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振鹤

　　上海市松江县（现改为松江区，1958年前属江苏省管辖）是一个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的地方。距离县城9公里的境西北、小昆山、横山、机山、天马山、辰山、佘山、萍山、厍公山、凤凰山依次排列，名曰九峰，自然人文景观尤为丰富，每每让人驻足流连。

　　一

　　就在九峰西端的昆冈荡湾村（旧时叫“四十三保十三图”）坐落着明朝末年抗清将领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的墓地，石驳墓基围成的平台呈半月形，高约2米，宽约30米。墓建造于清顺治四年（1647）三月，为夫妇合葬墓。乾隆五十一年（1786）修葺。道光六年（1826）八月重修，把先世几个墓葬在一起。墓前立石碑，中间大书“明夏忠节公允彝墓道”，其下夹行小字：“公先世并葬于此，子节慰公讳完淳祔。”左侧书“永远禁止樵牧侵占”，右侧作“道光六年八月，知娄县事徐梦熊立”（清代塘湾属娄县）。

　　

　　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号瑗公，明代松江府华亭县人。他是明末东林党人，讲求气节，与同郡陈子龙、徐孚远等人结社，名为“几社”。崇祯七年（1637）中进士，任福建长乐知县，能体恤民情，革除弊俗。7年后，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室福王在南京监国，任命他为吏部考功司主事。次年，清兵进攻江南，他与陈子龙等起兵抗清，兵败，便在同年九月十七日投水殉节，时年50岁，死后谥“忠节”。

　　夏完淳（1631－1647），夏允彝子，字存古，号小隐，从陈子龙为师。他天资极高，少年即胸怀大志，12岁博览群书，为文千言立就，如风发泉涌。15岁时，随父师起兵抗清。父亲投水死后，他随陈子龙组织太湖义军继续从事抗清复明。清顺治四年春，南明鲁王授完淳为中书会人，后不幸被清军侦知逮捕，慷慨就义，年仅17岁，死后谥“节愍”。

　　建国以后，夏允彝父子墓于1956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江苏省拨款将墓地修复一新，墓前筑甬道，设石供桌、石凳，四周植树绿化。1961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亲笔题写墓碑“民族英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

　　现在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就是这座古墓，在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之前的1955年，曾三次被挖掘，其中后两次还是按照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要求发掘的。为了弄清这一段历史，笔者曾经走访了当时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考古部主任郭若愚先生，又查阅了一些资料。郭先生当年为此事曾到实地作过调查，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至今回忆起来依旧脉络清楚。

　　二

　　1955年初，松江地区的农村刮起一股盗挖古墓的歪风，夏允彝墓由于名声显赫，自然成为首选目标。这一年的4月间，荡湾村便有一批村民来到这里。墓地坐北朝南，一字排开并列着五个墓穴。尽管墓身相当坚固，但还是被他们撬开棺木，挖出了两具尸体以及一些陪葬品。陪葬品里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只有一柄扇子、若干珠串、两方印章和相当数量的手写稿本。稿本用白布很好地包裹着，上面又铺了多层白布，两方印章的用材是蜜腊（一种树脂化石），蟠螭印钮，长2.6厘米，阔2.6厘米，高5.2厘米，一方刻阳文“夏允彝印”，一方刻“瑗公”，制作十分精致。

　　

　　盗墓者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却找不到值钱的东西，未免恼火。他们恨恨地拖出尸体，挂在墓后的竹林里“暴尸”以解气。由于当时棉布属于紧俏商品，要凭布券购买，众人便把出土的白布拿回家去了。两方印章以5元钱的价格卖给了镇里的胡某。至于手稿本，听说依旧留在墓内，谁也不去管它。

　　几天以后，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带头盗墓者突患急病，他的妻子原来身体很好，也竟在此时暴死，从科学角度来分析，这两件事或许纯属巧合，彼此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许是拿回家的白布含有大量病菌，因而致人生病或死亡。可是，迷信的村民却吓坏了，顿时流言四起，说“暴尸”在外的不得安居，出来作祟了。于是，盗墓者赶紧备了香烛供品，把尸体重新收殓入棺，封土依旧，同时磕头谢罪。那个带头的人则离开家乡“避风头”，到外面躲了几个月才敢回家。

　　三

　　夏允彝墓被盗的消息很快传到江苏省文化局和文物保管委员会。恰巧，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正在南京。这位58岁的学者型领导不但是位优秀的文物工作者，也是我国首屈一指的藏书家，素来爱书成癖。他听说夏允彝墓里发现手写稿本，十分兴奋，要求尽快派人下去，务必把稿本抢救出来。

　　不过，也有人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松江地处潮湿多水的江南，数百年前埋入地下的书籍，早就应腐烂成泥浆了，怎么可能完好地保存下来？然而郑振铎是位认真执着的人，他力排众议，坚持派人去找，而且举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前不久，扬州就挖出一座四百年前的明代墓，不但尸体没腐烂，连一部正德刻本的《孝经》都完好无损。郑振铎说：“事实证明，即使在江南地区，我们同样可以有机会在地下发掘出古书来。”

　　在郑振铎坚持下，江苏省文管会派人会同松江县文教科到荡湾调查，重新发掘已封土的夏氏墓。几天后，那人回来汇报说：两方印章已按原价向购买者胡某收回，由县文教科上交到省文管会。书籍仍在墓中，但因在水里浸泡时间过长，成了泥浆，无法取出，不得不重新封墓。

　　1956年秋，郑振铎又来到南京。当他得知发掘的结果后，大为恼怒。他说：“夏允彝的原稿，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其中必有不少有关明末史料！如果完整地取出，乃是一件何等重大的发现，它将替我国历史增加多少重要的内容！想不到却损失在那位不负责的懒汉之手！”他指示：“这些古籍即使泡在水中，也要取出。”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他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地下出土的书籍》刊载在《人民日报》上，可见他对这批稿本有多么重视。

　　

　　郑振铎找到上海文管会修复古书专家万育仁先生。让他亲自赴松江再次开墓取书。可是，等到打开棺木，却令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里面除了尸体，什么都没有！书到哪里去了呢？问来问去，谁也回答不上来。万育仁空跑一趟，而郑振铎此时已离开南京，这件事也就搁下了。

　　两年后的1958年10月，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埃及，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夏允彝墓中古籍的下落，从此再也无人过问了。

　　四

　　就在笔者关注夏允彝墓有关史料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邂逅了史志专家许洪新先生。许先生长期从事上海方志和谱牒研究。1965年他在松江农村的横山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时，驻地就离荡湾不远，四清工作组的副组长诸凤斋便是荡湾人。第二年春节，诸凤斋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与诸的父亲见了面。闲聊中，诸父说起当年自己曾参与挖掘夏允彝墓之事，说着说着不觉来了兴致，又把当时还健在的另外几个参与者也一起叫来。因为是闲聊，没有顾忌，许洪新了解到的若干细节，可能更接近于盗墓事件的真相。

　　首先，关于盗墓的原因。1955年，正值农业合作化高潮，为发展农业生产，一要平整土地，二要筹措资金。有人便提出挖掉古墓，可以一举两得。这一行动，虽非上级号召，但也没有制止，以致最后盗墓成风，愈演愈烈。夏允彝墓正是在如此背景下被掘开的。

　　其次，掘出的尸体共有3具，两男一女，其中一具没有头。这个说法似可从史料中得到印证。据史载，夏墓落成后，夏允彝同年陈子龙作《会葬夏瑗公》诗两首，周茂源也有《为夏考功夫妇合葬》诗。夏完淳则因被清廷逮捕后处决，可见无头尸显系夏完淳，另外两具当为夏允彝夫妇。

　　第三，古籍稿本的下落本来不是什么谜。村民们第一次盗墓时，原意在寻找金银财宝，根本不把出土的古书放在心上，刚挖出来便一把火烧了。后来看到省里来人调查，十分慌张，唯恐讲出真相受处分，于是闪烁其词，所谓化作泥浆的说法，显然是用来糊弄上级的。没想到上面会来挖第三次，结果依旧露出了破绽。

　　不管烧了也罢，变成泥浆也罢，总之由于村民的愚昧无知，这一重大损失已经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