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日本国。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出兵中国东北，苏联红军向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白天苏军飞机狂轰滥炸，晚上苏军坦克大兵压境，日军驻东北第一陆军医院里乱作一团。那天，院长下令给300多名重伤员血管里注射酒精和空气，给走不动的家属及小孩服下毒丸，剩下的2000多名伤员和医护人员被赶到牡丹江。“跳江！”随着院长最后一道命令，有人身系石块，有人抽刀自刎，顷刻间，血染江面，尸体横陈，波涛汹涌的牡丹江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我死死抓住一块捆着行李的木头，紧闭双眼，纵身跳进激流，瞬间消失在滔滔江水中……
——摘自伊藤郁子演讲稿《我爱你，中国！》
64年前，那位投江的日本女兵伊藤郁子，现在仍然活着，今年84岁的她，住在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系如皋市政协委员，享受县处级离休干部待遇。在如城镇这座古老的小镇她已生活了55个春秋。
伊藤郁子，熟悉她的人都亲切地称她为伊藤。这位二战时来到中国的日本老兵经历离奇曲折，催人泪下。每逢佳节倍思亲。每每佳节来临，伊藤郁子都要通过电话，向远在大洋彼岸的日本家人捎去问候。她说：“我爱樱花烂漫的日本，我更爱社会主义中国，我的心永远在中国！”近日伊藤郁子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她侃侃而谈，道出了自己心中一辈子的中国情。
一
1925年10月21日，我出生在日本北海道附近岩手县郊区的一个富有家庭，父亲伊藤管治系岩手县农林局专员，母亲伊藤为江是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兄妹四人中，我排行老三。我从小喜欢游泳，每年暑假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海边，练得一身好水性。
1945年春，我正值20岁花季年龄，从日本盛冈市红十字会护士学校毕业。正当我满怀信心要为人类健康与和平而奋斗时，我和其他79名护士被派往中国东北战场，我被分配在日军驻中国东北第一陆军野战医院当护士。自从踏上这片被太阳旗蹂躏的土地，看着自己的同胞挥舞着血淋淋的刺刀，听着中国百姓的凄惨呻吟，我的心总是沉甸甸的，深感远离家人的痛苦和初上战场的恐惧。那天纵身投江后，我真愿意那滚滚激流刷清我心头的负疚，给我灵魂复苏的洗礼。涛涛江水中，我死死抱住一根木头随波逐流。阵阵巨浪劈头盖脸打来，我连呛几口水后猛然醒悟：我才20岁，我不能死！日军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我要将功赎罪，为中国人做事，替日本人还债。激流中，我凭着好水性与风浪搏斗数小时后，才死里逃生游到岸边。我奋力爬上岸，见日军已逃得无影无踪，就剃光头发女扮男装混进了逃难的人群。两天后，我被中国抗日战场上一支解放军救护队收留，投入了抢救伤员的行列……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结束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此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返回日本，一是留在中国。身处异国他乡，我何尝不思念生我养我的父母？何尝不怀念樱花盛开的日本国土？然而，当我眼前浮现日本士兵挥举血淋淋的东洋刀大批屠杀中国百姓的凄惨场面时，我深感内疚，觉得日本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这笔血债是子子孙孙也还不尽的。我又想起中国军人收留我的场景：为我送水送饭送棉衣，帮我梳头理发洗衣服，教我学汉语写汉字……我从内心深处觉得：“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我毅然决定留在中国，并写出书面申请要求参加解放军，不久，我被批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牡丹江野战医院的一名护士。
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我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很快成为战地医院骨干。工作中，我视中国病员为亲人，竭尽全力为他们服务。有位截去双腿的年轻战士，生活不能自理，我从喂饭喂药到帮助倒屎倒尿，实行全方位的护理。后来这位战士在转移中又负了重伤，临终前他将身边仅有的一个苹果递到我手中，我眼窝一热，泪水簌簌而下……我知道自己收下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苹果，这分明是一颗滚烫的中国心啊！
在牡丹江野战医院期间，我这个瘦弱的日本女子用自己殷红的“O”型血挽救了17名中国军人的生命，用一腔热血构筑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解放战争后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来医院看望伤员时专门接见了我，称赞我是“日本的女中豪杰，好样的！”
三
1950年初，我25岁，被调至解放军山西康复医院工作，幸运地遇上了一位前来疗养的中国军人宗序定。宗序定比我小1岁，祖籍江苏如皋丁堰镇，当时是公安部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三团的一名军官。我俩一见钟情，情投意合。结婚前，我曾考验宗序定，问他：“我是一个日本兵，你怕不怕？”
“日本兵有什么可怕的！”宗序定不加思索地回答。
“你就不怕我跑回日本？”我又问。
“你是不会跑的，要跑早就跑了！”宗序定对我充满了信任。
1951年春，和我一起分到解放军山西康复医院的6个日本女兵纷纷提出申请，要求回日本定居。她们苦口婆心地劝我一起走，我说：“我不忍心离开善良的中国人，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她们相继离开中国，我则申请加入了中国国籍。同年，我与宗序定喜结良缘，次年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小家庭其乐融融，笑声不断。我们夫妻俩相亲相爱，相互学习，人们都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1954年，宗序定带着我和女儿转业到他的故乡江苏如皋县城，他被分配在县商业局当业务股长，我则分配在县人民医院外科当护士，从此我在如城这座千年古镇扎下了根。那时医院条件差，环境艰苦，手术室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手术时人手不足。我埋头苦干挑大梁，每天起早带晚挑水、扫地、煮针筒、打麻醉药，常常上了早班连中班，上了中班又接夜班，一门心思扑在护理岗位上。“学习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我日记中的这句话道出了我的精神动力。三年困难时期，我省吃俭用，常掏钱为困难病员买鱼买肉改善伙食，曾12次无偿献血抢救农村病员的生命，自己则一天比一天消瘦，体重降至30公斤。医院同事凑钱买来营养品让我滋补身体，我瞒着同事又将营养品送到病员房间。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当时的县长魏志田的耳里，魏县长拎着红糖、鸡蛋、猪油，到医院看望我，并吩咐院领导“限她一周内吃光，不许转送他人”。
我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全院上下的一致好评，院领导号召全院同志“远学白求恩，近学伊藤郁子”。
在医院，我竭尽全力做个称职的护士；在家里，我乐做贤妻良母，帮助曾动过4次手术的丈夫战胜病魔，渡过了生命一次又一次的难关。1994年丈夫去世时，亲朋好友都说：“宗老爹能活到今天，多亏了伊藤郁子！”
四
1957年，我的丈夫宗序定曾劝我写封信回日本，了解一下家庭情况。谁知，在“反右”扩大化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8年。8年间，我不断写材料、上访，为丈夫伸冤。记得是一个寒风刺骨的严冬，我穿了一件薄薄的棉衣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要去北京讨公道，我就不信共产党没有个说理的地方。在北京，一位老将军热情接待了我，他听了叙述看了材料后对我说：“你先回去，这事我来解决！”不久，北京打电话通知如皋有关方面负责人：“经查实，宗序定同志定‘右派不当，应予以纠正！”一周后丈夫被释放回家，看着头发零乱、胡子拉茬、面色蜡黄的丈夫，我们相视无言，惟有抱头大哭……此后不久，上级有关部门为我丈夫平了反，并补发了8年的工资。这件事让我觉得丈夫虽受了委屈，但共产党讲信用，有错必纠，很伟大！
十年浩劫中，造反派闯进医院要揪斗我这个所谓的“日本特务”。我据理力争：“我跟随共产党几十年，我相信共产党！”70多名病员和医务人员齐刷刷地挡在我的办公室门前极力阻止。院长说：“伊藤吃过糠，扛过枪，渡过江，是有功之臣，要揪就揪我好了！”一位头裹纱布、双手拄着拐杖的病员挺身而出：“我是个大老粗，目不识丁，不会讲大道理，但我是个党员，我要讲公道话，伊护士是个好人，是她输血救了我一命！”在场的人与造反派唇枪舌战，保住了我。我从内心深处由衷地感激：“如皋人，了不起！”
五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这一年11月，我办好了回国探亲的手续，省、市、县有关领导及如皋县人民医院近百名医务人员为我饯行。欢送会上有鲜花水果，但没有欢声笑语，有的同事暗暗流泪，担心我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
“能定居就定居，不要考虑我和孩子。”丈夫含泪将我送到码头。
“老宗啊，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难道还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会回来的！”我紧握丈夫的手。
“呜——”，秋风正疾，汽笛长鸣。一艘索马里客货两用船从上海驶向日本横滨港。我坐在舱内望着窗外波涛滚滚的大海，心潮起伏，思绪万千：27年了，这是第一次回国，第一次与日本亲人重逢……
船刚靠码头，我的心都要蹦出胸口了。看见了，看见了，我看见了港口上空舞动的大幅标语：“欢迎中国归来的伊藤郁子！”早就等候在此的日本岩手县、高田市、盛冈市政府官员及我的亲属、学生时代的同窗好友150多人迎接我的归来，他们挥舞着大幅标语，送来鲜花彩带，把我围得水泄不通。骨肉兄妹抱成一团，热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洒在甲板上。大哥凝望着我声泪俱下：“求你了，见到妈妈别哭，妈妈为你快想出病来了！”“不哭，不哭，我不哭！”可我的泪水还是止不住串串流下。84岁高龄的母亲搂着我哭得死去活来：“家里条件比中国好，这下回来就好了！”在东京，日本红十字总会及各级官员为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家乡岩手县，夹道欢迎的人群排着长龙，人们捧着鲜花和大瓶美酒一直站到我家门前……
我回国探亲的消息惊动了日本国，日本东京几家报纸均头版头条作了报道。作为中日建交后首批回国探亲人员，再加上我有过当日本兵的特殊经历，我的回乡之行引起了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在东京首相府，大平正芳热情接见了我，他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你辛苦了，作出了很多牺牲！你如果愿意回日本定居，我代表日本政府衷心欢迎你！”我微笑着没有表态。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中国。”整日面对宴席、舞会、花园、洋楼，慢慢地我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我思念中国的亲人，想念中国热土上的花生、芋头、扁豆、萝卜条……我归心似箭，再也坐不住了，决定提前回中国，可病榻前年迈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苦苦相求：“孩子，妈来日不多了，你回来定居，哪里都不去，天天陪着我！”言语间，老泪纵横。
“妈，我爱你，我爱日本，但我不会离开中国，那里有我的丈夫和女儿，有我的事业，有数不尽善良的中国人，我不能再制造第二次骨肉分离！”1973年春节前夕，我含泪辞别亲人，于除夕之夜回到了我眷恋的土地——中国，回到丈夫和女儿身边。中日建交以后，我5次回日本探亲，每次都提前回来。有人不解地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回答：“我的心永远在中国！”
六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1987年4月，我结束了42年的护士工作，带着主管护士的职称和国家卫生部颁发的荣誉证书光荣离休了。
我离休后闲不住，在如皋这块洒满革命烈士鲜血的热土上奔波着、忙碌着。我自办日语夜校，免费为日语爱好者讲课，学生遍及如城附近10多个乡镇；侨胞回乡探亲，我热情协助接待，乐当“导游”，介绍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商来了，我主动当翻译，介绍如皋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为如皋已建立的10多家日商独资、中外合资企业倾注了不少心血。在街道居委会，不少人称我是“义务保育员”、“义务保健员”、“义务收发员”。双职工家庭孩子无人照顾，我去当“保姆”；邻里大人小孩生病，我帮助请医拿药，并主动担任护理……我已深深爱上这个苏北小镇上的一草一木和这里朴实善良的人民。我家院子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左邻右舍的小孩常围着我，要我讲大海、樱花、富士山及打仗的故事；老街坊来了，向我吐露心中的不快，和我谈油盐酱醋茶，与我唠山海经。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小镇上的人们与我已结下不解之缘，春节送馒头，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饼，过冬送元宵……我用真爱赢得了真情，脚下这片热土给了我太多太多温暖的记忆。
在1997年召开的市政协会议上，我和其他几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有关“修补如城天平路，解决病员入院难”的提案很快被采纳，政府投资修补了204国道至如皋人民医院大门前一条长1.5公里的马路，从而解决了病员入院行走难的问题。1998年夏，我从荧屏上了解到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立即将2000元钱和一批衣服寄给了灾区人民。1999年10月20日，在南通市政协组织的“顺达杯海天飞鸿演讲比赛”中，我的一篇演讲稿《我爱你，中国！》荣获一等奖。2000年6月，我又向市政协提交了一份“清理电子游戏机场所，确保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建议，很快被采纳，警方出动警力查封关闭了一批向青少年开放的电子游戏机场所。
我爱看《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战》等中国战争题材影片，当我在影片中看到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暴行时常常低下头，有时还反省自己：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看影片《南京大屠杀》时我触景生情，止不住掩面而泣，一会儿用日语说一句“军国主义”，一会儿用汉语骂一句：“畜牲，这哪能算人！”
1998年冬，日本红十字会寄给我慰抚金及一张表格，通知我携带子女回日本定居，由日本政府分给住房，安排专人照应我的晚年生活。我将表格退回，并附言：“我爱生我养我的母亲，我爱樱花烂漫的日本，我更爱社会主义中国！我的心永远在中国！”
1999年新春佳节，我的老母亲已是110岁高龄，她已遗忘了许多事情，可她依然惦念着远在中国的女儿。而我只能在越洋电话的这边泣不成声：“妈妈呀妈妈，若能学会分身术，我真想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留在中国，一半陪着您……”
2001年上半年，当我从新闻媒体中得知日本政府美化战争，歪曲事实，蓄意修改历史教科书时，我以二战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身份，多次致信日本政府，要求尊重历史，承认历史，真心诚意地向中国人民道歉。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也曾在多种场合谴责其“拜鬼”行为。
2006年12月16日，我因心肌梗塞住进如皋市人民医院，院方让出最好的病房，派出最好的医生，竭力挽救我的生命，使我转危为安。
眼下，我和女儿、女婿、曾外孙生活在一起，四代同堂，其乐融融。晚辈们对我百般孝顺，使我尽情享受天伦之乐。我打算在有生之年常带晚辈回日本探亲，一来看望亲朋好友，加强沟通，增进友谊；二来让两国的下一代彼此相识，子子孙孙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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