴老笑称，这应该得益于自己大半辈子行伍生涯的磨砺。吴祖籍长兴（今为湖州市所辖县），1949年只身去台，谋职军界，曾以国民党军装甲兵司令部综合参谋的身份，在蒋纬国近侧服务多年，两人过从甚密；尤其是在蒋的晚年，彼此皆已褪卸戎装而交往依旧，双方关系“亦师亦友”。吴曾多次领受嘱托，替蒋纬国代办其颇为私密的事宜，其中，就有吴老向我忆述的“三度大陆祭亲”——

　　事情还得从台海坚冰破冻的第六个年头、亦即1993年说起。

　　那年10月，吴神农转道香港赴大陆探亲。临行，他去台北中华战略学会向老上司辞别。这“中华战略学会”，是蒋纬国早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不久，发起成立的一个民间社团，蒋退役后，便被推任该学会的理事长。吴神农也是学会成员。斯际，蒋纬国已77岁，两鬓染霜，得知吴神农将回老家探亲，他沉吟片刻，缓言道：“你到了湖州，能不能抽时间去戴山一趟，帮我到戴家的祖坟前上炷香，祭奠一下？”

　　蒋纬国所说的“戴山”，位于湖州市区东郊约15公里处，此地因山得名。当初，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先祖由安徽徽州南迁，就是在戴山落的根（清代中叶又移居四川）。戴家遗存这里的祖茔，其确切地点，实际在戴山偏南的后林木桥头村。抗战以前，戴季陶每逢清明，总要偕夫人钮有恒回戴山祭扫先祖，有好几次，少年蒋纬国都与戴安国等全程随侍。因此，蒋纬国对戴山是有印象的。

　　吴神农自然把老上司的嘱托铭记心间。他在湖州市政协有关人士陪同下，特意挑了个晴好的日子，前往戴山。

　　走进农居错落的后林，那所戴季陶夫妇1931年为家乡捐资兴建的小学，依然童音悦耳，书声琅琅，只是旧建筑大半已在抗战岁月圮毁，如今的校舍是乡里筹款新修的。这所学校原名“私立戴氏二礼完小”，戴季陶曾亲笔为之题写匾额。60多个春秋逝去了，学校围墙边那7株栗子树、皂角树（据说系戴季陶手植）已长得枝干粗壮，挺拔参天；当年南京市市长赠贺完小落成的一口铜钟，还被精心收藏着。

　　很快地，后林小学门外聚集起不少好奇的村民。原来，吴神农他们进村的时候，随带有一个圆台桌面大小的花环（预备祭献戴家祖墓）。沿途路遇的村民，有些注意到花环的飘带上写着“戴氏祖先灵右 蒋纬国敬挽”字样，纷纷窃窃私语：“嗬，蒋纬国？”“台湾来的哦？”“祭拜戴家祖坟？”于是，吴神农一行后边，跟上了一长溜探看究竟的男男女女。

　　后林小学校长替吴神农找来一位熟谙旧事的老农。提起戴家祖坟，老人连声应说：“这个坟，晓得，晓得，长远没有人来上喽。”他引领吴神农们折入村北一处桑园，七弯八拐，来到一座桑树环抱的土冢前。那便是戴家祖茔：地面上一个半人高的椭圆状隆起，坟首不见墓碑，没有标识，唯有青藁漫覆摇曳……

　　吴神农献上花环，恭行祭礼。他对墓主默诉：自己是“代表戴季陶先生的过房儿子”，从海峡对岸专程前来“叩拜先祖”的。整个过程全拍了照。

　　吴将照片带回台湾，向蒋纬国复命。蒋翻来覆去仔细看了照片，听了叙述，许久许久端坐着，不说一句话；末了，长吁一口气：“谢谢你。我好像做对了一件事……”

　　翌年四五月间，吴神农又有大陆之行。他告诉蒋纬国，此番探亲期间，想去宁波转转，包括到奉化溪口看看蒋家故居。蒋纬国微笑颔首：“好啊！那你帮我到我祖母坟上祭奠一下，献个花！”

　　祭奠那天也是个晴丽天气。出发前，吴神农先在奉化市区穿街寻店，选购了蓝、白、黄三种色彩的上好缎带，请人扎成一捧鲜亮的大花束，而后打车直趋溪口。其时，奉化通往溪口这个浙东古镇的公路，正在拓宽改造，一路上坑坑洼洼，颠簸得厉害。

　　车过“武岭”城门，进入溪口，眼前豁然开朗。但见清流潺潺，远山苍苍，小街似带，粉壁黛瓦，一派如画风光。

　　蒋纬国祖母，亦即王太夫人（王采玉）的墓，坐落在镇区以西2公里处的白岩山鱼鳞岙，保存极好。从墓道的牌坊下拾级而上，一条长逾600米的卵石小径蜿蜒曲折，顺山延伸；两旁松林修竹，葱翠幽深。小径的尽头，便是坟丘：四周石墈围护，中央黄土封顶；坟前石碑上，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工楷横题的“蒋母之墓”，字迹犹新……

　　吴神农在墓前单腿跪下，献花，鞠躬。花束的挽带上恭书：“祖母大人灵前 孙 纬国敬叩”。一位同行的游客自告奋勇，帮他在边上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的情景，都摄入了镜头。

　　就在吴神农将欲离去的当口，恰巧，有两拨游客沿山道上来。听口音，一拨是安徽人，一拨是上海人，他们也是来观瞻蒋墓的。有人发现蒋母墓前祭坛上的花束，簇新夺目，显然摆放不久，进而又发现，这花束居然还是蒋纬国祭献的，不禁失声惊呼，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猜断，打破了周遭的安谧幽静……

　　回到台湾，吴神农将照片送给老上司过目。蒋纬国一张一张看得非常细致，良久，才抬起头，目光穿越窗户，投向很远很远，那神色，分明跌落在一种难以言表的哀伤中。他对吴神农说：“照片真清爽。看起来，你还蛮郑重其事的。” 吴回答：“这是将军您交代的事。我只怕做得不够好，能不郑重吗？”

　　日历，翻到了1995年。枫叶红醉的深秋时分。吴神农携堂客（他一直以长兴乡间的习唤，称谓妻子）跟随台岛一个赴川旅行团，去九寨沟游览。行前，吴照例到蒋纬国住处辞别。

　　79岁的蒋纬国，彼时正遭受着一场他完全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台北市政当局在民进党陈水扁（时为台北市市长）的操控下，枉法逞威，藉口“规纠违建”，强令拆除蒋在至善路71巷自费营筑的宅邸，致使暮年蒋纬国只能赁屋蛰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成了一头‘无壳的蜗牛”。祸不单行，他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自从前年心脏大手术之后，他已在荣民总医院几进几出，“紧急”过好几回。

　　但蒋纬国依然“树老心雄”，顽强地同疾病、同“横逆”作抗争。听吴神农言及此次旅行将途经成都，他立马眼睛一亮：“你可不可以到昭觉寺去一下，替我到亲伯亲姆的坟上拜拜？我想，我此生是没有机会去的了。你就代表我去尽点孝吧！”

　　蒋纬国说到的“昭觉寺”，乃是成都北郊的一座著名古刹，唐建宋盛，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他话中的“亲伯亲姆”，即指的戴季陶、钮有恒夫妇俩。1949年2月，戴季陶在广州去世，灵柩被运往蓉城，与其先故的母亲、夫人合葬于外西枣子巷。“文革”年月，戴墓数遭盗掘，所幸遗骸未毁；拨乱反正后，有关方面几经周折，找到了骨殖并予火化。1989年，蒋纬国通过港、沪管道，曾将戴季陶的遗灵（骨灰）接引至台北供奉，复又送回大陆，由昭觉寺接纳，修墓归葬……

　　吴神农怀揣着老上司的叮嘱，登上航班。飞机降落成都，已薄黄昏。导游招呼大家抓紧去青羊宫看“变脸”。吴神农要求“脱队行动”，去昭觉寺祭拜戴墓。旅行团里有位基隆中学的校长，姓汤，苏北盐城人，1940年代在国民党青年军服务过。他说自己和蒋纬国有“袍泽之谊”（蒋1945年曾在青年军二○六师任营长），理当为蒋事效力，因之也要去祭墓。

　　

　　二人风风火火，打车赶到市区5公里外的昭觉寺。寺院晚斋已毕，山门甫闭，但有个侧门尚虚掩着，还能同里边搭上话。

　　吴神农隔了门扇，申明自己从台湾赶来，想进寺内祭拜一下戴季陶墓。帮助通报的小和尚，领着吴、汤穿过偏殿，谒见长老。闻悉“匆匆迟客”是远道赶来祭戴的，长老蔼然道：“戴季陶？我知道的，知道的。那可是蒋介石的拜把弟兄哦。”

　　于是，长老缓缓前导，将吴神农们引至寺院后方一片绿树掩映的塔林（安葬僧人的墓地）。戴季陶的墓，就静卧在这塔林一隅，占地约30平方米：墓穴，呈长方形；坟首，竖立着一方有屋檐式尖顶、琉璃瓦披覆的墓碑；碑身以汉白玉镶嵌，正面是两列清秀的阴刻篆书：“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 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吴神农熟悉这有点瘦金体味道的书法，那应该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手笔……

　　由于下午刚刚下过雨，墓前地上稀湿。好在长老有先见之明，预先让小和尚带了一个蒲团备用。吴神农在墓前摆好蒲团，双膝跪倒，规规正正地朝墓穴默默磕了三个头。汤校长帮他拍照。那陪同的两位和尚，一老一少，也在暮色四合之中，伫立一旁，恭恭敬敬地双手合十致礼……

　　蒋纬国这次是在他赁居的台北“梅园”，看到吴神农带回的照片的。他病容憔悴，起坐乏力，仍坚持着，全神贯注地一张一张细细看完了所有照片。看到照片上吴肃然磕头的情形，老上司嘴角漾开一丝笑纹：“神农，你帮我向亲伯亲姆行了大礼啊，好，好。不过，也真有点难为你了……”

　　吴老侃侃而谈，有条不紊地给我讲完了他领受晚年蒋纬国嘱托的“三度大陆祭亲”。有些细节，限于篇幅，只能简略。他的忆述，深深叩动我的心弦。

　　凡是对民国史、对蒋家史稍有了解的人，几乎都知道蒋纬国的真实身世从来传说纷纭，扑朔迷离，至今犹似明非明。蒋纬国本人，对外界一直坚执：“蒋公（介石）是父亲，戴传贤先生是义父，也是‘亲伯。”

　　1996年8月，台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在近40次采访蒋纬国之后，撰就《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此书出版，反响很大。大陆有学者据此断言，“戴季陶系蒋纬国生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然而，实际上，就在《千》书问世还未足三月，蒋纬国即在致友人信中郑重声明：“《千》书绝对是汪先生的独立写作，……惟对若干经历，见问即告以事实，以正外间之误传。但身世一事，纬无以奉告，凡幼小无知之事，承认既不可，不认亦无理，只能置之不答。”如斯，则《千》书有关蒋身世的“揭实”，又被采访对象给重新否定了。

　　而今，从吴神农忆述的蒋纬国晚年鲜为人知的“大陆祭亲”来看，前后历三年共三次，其中有两次涉及戴氏。这，至少可以说明，斯人“念兹在兹”焉。

　　吴老告诉我，以他与蒋纬国的长期近距离接触，感觉蒋本人对自己的身世、血亲问题，私底下其实很看得开，非常豁达。曾经有一次，在蒋纬国书房，蒋让吴神农看墙上挂着的蒋介石和戴季陶的相片。吴仔细端详，觉得老上司委实有三分神似戴季陶，三分神似蒋介石。蒋对吴说：“我叫戴季陶‘亲伯。‘亲，就是嫡亲；‘伯，也可以是‘爸爸。人们因此认为我是蒋介石的儿子也好，是戴季陶的儿子也好，反正我就是我。如果我对国家、民族有点微薄贡献，就是光宗耀祖；否则，就是对不起祖宗。所以，我姓什么不重要，我自己心安就是了……”

　　对于晚年蒋纬国，吴神农认为，老上司最令人敬重与感动者，莫过于他的那份拳拳“中华心”、殷殷“大陆情”——

　　蒋在许多场合都公开表示，自己“自离开大陆之日起，就一直有想回大陆的念头”。曾经有台湾某记者向他发问：“将军，连你都想回大陆？”蒋对这种荒谬的“惊诧”极为愤慨，当场反诘：“我想回大陆有罪吗？”并且，明确告诉在场的所有媒体：“我是中国人！”“我连做梦都想回大陆！我想大陆都想疯了！”言毕，已是热泪盈眶，哽咽难语。

　　吴老说，他亲眼见到，在蒋纬国办公室的书桌一角，长年摆放着一本伸手可及的大陆版《奉化县志》，以便随时翻阅。蒋对吴解释：“这样，我就时常可以看一看故乡。”而在书桌后边靠墙的柜子顶端，蒋还虔心供奉着“家乡的水土”各一瓶：左者，汲于滔滔扬子“母亲河”；右者，取自溪口祖母坟头“故乡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蒋纬国直至他生命的终点，也没能实现夙愿、重新踏上他魂牵梦绕的故土。就在吴神农第三次代他大陆祭亲的两年后，1997年9月，蒋病重辞世，在海峡对岸留下了他永远、永远的无奈和痛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