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亮

　　马占山再起抗日后不久，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到达哈尔滨，为了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罪行，表达东北人民不屈强虏的决心，马占山面晤了李顿调查团的代表，向他们介绍了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违背民意炮制伪满洲国的经过，并表明了东北人民坚决否认伪满洲国，坚决抵制日本侵略和奴役东北人民的严正立场。这次会晤，不仅扩大了马占山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政治影响，而且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当局的丑恶行径，对唤起世界正义舆论，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然而，在以往所见的著述、史料中，对马占山同李顿调查团代表的这次会晤却多语焉不详，本文拟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史料予以补考。

　　李顿调查团亲往黑河

　　面晤马占山的初衷落空

　　

　　在获知李顿调查团即将到达哈尔滨的消息后，马占山立即派出两名密使分别前往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指示他们秘密会晤李顿调查团，呈上马占山的亲笔信，并邀请调查团前往黑河晤面。不料，派往齐齐哈尔的密使王子馨（廷兰）落入日本特务机关的手中，马占山呈给调查团的有关信件、文书等被搜出，王本人也惨死在日本人的酷刑之下。派往哈尔滨的密使姜松年潜入哈尔滨后，几经风险，终于5月14日（李顿调查团到达哈埠的第五天），在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会见了李顿调查团成员之一的麦考益（美国人）和李顿调查团的法律顾问、美国米内绍达大学教授雅恩古（译音，另据马占山的卫队长杜海山的回忆，大学名称为克拉克大学，人名为勃来克斯雷）。据当事人麦考益和雅恩古的回忆，5月14日这天，两人避开日本人的监视，悄悄离开下榻的旅馆，乘车前往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在这里与姜松年晤面，听取了姜的有关陈述，这其中，除了有关文献记述的内容外，姜还向两人解释了马占山一度降日的苦衷，内称“因为没有同日军对抗的实力，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军队，时间和资金都是需要的，日本给了我们各种装备和资金，所以能够装备起10万人的军队，我们从苏联和中国政府没有获得任何援助，只是从北京的张学良那里得到过援助的承诺”。雅恩古回忆说：“第二天，（日伪方面）强化了对我们的监视，屋子被检查，未经允许禁止会见任何人，此前与外国人传教士见面还比较自由，这以后连见他们也困难了，也许，日本方面一定觉察到我们同马占山的使者见了面。”

　　为了直接与马占山晤面，5月14日，李顿亲向伪满洲国外交部总务司长大桥忠一呈交了一封信，内称：“我们已明确地说过，准备赴黑河采访在北部揭扬中国政府旗帜的马占山大校，日本方面不希望我们与马占山会面，他们是这样考虑的，希望我们早一天离开哈尔滨，不要去‘鼓励背叛者。可是，我们正是要会见马占山才来到这里，哈尔滨是个搜集情报的很好的地方，请允许我们不久就能够成行。”然而，李顿调查团的正当要求遭到了日伪当局的无理拒绝。

　　对于日本当局可能拒绝前往会晤马占山的态度，李顿调查团早有预料，所以，早在调查团到达北京后，就正式向苏联外交机关提出了入苏的签证要求，准备一旦日伪当局拒绝，就通过苏境进入与黑河一河之隔的布拉戈威申斯克，然后赴黑河与马占山晤面。

　　5月19日，由伪满洲国外交总长谢介石出面，呈交李顿调查团一封警告信，态度十分强硬，内称：“贵团之来满，大有影响敝国之治安者，业经我代表向贵团哈斯书记长郑重声明，然近来哈尔滨及呼海路沿线如斯匪贼猖獗，可以视为因贵团欲与马占山会见而发生也……特向阁下忠告，如阁下不顾敝国之所感而采取自由行动，则敝国为维持治安起见，当取相当之处置，特此知注。”对这封警告信，李顿调查团没有据理力争，表现出温和的态度，还发出一封备忘录，递交给大桥忠一，备忘录称：“我们为什么要会见马占山呢，我们想在此表明真意，关于满洲的现状，有各种各样的主张，我们认为，还不是下结论的阶段，我们考虑要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所以，就像会见满洲国政府的首脑一样，也希望给马占山将军发言的机会，这一点请勿误会。”

　　就在谢介石发出强硬的警告信后，苏联方面也告知调查团，入苏的签证被拒签，理由是苏联方面保持“局外中立”，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通知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禁止向调查团提供情报”。就这样，李顿调查团准备赴黑河面见马占山的初衷不仅落空，连全团去齐齐哈尔的打算也被拒绝，日本方面只允许5人乘轻型飞机去齐齐哈尔，李顿则率多数成员返回奉天（沈阳）。

　　李顿调查团的两名

　　随行记者与马占山晤面

　　

　　在李顿调查团离开哈尔滨的一周后，日本外务机关突然接到驻哈尔滨领事馆长冈领事的报告，内称“5月27日左右，瑞士记者李恩特（译音）骑马在支那人向导下，为视察战况北去而失去音信，鉴于内地的不安状态，应注意其安否”。这一消息引起关东军的震惊和不安，他们立即加紧刺探马占山的情报，并截获了马占山发给远在北平的万福麟的电报，电报内容是“调查团派来新闻记者李恩特和斯奇尔（译音），已向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

　　战后，日本NHK（即日本放送协会，又称日本广播协会）取材班访问了健在的李恩特（战后曾在国际红十字会和国联儿童基金会工作，还先后出任瑞士驻美和驻苏大使。李顿调查团来哈尔滨时作为瑞士一家报社的记者随行）。据李恩特回忆，在李顿调查团离开哈尔滨之后，趁日本当局放松警戒，他与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斯奇尔（据杜海山回忆，这位记者名海米斯——笔者注），在一名懂英语的中国人的陪同下，悄悄离开哈尔滨，两人都装扮成传教士骑马北进，至于到何处去会马占山一无所知。三人骑马在原野中行进，有时会出现中国士兵盘问，回答“会见马占山”，士兵就告知“向北”，他们走了大约一周左右，在一个村庄（据杜海山回忆，这个村庄位于海伦县，名三门谢家），一位农民打扮的人出现在面前，此人自称“我就是马占山”。这以后，二人对马占山进行了几日的采访，了解了大量在哈无法得到的信息，特别是马占山率领黑龙江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实际情况，以及东北人民坚决否认伪国，决不做亡国奴的严正态度。

　　

　　李恩特二人返回哈尔滨后即遭日本特务机关的迫害。当李恩特刚刚回到旅馆，负责监视调查团的一名俄国便衣就说，“警察署长想拜会你”，随即把李恩特抓到拘留所，并没收了所有的中文资料，以后也没有归还。此时，斯奇尔正与美国驻哈领事汉森进餐，闻知消息立即躲进美国领事馆。日伪当局多次要求引渡斯奇尔，并指令其交出从马占山处获得的一切资料，但遭到美国驻哈领事的拒绝，在给谢介石的信件中称日伪的指控“没有事实根据”。李顿也为此予以否认。

　　日伪当局无理逮捕瑞士记者的消息传开后，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外事纠纷，受瑞士政府委托代理瑞士在哈领事业务的法国领事馆以及美国领事馆共同提出抗议，又上报北平外交机关，《纽约时报》还专门发表文章报道这一事件。日伪当局惟恐激发更大的麻烦，把李恩特关押几天后释放，这一事件遂告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