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允中

　　陈灵犀（1902－1983），又名陈听潮，笔名猫双栖楼主。广东潮阳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小报作者和编辑。他一直担任主编的《社会日报》和《社会月报》，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小报之一，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并且得到过鲁迅先生的赞许和批评。鲁迅曾经说过：“因为先生信上提到《社会日报》，就订来看看，真是五花八门，文言白话悉具，有些地方却比大报活泼，写得有声有色。”林语堂也在该报上撰文表示：“小报幸毋自弃，然若成群结队，其音亦可观。”

　　一

　　

　　陈灵犀曾经将三日刊的《社会日报》首创改为日刊，以至后来的小报界纷纷仿效，这是陈灵犀在小报界“足以自豪的一页伟绩”。他摈弃陈见，积极沟通新文学与小报界的联系，热忱邀请徐懋庸等新文艺作者为《社会日报》撰稿，他曾经去信给曹聚仁表示：“小型报深入社会各阶层，具有相当势力，是一种普通通俗的大众读物，也正是推进大众文化的一种最好的工具。”我父亲周楞伽也曾经在报纸上赞誉他说：“小型报中，我最爱读《社会日报》，这张报真不愧是小报界的白眉，战前我的朋友如鲁迅、曹聚仁、徐懋庸、郑伯奇、高季琳等，都曾为这报写过文章，其中有几个人在‘七七前后，还曾为这张报纸编过第一版。”

　　《社会日报》初创时的寿命很短，大约只有两个月，当时共有十个人凑股发起，每股50元，除了两个是商界人物之外，大都是小报界和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文人。创办的原因，是有鉴于当时各大报对社会新闻遗漏甚多，且都雷同，决心要把大报所无的有趣的社会新闻用“小报笔路，清醒排法，详细刊布”。然而创刊不久，就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新闻来源短缺，发表之后又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指摘和矛盾，造成不必要的纠纷；二则是受制于当时的印刷条件，当时的小报都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大部分是在牯岭路周浩然开办的新新印刷所印刷。明日见报的稿子要到夜间11点钟才能定夺，等到排字工排定上架开印，已经是凌晨2点钟，期间到清晨6点，至多只能印刷三千份。这些数量如何够开销？想委托大报馆去印刷，却因为同行是冤家的缘故，每每都遭拒绝，所以只得短命夭折。后来，由老股东中的一位曾任《文汇报》发行广告部主任的胡雄飞愿意独资经办，所以，经过10个月之后，《社会日报》才重新复刊，并且由原来的单开报纸变成了四开版面的正规小报。

　　《社会日报》既重视社会新闻，也重视文艺作品，小说和小品占据了报纸的大部分篇幅，像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京城幻影录》、《九月十八日》，网珠生的《人海新潮》，漱六山房的《大刀王五》，何海鸣的《故都残梦》，汪优游的《歌场冶史》，王小逸的文言短篇《鸾和散辑》（宁波话“乱话三千”之意）等，都不惜重金收罗，还优质征求小品文。如陈灵犀的《猫双栖楼随笔》、汪仲贤的《放嘴楼嘲谑》、周瘦鹃的《吹兰小品》、婴宁公子（陈蝶衣）的《低眉散记》等，还连续刊载过越剧名伶袁雪芬讲述自己生平史料的回忆文章。此外，该报还组织过所谓的集锦小说，从第一组《艳窟丽姝》开始，总共组织了七八次，广邀当时的文士名流分别执笔，每人一集，弄得到处悬念丛生，疑阵乱布，千头万绪，无从理清，直到最后一位作者煞费苦心，才能够将小说收尾结局，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读者拍案叫绝。这也是陈灵犀的神思妙想。

　　二

　　陈灵犀除了编辑《社会日报》之外，还编辑《社会月报》，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社会月报》事件，造成了鲁迅的极端不满。原因是1934年8月号的《社会月报》刊登了鲁迅给曹聚仁的一封信，内容是谈大众语的问题，此信原是鲁迅给曹的私人信件。曹后来交给陈灵犀主编的《社会月报》发表，同期还刊有脱离共产党的“革命小贩”、鲁迅曾三嘘过的人物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邨人原为左翼作家，第一任剧联党团书记，1932年宣布脱离共产党。他的《赤区归来记》提到一对革命夫妇，并将他们的名字如实写出。田汉认为这是公开告密，是造成这对夫妇以后被捕的直接原因。田汉为了打击杨邨人，阻止《社会月报》继续刊载杨文，想出了一条自鸣得意的“妙计”，即使用“责备贤者”的激将法。之后，田汉化名“绍伯”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发表了《调和——读〈社会月报〉8月号》一文，认为鲁迅之信与杨邨人之文同登一刊是一种“调和”，并挖苦地说：“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气量窄小呢？”田汉自以为自己是采用了激将法的妙计，却引起了鲁迅的愤怒和痛斥。后来，鲁迅在给《戏》周刊的信中说，他没有权力禁止别人将他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没有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卑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1936年文艺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争论最激烈的时候，《社会月报》发布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例如《鲁迅将对于“统一战线”发表意见书》、《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后来因为徐懋庸去信教训鲁迅，招致鲁迅的极端不满，发表了震惊文坛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怨屋及乌，由于徐懋庸经常在《社会日报》上发表文章，所以鲁迅也连带表示了对《社会日报》的不满和挖苦。有鉴于此，陈灵犀在1936年8月22日发表了《读鲁迅先生关于统一战线应为徐懋庸先生辩白的几句话》。陈灵犀首先指出，徐懋庸虽然和《社会日报》的确有些关系，便是帮助他拉来几篇稿子，但是鲁迅先生所认为的那些攻击他的谣言文章，决不是徐懋庸写的。另外，鲁迅先生把小报看成是罪恶的东西，把和小报有关系的人看成罪犯，使他十分痛心。他素来志愿将新文学和小报界壁垒森严的难关打通，一则使小报在文学上争得一些地位，二则把新的思想介绍给大众读者。如今周先生一句“和小报是有关系了”的话，吓得作者不敢和小报有关，把他的热望打得粉碎。如果因为本报的文字致使周徐失和，并因此而破坏了统一战线，造成外未攘而内先闹翻，那责任和关系太严重了……文章的最后，陈灵犀明确表示了自己对于新文学和小报界的观点：“徐懋庸先生和小报有关系并非罪恶，小报也未必那么恶劣。”

　　陈灵犀极力提倡写身边文学，他说：“身边文学是产生于中国近代大都会的一种现代流行文学的形式，它以社会时尚为导向，以娱乐新闻报道为中心，供给城市居民消闲和猎奇之用。”这也可以说是当时海派文学的一种代表性观点，很值得现在研究海派文化的专家重视。

　　三

　　1940年的夏天，因为陈蝶衣患病，毛子佩（时任国民党三青团宣传部长）邀请我父亲周楞伽担任《小说日报》第一版的主编，因而认识了陈灵犀，陈身材瘦长，人很忠厚，小报界人称“活鲁肃”，当时他正和《中美日报·集纳》的编者张若谷（鲁迅拟议写作的《五讲三嘘》中的“三嘘”人物之一）发生笔战。有一天，我父亲主动向陈表示愿意去责问张若谷。当时的《社会日报》和《中美日报》同在一栋大楼里，跬步即至，因为我父亲耳聋，一番自我介绍以后，就用纸笔谈。我父亲根据陈灵犀的理由向张提出质问，之后劝张认错了之。张若谷知道周楞伽是来替陈灵犀说话之后，脸色很是不快，但笔下却是一股劲的敷衍，说是很感激父亲的出面调解，理当遵嘱办理，停止笔战。张一面笔谈，一面将纸紧紧捏在手里。父亲如果稍有城府，应该把写字的白纸取过销毁，或者带回来交给陈灵犀观看，避免误会。结果上了张的老当，他藏起了纸张，在第二天的《中美日报》报纸上，刊登了两人的部分谈话，前面的客套话，全文发表，后面删去了父亲帮助陈灵犀讲话的内容，却捏造了许多有利于他自己的话，和周楞伽的原意完全相反。这一来给当时的上海小报界找到了攻击的资料，说张若谷与周楞伽是一丘之貉，共同欺负老实人陈灵犀，陈不明真相，见了父亲之后，非但不理睬，而且气得眼睛都红了。这时范泉正在《中美日报》编副刊“堡垒”，父亲就求他，一起去找张若谷评理，两人见了张若谷，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张拿出笔谈的记录，和报纸上刊登的文章进行核对，张若谷推说排印以后未留底稿，无法满足阁下要求，结果一言不合，两人竟然扭打起来。范泉急忙过来劝解，张若谷趁机溜走，这时从报馆里走出了一位彪形大汉，摩拳擦掌，施威恫吓。范泉责怪父亲性子太急，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央求范泉和他一起去同陈灵犀说明情况。这样陈灵犀才明白了报上所载，全是张若谷的随意捏造，消除了这起误会。

　　1942年，平襟亚投资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文艺刊物《万象》，并且请陈蝶衣担任主编，我父亲刚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空花》寄去不久，就收到了平襟亚和陈蝶衣联名的请帖，邀约赴宴，在宴席上遇见了柯灵、程小青、周炼霞、陈灵犀等作家，席间，陈灵犀向父亲作了一个落笔如飞的姿势，意思是询问他现在还在写文章吗？父亲微笑着点点头，但没有和陈作任何交谈。

　　1945年春，匿居在老家宜兴的父亲被人骗走现钞，无法养家糊口，只身一人来到了沦陷区的上海，在《社会日报》老板胡雄飞的相邀之下，用危月燕的笔名在《社会日报》上，开辟一个“危楼随笔”的栏目，逐日卖文度日，稿酬仅够自己的伙食开销。

　　恰巧当时著名的女作家苏青，在龚之方办的《光化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谈折扣》的文章，对自己的作品在文汇书报社遭受剥削一事大为不平，于是父亲就在《社会日报》上写了一篇《与苏青谈经商术》的文章。内容是说苏青太急功近利，不懂得在商场建立信用的重要，以及和发行商搞好关系的必要。不料苏青见了，勃然大怒，写了《女作家》的文章，攻击周楞伽耳朵聋，嘴巴又讲不清楚，拿着鸡毛当令箭，搅卵搅皮。结果两人由此开始笔战，并且愈演愈烈，互相攻讦，苏青也被我父亲戴上了一顶“犹太作家”的帽子。

　　不久，父亲因为买不到当时沦陷区分配给作家的五斗平价米，去泰晤士大楼的杂志理事会申诉，结果反被奚落了一场，于是，他模仿周作人的《狂言十番》的日本俳谐剧，写了《狂言一番——东方朔领平价米》的剧本，挖苦了一下苏青和她的妹妹苏红。但不料，陈灵犀却站出来打抱不平了，他指责周楞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骂苏青是为了讨好文汇书报社。

　　于是，在1945年5月12日的《社会日报》上，同时登出了危月燕的《请教灵犀兄之前》和陈灵犀的《不堪回首》的文章。

　　父亲在文章里说，1940年冬，陈灵犀与张若谷发生笔战，周楞伽曾经为之调解，险遭《中美日报》保镖的殴辱，连带范泉也丢掉了《中美日报·堡垒》的职务，1943年周在上海编辑《万岁》杂志，陈灵犀就曾经冷嘲热讽过，近日，因为与苏青笔战，陈灵犀竟然说我有求于文汇书报社，这种躲在幕后暗箭伤人的做法为人所不齿，为此，准备在写满了“危楼随笔”一个月之后，向读者正式告别。

　　陈灵犀则说，1940年冬，由于《中美日报》上关于一年来的文化论著中，未提到小型报，于是他写了一篇文章，指明小型报也是文化界的一环，不料，张若谷误会了，后来，隔了数年，在一个茶话会上，双方已经握手言欢了，并未有任何芥蒂。至于当年《万岁》杂志创刊号上，有篇文章谈及小型报，引起了同文们的不快，但这也是衅有彼开，他们是出于自卫云云。

　　几天以后，《社会日报》再次登出了周楞伽的最后一篇文章《回首话当年——再请教于灵犀兄之前》，谈及1940年冬，曾经在《小说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需要一个清洁运动》的文章，希望陈灵犀出来倡导反对小报界的色情文字，得到了陈灵犀的热烈响应，但是没有料到陈灵犀却有始无终，觉得他非大丈夫也……

　　四

　　建国以后，陈灵犀改行到评弹界搞创作，由于他长期从事小报和通俗文学的编著，平时又浸淫于对评弹的嗜好和研究，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大大小小的评弹创作竟然达到数百万字，有“评弹一枝花”的美誉。有人粗略地统计，他的长篇创作有5部，中篇20部，短篇9部，弹词开篇超过200段。他早在1949年，曾经与平襟亚、周行等人组织了上海市评弹作者联合会。1951年进入上海评弹团任业务指导员。1954年出任上海评弹团文学组组长。生前还出版过一本有关评弹艺术丛谈的《弦边双辑》。

　　陈灵犀改编的长篇传统书目有《玉蜻蜓》、《白蛇传》、《双珠凤》、《秦香莲》等，创作和改编的现代书目有《白毛女》、《罗汉钱》、《刘胡兰》、《会计姑娘》、《红梅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等，他精心撰写的弹词开篇，很多已经成为评弹流派的经典唱段。例如，徐丽仙（丽调）的《六十年代第一春》、《罗汉钱》、《白毛女》、《向秀丽》等，蒋月泉（蒋调）的《林冲踏雪》、《南京路上》等，张鉴庭（张调）的《芦苇青青》、《张勇怒责贞娘》等，严雪亭的《一粒米》等等。陈灵犀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经过他整理改编的传统书目更是脍炙人口，功力非凡，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肯定和赞赏。他的作品感情饱满，通俗雅驯，顺畅生动，朗朗上口。尤其是他精心改编的《玉蜻蜓》，去芜存精，推陈出新，使得故事情节更加精练，唱词炉火纯青，成为享誉书坛的保留节目。

　　陈灵犀曾经担任过上海市文联委员。2002年，上海举办了《陈灵犀百年诞辰专场演出》，了却了评弹大师蒋月泉一生的宿愿：“为陈灵犀举办一次作品回顾展，以纪念这位与他长期合作的亲密伙伴。”

　　陈灵犀不但能够创作，而且能够演出。1940年，上海戏剧界和新闻界人士联袂演出话剧《雷雨》，这是一场专门救济难民的义务演出，导演朱端钧。周信芳演周朴园，高百岁演鲁大海，金素雯演繁漪，桑弧演周冲，陈灵犀演老仆人。演来惟妙惟肖，深受观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