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陵

　　1936年2月7日，万家灯火的南京元宵节之夜，年仅56岁的国民政府元老杜羲自投玄武湖身亡，引起举国震惊。

　　杜羲（1880—1936）字仲虑，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原籍山西，1887年生于静海县城内朱家胡同。7岁即从名宿刘代耕读。14岁读毕十三经。17岁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以遴选第一名被清政府派赴日本振武士官学校留学。未几，因参与胁迫剪掉监督赵礼泰发辫事被清吏除名，后改入早稻田大学。

　　1903年2月22日，他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直说》杂志，以选译“东西各论”和“日本最新学说”为主。宣传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思想和揭露各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政策。尽管该杂志只出两个月即停刊，但在留日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激励留学生奋起图存，共同挽救中国的悲惨命运。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建立同盟会，杜羲即为首批会员，并任直隶（今河北省）分会会长。时梁启超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有一次，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讲演，杜与30多同盟会员当场表示反对，掷击墨砚，将梁赶下讲台，一时在留学生中传为佳话。留日期间，他与张继、柏文蔚、章炳麟等最相善，并帮助陕西籍同学康宝忠、赵世玉等成立“明明社”，推动国内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1906年，他协助会友建起同盟会陕西分会，又动员陕甘豫晋四省留学生为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集资2000余元，为宣传反清革命解了燃眉之急。1908年2月26日，陕西籍同盟会会员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景耀月、雷铁厓、景定成、于右任等，该刊第一期便载有杜羲署名为“宥前”的词二首：

　　满江红《夏声》杂志题词

　　渭北终南，可仍是、汉家所有。眼见得、河山如此，那堪回首。古道荒山秦殿月，乱烟残树隋堤柳。想男儿、立志饮黄龙，一杯酒。

　　头颅好，莫孤负。亡国恨，君知否。看前朝奇祸，数逢阳九。华岳巍巍接雾起，长城脉脉连云走。借毛锥，权代举烽烟，警刁斗。

　　孰王关中，重收拾、旧时大夏。曾记得、山河百二，金楼玉瓦。丰草长林居禽兽，潼关硖石走胡马。待何年、重睹汉衣冠，归王化。

　　鼓吹力，如江泻。烽烟起，遍朝野。看中兴男子，追踪五霸。惨淡云屯汾水外，凄凉月冷昆仑下。试鸣鞭，警众气吞胡，声声杀。

　　1908年下半年，杜羲奉派回国，旋赴太原，任山西大学讲席，并联络南桂馨发动驻军反清，被山西巡抚丁宝铨侦知，欲逮捕。他便西入陕，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仍积极奔走革命。1911年春，杜羲和景定成共赴北京，创办《国风日报》。是年4月，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因敌众我寡而告失败。他们利用《国风日报》，大力宣传“黄花冈七十二烈士”的壮烈事迹。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与友人赴关外策动清军起义，未成而返。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与景定成主办《山西日报》。1913年，袁世凯窃权就任总统后派人暗杀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杜羲急赴江西促李烈钧举兵讨袁，并联络苏、皖、粤、闽、沪等地革命党人同图大业。失败后又北上奉天（今辽宁省）策动巡防统领金寿山起兵，被金暗算逮捕密解北京。同盟会旧友景定成急赴京，以妻准备留学用的白银数千两营救，使杜羲获释。获释后，杜羲辗转赴上海，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延入军署。

　　早在1911年，杜羲就加入了“南社”。来上海后，他经常与“南社”雅集吟咏。1914年出版的《南社丛刻》第八集，就收录了他的词二首：《满江红<夏声>杂志题词》。同年5月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九集，又收录了他的词一首：

　　金缕曲吊亡友姚剑声

　　回首唐宫阙。莽苍苍、天荆地棘，是何风月。篱外黄花颜色惨，往事那堪再说。最伤心、金陵霸业。忍听胡笳频断续，助秋声、悲泣还呜咽。种族恨，重重结。

　　相思魂梦何时灭。念年来、友仇未报，眼中流血。麦秀黍离怜故国，汉室金瓯已缺，更无人、海边仗节。燕子楼头歌舞胜，叹新亭、名士前生孽，哀二帝，音尘绝。

　　1915年5月9日，他参加了在上海愚园举行的“南社”第十二次雅集。是日，袁世凯政府竟然接受日本政府关于“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在中日条约上签字。柳亚子、杜羲等42个“手无寸铁的书呆子，只好抱着满腔孤愤，寄沉痛于逍遥”，借酒遣愁，吟诗抒愤。杜羲逝后，当时的报章曾这样来写其行述：“杜氏性高洁，孤僻自安。对友热烈真诚。在东及在江南时，与苏曼殊极友善。其性情踪迹，亦大类曼殊。且精研释典，主密宗，与章炳麟有‘南章北杜之目。治小学，擅篆书诗文词，不自留稿。”他留存于《南社丛刻》中的词作虽不多，却能通过幽悠哀怨的情调来抒发胸中的积郁，叩动读者的心弦，颇多燕赵悲风。

　　1921年4月，孙中山为打倒北洋军阀，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出任非常大总统，杜羲被任命为总统府参议。秋，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杜亦随往。1922年孙中山抵韶关下令北伐，任命姚雨平为警备军军长，杜羲为参谋长。6月，陈炯明叛变，北伐军回师广东讨陈，杜羲被任为讨逆军谢良牧部参谋长，得胜后杜羲和李烈钧同赴汕头收编陈的残部。杜羲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参事，1928年任天津市政府参事，1933年2月后任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监察院审计部主任、全国高级文官考试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央监察院大门的背面，就刻有曾任过监察院院长的蔡元培手书的“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八个字。杜羲秉承这一“院训”，“纠弹违失，风裁凛然。于民生疾苦，尤多建论，极为全院所推敬”。

　　此时，日军侵华魔爪得寸进尺，国家民族危机日重。杜羲不忍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涂炭，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尤其痛恨。当时，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和其他党派的爱国人士中，“逼蒋抗日”的声浪也此伏彼起：1932年1月28日，日军的魔爪伸向上海，十九路军奋起孤抗，处境危急。国民党元老何香凝从上海亲赴南京找蒋介石，为十九路军求援，蒋介石竟不予理睬。何香凝极为气愤，于是便给蒋介石寄去一条女人的裙子，并附《为中日事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一诗，诗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倭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此诗愿以“巾帼裳”换“出征衣”，强烈鞭笞和讽刺了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1935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续范亭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拟在大会上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呼吁抗日，请缨作战，却满目所见皆是国民党要人会内忙于争选票、会外纸醉金迷，毫无抗日的意向，便决心一死以谢国人，在中山陵用佩剑剖腹自杀。自杀前留下一首绝命诗：“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幸被陵园警卫发现，及时送进中央医院，才遇救未死。消息传出，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

　　1936年1月8日，杜羲也前往中央医院探望续范亭，半日内竟然往返三次。他小心地来到续范亭的病房门前，见续范亭静静地躺在床上，面部苍白而消瘦，泪流满面，凝视良久，默默地又离去了。

　　杜羲在南京并无家舍，而是寄寓在监察院委员刘觉民的玄武湖49号寓所。2月7日的元宵节之夜，杜羲打开寓所后门，投湖自杀，以冀唤醒国人。自杀前，他自题挽词、遗诗，遗诗云：

　　连宵得句便狂吟，

　　往事何堪再再寻。

　　绝塞云遮天上眼，

　　空潭月印水中心。

　　终朝故旧人如玉，

　　遍地干戈土不金。

　　时觉清明时懊恼，

　　拂衣几欲废书琴。

　　由于杜羲的自杀动机和方式近似屈原，国民政府于他死后第二天（2月9日）即在莫愁路仁孝殡仪馆举行公祭。张继、李烈钧、邵元冲、张默君等百余人到场，公推张继主祭和致词，略谓杜氏与苏曼殊颇友善，秉性亦同。近因悲愤国事，已二度自杀未遂。杜氏喜骂人，现任监察委员，则不常开口，盖以今世可骂之事太多，已不知从何处骂起云云。

　　6月21日（农历端午节），南京及其故乡静海县又分别举行了盛大隆重的追悼大会。设在南京第一公园烈士祠的追悼大会有600余人到会致祭。于右任亲撰祭文，云：“孰谓逃禅，而能忘世；茫漠边声，艰危国事。搔首问天，拔剑斫地；诗卷长留，湖波永逝。丹旌载道，白杨生风；一棺长搁，九州未同。知君魂魄，实恨无穷；后死有责，敢告幽宫。”张继、居正、李烈钧、邵元冲、邓家彦、石瑛等国民党元老亲临致祭。于右任、张继、冯玉祥、邵元冲、刘三、姚雨平等送了挽联。冯玉祥的挽联写道：“国难方殷，独入中流作砥柱；人心未死，共从宝地挽狂澜。”姚雨平的挽联写道：“底事沉沙追屈才，多因失地痛中原。”6月23日，杜羲卜葬栖霞山幽居庵墓地。

　　续范亭伤愈后知道杜羲也忧国自沉，极其悲愤地写下了悼念的长诗《吊老友杜仲虑忧国自沉》，诗中追述两人自辛亥革命以来共同为民主事业进行斗争的往事后说：“我病君三顾，君亡我来临。月圆君已逝，月缺我方闻。伯仁非我杀，我竟死伯仁。陵园剑不利，湖水一何深！万古中天月，千秋烈士心。今世不可见，愿结来生因。”悼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当时，全国多数报刊登载了杜羲“忧国投湖自沉”的消息。邹韬奋也在1936年2月15日的《大众生活》周刊上以《杜羲忧国自杀》为题发表了一篇随感式言论，赞扬了他为忧国而死的热忱。

　　何香凝以裙羞蒋，续范亭剖腹自杀，杜羲忧国投湖……所有这些逼蒋行动，都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特别是西安事变的爆发，把蒋介石逼得除了联共抗日，几乎无路可走，最终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的主张，从而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去迎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