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是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中共最早的50多个党员之一，他既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是《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的编辑与撰稿人，外国语学社的英文教师，陈独秀的英文翻译。特别是他主持的《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是《新青年》变成红色杂志的象征。《新青年》从第8卷第一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专栏上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袁振英自己在文革后期给周恩来的信中曾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此，他在共产党内活动前后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但却在中共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55年8月3日，62岁的广东文史馆馆员袁振英在撰写的《从学习胡风事件中来观察我自己的思想底来龙去脉》一文中给自己一生下了一个评判：“如果要我写我的革命历史，我只写十四个字足矣：‘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
1921年8月，袁振英远赴法国留学，从此和中共脱离了组织关系。1924年回国，他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勷勤大学等任教，抗战爆发以后流亡香港，后回到广州，并一直在那里生活。1951年，他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帮助，先后到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及广东文史馆工作，直到1979年去世。
袁振英与周恩来的历史关系
周恩来为什么会帮助袁振英介绍工作？笔者首先想从他们两人的历史关系中找出一个答案。
在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中央军校同事，法国同学。这是看起来很亲密的关系，但笔者在考察时却发现，事情远不像中央军校同事和法国同学那么简单。事实上，关于袁振英与周恩来的交往，有许多谜。他们怎么认识的不知道，连他们是否见过面也不清楚，笔者访问袁振英的子女时，他们也没有肯定的回答。
周恩来与袁振英两人确实同时在法国留过学。袁振英的妻子黄式坤生前曾经告诉她妹妹黄璧坤，她和袁振英当年一同去法国的时候曾经与周恩来、李富春等同船，但到法国之后彼此并不在一起求学。但笔者查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以后，发现这个记忆有误，因为周恩来是1920年11月7日由上海乘法国游船“波尔多号”赴法国的。而袁振英与黄式坤是1921年10月抵达法国的，时间相差有11个月。袁振英就读里昂的中法大学，入博士院。周恩来换过多所学校，并无固定专业。
查看袁振英自己的记载，从未提及他与周恩来在法国有过单独的见面。但他却提及同去法国留学的弟弟袁擢英与周恩来见过面。虽然如此，袁振英与周恩来却相互知道对方，不仅知道，1921年春参与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周恩来还通过袁振英的北大同学陈延年邀约袁振英参加。
以前有一种说法是袁振英曾经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周恩来爱读《新青年》，所以就知道他的名字了。资料显示，袁振英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北京大学学生，但周恩来是不是因为看了袁振英的文章而与他神交，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根据现有线索看，周恩来知道袁振英，应该就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的介绍。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是陈独秀之子，袁振英是陈独秀的学生，他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两兄弟正在北京大学读预科。这两兄弟最初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而袁振英不仅是他们的学兄，也是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在北京大学组建无政府主义的学生组织——实社，出版《自由录》。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读过这本杂志，并和别人讨论过。陈氏兄弟受到影响就更不足为奇了。在国内，陈延年主编过无政府主义的著名杂志《进化》，到法国勤工俭学之初，他还主编《工余》这一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他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与周恩来一起成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重要成员。袁振英在上海、广州与陈独秀一起从事组建共产党的事情，陈延年也知晓，应该是他把袁振英的情况介绍给了周恩来。这层关系还可以得到袁振英之女袁昌淑的证明。袁昌淑称：“文革期间，周总理来广州看重建农讲所的展览，看到缺少了陈独秀两个儿子（烈士）的照片，还说去找找袁振英呢。”对这一段的经历，袁振英晚年有过回忆：“我在‘民十九月到了法国里昂，即收到陈延年、乔年兄弟由巴黎写我一信，叙述他们和周恩来同志等组织共产党（当时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要我参加，因为他们是我们‘北大预科的同学，又是无治主义的同志，他们又知道我在‘民九曾为他们父亲帮忙。”但陈氏兄弟失望了，袁振英婉言谢绝了，并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只是去信鼓励了一下。因为袁振英那时候功课很重，也一心想当学者，而对参加纪律严明的共产党组织没有了兴趣。他给出的解释是：“我又因为巴黎与里昂阻隔，更因为博士院功课劳忙，又因为我喜欢持着一个学者的态度来研究，只作友谊的帮忙。”这次书信往来应该是袁振英与周恩来之间首次往来，但却是间接的。曾经都是共产主义的同志，但此时两人的兴趣已截然不同，袁振英想做学问，政治只作业余的参与，而周恩来对政治兴趣浓厚，并正在成长为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
至于袁振英写自己与周恩来是中央军校的同事，也是事实。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回国以后，到广州的黄埔军校出任政治部主任。那时的袁振英也回国到广州了，不过他起初并不在黄埔军校，而是在孙中山创建的中山大学任教。1926年底，袁振英应曾经是共产党一大代表的好友包惠僧的邀请，携妻儿举家北上，到武汉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黄埔军校与武汉军校又都被称为中央军校。这就是袁振英说自己和周恩来是同事的背景了。
袁振英和周恩来有没有见过，到现在难寻确实的证据。袁振英从来没有写过，但笔者发现的一条史实可以证明周恩来与袁振英确实见过面。
他们见面是在“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组织的集会上。“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拥有会员四百余人，出版有《反基督教周刊》。1924年12月25日至29日，他们发起了反基督教示威大游行。29日，广东反基督教大同盟在袁振英任教的广东大学召开，廖仲恺、邹鲁、周恩来、袁振英等多人出席演讲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演讲。袁振英对基督教等宗教一向没有好感，他说过：“在民国初年，我们曾提倡‘政教分离，打击了腐败的政府，像欧洲宗教改造时期主张‘政教分离一般。不过他们是主张‘政治与‘宗教分离，我们是主张‘政治与‘教育分离。”这次集会上，性格火爆的袁振英则在会上与持不同观念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对这场辩论，袁振英写道：“我尝与前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在民众大会公开辩论，我证明上帝不是万能、至善、全智等！更不是上帝造人，只是人造上帝。耶稣不是处女所生，只是私生子，并且耶稣只是神话，并不是人，因为没有一种纯正历史是讲及耶稣生平，只有神话。”这次集会双方都应该留有印象。但具体的情况袁振英未留下任何回忆资料。笔者推测两人并未有进一步深入的交往。北伐之后，他们天各一方，更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有趣的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与袁振英的妻子黄式坤却在武汉有了共事相识的机会。
据袁振英的长子袁昌法回忆：“她（袁妻黄式坤）谈及参加北伐时，她的工作是医务教官，而周恩来先生的爱人邓颖超女士也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她的职务好像是政治教官，每天都见面，她因在北京长大，故言语上沟通应无问题的。”对黄式坤与邓颖超的关系，袁振英在1973年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有清楚的表述：“内子黄式坤在北伐时期，奉邓演达主任电召，与我出发到武汉，我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职，讲授帝国主义、群众运动、群众心理等科。内子黄式坤担任女生队医官。廖夫人何香凝和嫂夫人邓颖超同志担任中央党部妇女部长，曾任内子黄式坤为妇女部医务所主事，兼妇女训练班校医。”
1926年12月中央妇女部随国民党中央迁至武汉，邓颖超因怀孕暂留广州，中央妇女部为她保留了一等秘书的职位，虚席以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邓颖超从广州脱险，绕道上海来到武汉，与何香凝会合。在这段时间里，黄式坤与邓颖超接触较多，并对刚流产不久的邓颖超多加照顾。
从上述史实来看，新中国建立之前，袁振英与周恩来虽然曾有相似的经历，比如同是最早的共产党人，同在法国留过学，同在中央军校工作过，但两人并无亲密交往，交往只是点头之交，相互知道而已。
因生活困窘寻求帮助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袁振英曾有一段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困境，他写到自己有五个子女，除了长子、三女工作外，其他三个孩子还在读书，已经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其中二儿子患了精神病和肺病，已入第三期，无钱医治。他沉痛地写道：“我自己国难以来，就等于完全失业。因为薪水等于零，因为国民党经济破产。内子每月收入也约得四十万，除了二十万药费，实得二十万，与开支相差甚远。更因子病，只有借债度活！长贫难顾，现在借无可借了！”
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对那个时候家庭的困难印象极深，她回忆说：“生活常遇困难。有的时候揭开锅，只吃稀饭，没有油的。从抗战后期以后长期这样的。母亲虽然行医，但当时人穷，生病也不看，即使来看了，只收到很少的钱，甚至吃了药，也不给钱。我看到母亲给病人坐三轮车，但她自己回家却吃不饱饭。母亲有时会怨父亲，父亲自己觉得委屈，内外交困之下，脾气更加暴躁，夫妻不免争吵。”
走投无路又爱子心切的袁振英想到了向如今在北京身居高位的老友们求助。袁振英书生气很重，不擅社交，更不会轻易开口求人。袁昌淑提到父亲的个性时说：“他和别人交往很少，怕耽误别人时间。非常喜欢看书，很清高，很书呆子。世俗的东西他不懂，他也不喜欢懂，不和世俗同流合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很重，让他开口求人并不是容易的事。”袁振英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他曾经说：“我的侣伴和儿女也常常笑我自高自大！这种臭名士的臭架子！很难摆脱！‘见仁见智，‘姑妄言之，姑妄丑之罢了！”
袁振英第一个求助的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陶孟和是袁振英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也是《新青年》的编辑之一。时间是1950年。陶孟和很快回了信，据袁振英说：“陶先生信写得很好，很客气。”陶孟和还写了一封信给广东文教厅厅长杜国庠。文教厅准备派袁振英去湛江做教育行政工作，但袁振英却拒绝了，一是他怕做行政工作，恐惧万一钱财上不干净，会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我不贪污，也难免部下贪污，也会上了我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二儿子已经病重，不忍弃之而去路途较远的湛江，只考虑在广州任事。此时，他决定试试寻求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帮助，但他并没有把握，毕竟他和周恩来之间并没有深厚的关系。
患难真情：周恩来对袁振英的救助
1951年1月，袁振英在窘迫困顿之下，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求助信。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学长：
据报载，知道您屡次关怀到失业的知识分子，万万分感谢。自从广州解放一年多，我已经完全失业了，我们的北大教授和新青年杂志的老同事陶孟和（履恭）先生虽然为我写一封介绍信给广东省文教厅长杜国庠先生，因为他也是我们北大的教授，但许久还没有结果，所以敢请再代为设法。
我与杜国庠先生不认识，因为听说他在“民十三”才在北大，但我在“民七”已经毕业南归了。我也在“民十三”中山大学成立，奉命回国担任教授。舍弟袁擢英也是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学生，他现在西贡，他也要我到西贡去，起先香江的法国领事还要国民党的护照，北大同学傅斯年不肯代我弄，反要我到台湾去，但我拒绝了，现在法国领事署不需要护照了，只要宣誓交纳港币便得了，法领也批准了我去，但我万万分不愿意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去，在“民元”，我在香港英皇书院，“民四”在皇仁书院毕业，也放弃考香江大学的免费生，又不愿在香江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考北京大学，这是空前绝后的，因为香江的学生都是不懂得国文的，所以不容易回国升学。所以如果我在中国没生活，被迫离开祖国，有违我的初衷的，敢情速代为设法！！！余不尽，专此顺致革命的敬礼！
1月16日弟袁振英
地址：广州市德政北路五十五号。
周恩来接信后，将信转给当时在广州主事的叶剑英，请他解决袁振英的问题，叶剑英把信转到广东省委统战部。统战部随即作出反应，提出“准备派在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请徐科长去面谈联系，先精神上安定他，生活亦应即为他解决”。
袁振英这封给周恩来的信以及周恩来接到信以后的反应，袁的长子袁昌法给予了说明：“在我私人猜想，周恩来先生对袁振英先生的印象或感受应和其他人不一样，当你想到数十年内都没联络的朋友突然告知，说及生活及经济上的困难而周先生就立刻介绍找到一个安定适合的工作，在任何角度来看，周先生记忆中应对袁振英有一个特别的好印象，否则上面的情形是不容易成立的。”
广东省委统战部给袁振英安排的工作是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行政十三级，处长级），这份稳定的工作和丰厚的收入对缓解袁振英家人的生活简直是雪中送炭。不过，这个职务袁振英依旧不太喜欢，因为这项工作并不是他擅长的，他说：“我自少在香江学英文，在北大又学西洋文学，还可以一知半解，对于中国文物便完全是门外汉了。”他并不知道，周恩来并不指望他做什么工作，而是因为他对党曾有过贡献，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给予生活上关照，好领一份养家糊口的养老金。可倔强的袁振英只有一个心愿：回到中山大学教书。对于到中山大学任教，广东省委统战部没有同意，对此，他后来一直耿耿于怀：“我说要去中大教书，徐青说中大人太多了，统战部安排我去文保会，待遇十三级，是处长级。”虽然心有不甘，但袁振英只得服从安排。1951年12月，袁振英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他自我解嘲地写道：“我这几十年来经过了不少沧桑，世界两次大战，走尽了东西南北四洋，所以徐青同志说我见尽民国的事情，想我帮忙文物保管，我也愿做‘古董而终余年！”
1953年成立广东文史馆，就把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人拨去，工资照旧，袁振英也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恩来的这次介绍使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袁振英的身体虚，常吐虚痰，经常随身带着手帕，有了工资以后营养改善了，这现象就没有了。
这个26年在文史馆拿工资的老人还是一直不喜欢他赖以生活的单位。他多次告诉周围的人，自己在文史馆纯粹是做饭桶：“我终始想教书，无书教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文史馆做饭桶。我对中国历史、文学各方面都不懂，入文史馆滥竽充数，有愧俸钱。”而且，他发现里面的馆员成份复杂，相处并不愉快，他甚至像孩子一样地抱怨说：“我不大愿意回到文史馆来，就是因为品流复杂，很容易受玷污！”他很少来文史馆，甚至自诩能够三过文史馆的大门而不入。
虽然好强又不通人情世故的袁振英对所安排的工作性质并不满意，但对帮助他的周恩来总理依旧是心怀感激，他自豪地写道：“我三个职务都算是周总理介绍的，很光荣的：（1）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高级干部、处长级，委任的）（1951）；（2）省文史馆馆员（聘任的）（1953）；（3）省政协列席委员（聘请的）（1957）。”
其实，在他家人看来，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在文史馆的那些年，是老人最优游的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了，袁振英也受到了政治冲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牢房，差点还被判死刑。当他因莫须有的罪行被关进看守所、遭遇生命危险的时候，袁振英又曾数次上书周恩来，把详细情况告知他，寻求庇护。由于周恩来的援手，他才免于牢狱之灾和性命之忧。但工资仍然被停发了一段时间。袁振英的外孙回忆外祖父说，他在槎头看守所坐了半年牢。工资扣了半年，结果一补就补了两千多块。他的工资是月130多块，要是在省政协可以拿到180多块。袁振英女儿建议他给周恩来写信，袁振英没有答应，1971年10月18日，在他给一位同学的信中说：“上次周总理来广州，女儿曾叫我写信给周总理反映……我答我的女儿：‘杀鸡焉用牛刀。一笑置之。”看到这封信以后，执行极左政策的头头们倒是感觉到了压力，觉得袁振英这个老顽固是拿周恩来来吓唬他们的。
垂暮之年的袁振英发出了不平之言，他称自己过去不做蒋介石的座上客，现在却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并批评所谓的学习班对他实行逼供信，进行陷害，并愤怒地指称这样的学习班是侮辱毛泽东思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更让他疑惑的是，他提周恩来介绍他工作的事，也要受到警告。他后来写道：“我因为在自传里提及周总理介绍我现在的职务（原来是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调来文史馆）。但邬工宣对我说：不要再提到周总理，因为有人不喜欢！我觉得很奇怪！这位邬工宣还对我说：‘你不要讲周总理介绍，讲就有罪。”
年近八旬的袁振英并不怕威胁，他不仅为个人的命运控诉，也为国家的前途担心。1973年，又两度上书周恩来，控诉文革以来的荒唐以及他的遭遇。信中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以后，到一九六八年，省政协恢复了学习班，便有人诬告我曾任参谋长职，芳草派出所军管小组便把我拘留了两星期，经过了调查，才释放我！诬告应当反坐，不调查，不研究，无证据，人人自危，天下从此多事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0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竟然诬告我为现行反革命，把我拘捕法办！上了手镣，送去广东省看守所！插赃诬告，陷害，行刑，放飞机、紧握手镣，痛到要命！这是什么世界！简直侮辱毛泽东思想，侮辱了毛主席，侮辱了共产党，侮辱了人民解放军（因为内有“军宣”），侮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兄将何以教我？……这是我要为苍生哭！”他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周恩来虽然贵为总理，但内心也有同样的苦闷，为了消解文革带来的伤害，他已经是到处救火，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了。
深知父亲个性的袁昌法很感谢周恩来对他父亲的关心：“袁振英先生的个性及出生后到青年时代的安定使他适应大变动很困难，因此在这多年里及解放后，他都不能有一个适合他个性的环境而生活，最后很幸运的得到周恩来先生的开导及帮忙，才能得到一个心理上有寄托的研究工作而安定下来。”
只不过袁振英的表达很特别，他常爱拿了这份薪水，到周恩来和邓颖超新婚之禧的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二楼店去吃早茶。这个饭店擅长做西餐，他和黄式坤当初举办婚宴也选择了这个地方。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去世，引发全国上下的哀悼。袁振英当时已经中风，得知噩耗分外沉痛。在北京举行周恩来追悼会那天，他将妻子黄式坤、外孙叫到房间里来一起听广播，哀悼总理。据他外孙回忆，那天，他的外祖父一反常态，请从不准进他屋的佣人齐嫂也进了卧室一起参与悼念。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在广州悄然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小册子，内容是天安门“四五运动”时人们怀念周恩来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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