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强

　　为了追求真理，1968年4月林昭被林、江反革命集团杀害于上海监狱。在对林、江反革命集团审判期间，由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等共同采写的《历史的审判》报道中，把林昭和张志新烈士相提并论，称她是一个“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的“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这一崇高的评价无疑是十分确切的。

　　林昭，本名彭令昭，苏州人。她的舅舅许金元烈士，在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尸体用麻袋装着投入长江；母亲许宪民，早年追随胞兄参加革命，并曾组织过一次罢工运动。林昭在家庭的熏陶下，从小就有追求真理的顽强执着精神，不论什么事情，她都喜欢寻根究底，决不随波逐流。1946年她就读于苏州萃英中学（今苏州市五中）时，就热心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大地图书馆”的各种社会活动，团结阊门外的青年传播进步文化，并在上海《大公报》“时代青年”副刊上发表《新绿》等文章，歌颂新生，歌颂光明。

　　

　　1949年4月，古老的苏州城迎来了解放，这对正积极准备投奔解放区的林昭来说真是极大的鼓舞。她满怀革命激情来到位于无锡惠山脚下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与我同编在三班三组。那时她年仅17岁，真诚、坦率，还略带几分稚气，却才华出众，聪慧过人。在那充满革命朝气和锐气、充满革命情谊和温暖的队伍里，她像一朵鲜花勃然怒放了。她又写又唱，又演又跳，并以犀利的文笔崭露头角，获得了新专“女才子”之称，校刊《新记者》上几乎期期都有她的文章。她口才极佳，能言善辩，《新记者》上就曾登过一篇题为《针尖对麦芒》的文章，记录着她和另一位同学的争论和友谊。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学没等到结业就调往苏南日报工作去了，和她也就分开了。在三年多的分别中，只和她在太仓偶然见过一面。那时她在苏南土改工作队，我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她工作非常积极，还写了很多文章，但和领导关系有些紧张，别的原因没有，主要是因为她秉性太耿直，生活上有些豪放不羁的缘故。

　　1953年4月，我从新华日报调到常州民报工作，突然又和她碰头了。原来她已于1952年秋天和其他几位新专同学被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相见之后，大家都有说不出的快乐，为又能在一起共事而高兴。那时，我发现她已比过去成熟、坚强，但真诚、纯洁、坦率、喜欢争论的性格没有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没有变，甚至更深沉、更执着了。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时离斯大林逝世已一个多月了，她那长长的发辫上依然结着两朵洁白的小花，我起初还以为她是在为自己的亲人戴孝，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悼念斯大林。

　　林昭向我介绍了报社的情况，说她在报社和大家关系处得不错，工作得很愉快。在谈到同志们的情况时，她的用语仍是那么诙谐、尖锐，有时竟笑得前仰后合，但我知道，不管她用辞何等尖锐，她都是丝毫不带恶意的。她在民报任副刊编辑，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她除了做好编辑工作而外，自己就创作发表了诗歌、相声、人物通讯等稿件50多篇，热情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苏联，讽刺官僚主义。她还经常下厂和工人技术人员交朋友，并教他们写稿。当时是国棉二厂细纱工、全国劳动模范，后来被选调到市里做领导的徐建华在得知林昭遇难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到常州日报，表示要写文章悼念她，可见她和工人之间的情谊是何等深厚。

　　我和林昭在民报的工作直到1954年2月1日民报停刊为止。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我们思想都比较激进，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比较一致，因此她曾向我倾诉内心的一些痛苦。其中谈到有些人曾强迫她写揭发她母亲的材料，但在她印象中，母亲主流是好的，还曾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没有什么好揭发的，那些人却非逼着她写不可，说“两条路，不写你就不要参加革命”，她无可奈何，就瞎写一气。她摇摇头说：“我真是无路可走，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逼我！”当年10月，我曾收到林昭母亲许宪民的一封信，总的意思是说林昭太年轻、不懂事，要我在各方面好好帮助帮助她。我和许宪民并不认识，自觉在政治上也不如林昭看得深、看得远，更没有她那样坚强，我能帮助她什么？我就没有复信，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仍感不安。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曾多次一起下工厂，并合作写过一些稿子。

　　民报停刊后，她被分配到常州市文联工作，我则在常州市委宣传部通讯站，虽然是两个部门，学习却常在一起。不久，全国高等学校招生，领导推荐她参加考试，林昭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新闻系。这对她，对我和认识她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来说，都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看法：林昭政治进步，文思敏捷，极有才华，如果能得到进一步的深造，前途无量。我向她祝贺，她也十分兴奋，脸上笑得像朵盛开的花。她把一些暂时不用的东西寄存在我处后，就高高兴兴地北上了。

　　北京真不愧是全国政治中心，林昭到北京后就迅速地成长了。特别是在政治上，她已开始从朴素的、感情色彩较多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改而从理性上来认识它热爱它了。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到了北京后，我更感到我们祖国的伟大，共产主义事业必胜无疑。我一定要做一个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努力歌颂各条战线上的模范先进人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谁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不可理解，正确的认识、无私的追求也会给人带来不幸的灾难。在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她旗帜鲜明地支持费孝通等人的观点，并写出对“绝对权威”持怀疑态度的大字报。她写道：“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主义……”于是，一顶“右派”帽子迅速落到她的头上。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她真是伤心极了。生活上的困难她能忍受；参加土改，国民党特务打黑枪，她从不害怕；为了赶写稿子，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也从不叫一声苦！她是一个建国前就受过革命教育，并积极参加过革命外围组织活动的人呀！她一心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愿为党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的人啊，怎么能一夜之间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误解，天大的误解！世界上再没有比被自己最崇敬的党误解和不信任更痛苦的事了。她在给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垮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林昭为自己百般辩解，说明自己只是在为国家的命运而思考。她恨不得剖开自己的胸膛掏出那颗赤诚的心给他们看，但是在那种日子里，有谁会来相信她的辩解呢？她从悲愤走向绝望，曾两度自杀，决心以死来证明自己的一片忠心。在绝命书中，她对那些无限上纲上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作了痛斥：“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她自杀被救活后，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错，我不低头认罪！”她背上了“拒不认罪”的恶名，被判罚“劳教”，分派在一家剪报公司剪报，完全失去了自由。

　　夜沉沉，路茫茫。光明在哪里？真理在哪里？林昭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谱写了《呼唤》一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怒号的风，淋淋的雨滴。

　　但是，我的心啊，

　　飞出去寻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对着空虚呼唤，

　　为什么我找不到你。

　　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被沉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兄弟！

　　我的心灵是为你流血，

　　我的歌声追随着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她手在剪报，口在呼唤，心在流血。真理啊，真理，你在哪里？！

　　同样不幸的是，在整风运动中我也被错划成“右派”，我们从此音讯断绝。从当时的形势分析，特别是她那耿直的秉性、激进的思想，我估计她也“在劫难逃”，但我没有勇气去了解她的情况，因为存在一线希望总比完全绝望好，我多么希望她能侥幸过关，但历史无情，她的遭遇比我想的更惨。

　　1958年底，林昭因病被遣送回上海家中养病。本来，她是应该好好养病的，她原来就较为瘦弱的身躯经过如此反复的折腾已非常瘦弱，特别是原已痊愈的肺结核这时又开始复发。但形势逼人，对于一个爱党、爱社会主义事业胜过爱自己的人，对于一个有马列主义头脑的人，怎么忍受得了当时“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对国家的折腾！一桩桩、一件件都揪着她的心，特别是对彭德怀的批判，更引起她的忧虑和不满。彭德怀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是按组织原则提出的，他有什么错？他有什么罪？这样对待他，党将向何处去，国家将向何处去？于是，她和上海一些朋友议论开了，认为有责任把自己的观点告诉有关领导，让其改变做法。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和我国国情类似，有些做法值得借鉴，就编写出版了油印刊物《星火》。林昭在这份刊物上，以极大的热情、犀利的文笔写下了《海鸥之死》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等文章，企图以此来唤醒那些决策者。可怜，他们把自己那颗鲜红的心刚从身上掏出还未来得及献上，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而遭逮捕。在狱中，林昭被反铐了180天，但她没有屈服。1962年初，她在“保外候审”期间仍不忘祖国的忧患，决心和其他几个在苏州的朋友搞结社活动，但事情刚有个开头，其中的一员就去自首了。于是，她再度被捕，送往上海，被判徒刑20年。

　　在高大森严、布满铁丝网的监狱里，林昭没有丝毫害怕，更没有退缩。她坚持用写日记和诗歌、进行绝食等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定信念，表达自己对祖国深沉真挚的爱以及对损害她的一切人和事的蔑视。她在狱中写的《大地》一诗，就充分表现了她对祖国的眷恋和热爱。诗是这样写的：

　　啊，大地，

　　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流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这就是林昭的一切。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它，并从它那里汲取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林昭忧心如焚，她反对造神运动，从没有在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中丧失过自己的信念和理智。她用黑布白线绣成一个“冤”字戴在手臂上，不断写诗、唱歌，甚至割断血管写血书以示抗议：“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祭献。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谁能抹得去？”林、江反革命集团对她这样的“顽固不化分子”恨之入骨，对她进行了无穷无尽的折磨。她人瘦得不到40公斤，一头美丽的秀发几乎都白了。当时曾有人对她说：“你只要认个错，就可以放你出去。”她立刻回答说：“不。我没有错，我决不向邪恶低头。”她的母亲也曾含泪劝过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林昭深情地回答说：“妈，你的心我知道，但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就是叛变，就是对革命对自己不负责！我没有错。”她这种宁死不屈的勇敢斗争精神，使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终于在1968年4月29日下了毒手，当时她年仅36岁。林昭是被暗暗处决的，连骨灰都没有找到。事后，这伙杀人魔王居然还去向林昭的母亲讨要五分钱的“子弹费”。

　　林昭的血没有白流，她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精神唤醒了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先后被彻底粉碎，“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终于来到了，她的“右派”恶名已被改正，“反革命”冤案亦已平反。1980年12月21日，林昭生前的部分老师和同学80余人在北京为她举行了悼念会。时任汕头大学党委副书记、原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聂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罗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北大教授杨晦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会上还收到了来自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杭州、广州、哈尔滨、成都、乌鲁木齐、太原、银川、盐池、梅县等地老师和同学的唁电、唁函30余份，挽诗、挽联等30余首（副）。一星期后，由林昭妹妹彭令范和新专同学倪竞雄把悼念会上的录音带来常州放给新专同学听，大家听了录音都很悲痛，但又都从她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敢斗争精神中汲取到力量，又一次体验到人生的意义。我们都感到林昭并没有死，她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人，是我们新专同学的学习榜样和骄傲。

　　1982年5月1日，新专、北大的部分老师和同学为林昭举行了衣冠冢安葬仪式，将她仅存的一束头发安放在墓穴里。墓址选在风景秀丽的苏州灵岩山西麓，离韩蕲王墓不远处。常州有谢枕、陆志常和我参加了安葬仪式，许多人都在墓前发表了讲话。林昭的墓碑后面刻着她在上海监狱时用血写在《红旗》封面上的一首诗：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林昭像一颗陨落的星星，躯壳虽然不存在了，但她那燃烧着热血的曳光却随着人民的胜利而愈益灿烂辉煌，并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