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心仪

　　

　　六十年过去了，1986年我回到故乡安庆定居，扶拄拐杖徜徉大街小巷，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倾听人们匆匆奔忙的脚步声，看到活跃繁荣的市场，迎着孩子们张张笑脸，我百感交集，禁不住喜悦之泪流淌。沉浸在今天的幸福里，我的思绪却常常回到那遥远的大革命时代，想起在北伐战争中儒雅雍容的宋庆龄先生。1926年孟冬，当时还是一名懵懂女青年的我正是从安庆来到先生身边的。

　　1926年10月上旬，从广州挥师北进的国民革命军攻占了武昌，神州大地燃遍希望之火，“打倒军阀”的呼声表达了人民的共同愿望。长江中下游各城市的民众更不啻久旱见云霭，空谷闻足音，当时安庆各阶层也积极响应，许多中小学相继停课，热血青年纷纷溯江而上，奔赴新的革命中心武汉。我自安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除东渡日本求学一段时间外，先后在安徽的几所小学任教。记得我那时执教的二郎巷圣公会女学也停办了，我的生活来源断绝，身无分文，幸得同学吴梅华接济，由她筹足川资，我们一同到了武汉。那时我虽然穷困，也不乏正义感，却谈不上有什么革命意识，到汉口去主要是想找一份职业糊口。到了武汉才知道，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在汉口设有临时办事处，由光明甫等负责。我便依靠光老先生的安排，暂时找到了吃住落脚的地方，然而求职的事却全无头绪。

　　当时汉口的革命气氛非常浓厚。一天内常能见到三五次游行，租界上“打倒列强……”的歌声此起彼伏。每遇街道转角有一片小空场，便可看见一群人围住一个慷慨激昂的讲演者。那正是国共合作轰轰烈烈的年代啊！一天，光老先生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招收学员，训练六个月后由该班分发工作。我便按一纸招生简则提供的地址，急忙赶到一幢机关大楼报了名。我们经过笔试和口试，加上国民党省党部保送，当然被录取了。我真高兴，几天之后到那里报到，并接受了四个多月的训练。

　　设在汉口的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由宋庆龄亲自筹建并兼主任。该班成员将近一百人，大多数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也有少数来自其他省份的。我们的课堂是一间条件比较好的大教室，光线充足，课桌椅全是油光光的，颜色很漂亮。学生坐在这样宽大敞亮的教室里学习新知识，真够舒适了。训练班课程有资本论、三民主义、党务常识和军事训练，还定期听名人讲演。开设这些课程，都是为了给我们灌输革命思想。

　　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培训班开学不久的一天上午。那一天，负责训练班日常工作的刘清扬和刘衡静，陪同一位身着西洋骑装的娟秀女士来到我们队列面前。这位有一股英武气概的女士向楼房挥了一下手，便有人抬过来几大捆灰色服装。刘清扬说：“请宋主任训示！”啊，原来我们所景仰的“国母”孙夫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眼前！霎时间大家手足失措，兴奋无比，发出一阵“呀”的惊叹声，队伍也有点乱了。宋主任微笑着，亲切地向我们这群穿着五颜六色长短不等服装的女青年点头致意，做着手势，让我们按高矮次序排好队。但是院子里人声鼎沸，一再交待过要注意纪律的话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群才过了几天集体生活的女青年同老百姓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班长急中生智，下达了一个响亮的“立正”口令，才使我们清醒过来，终于按个头排列好。宋主任和两位刘女士逐一发给我们每人一套灰色军装和两条绑腿。宋主任说：“回宿舍去，换上军装。散队！”

　　集合号再一次吹响，我们按组别整整齐齐地排好了队，听宋主任训话。她操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常常为了选择词汇，有意把话顿一顿。岁月流逝，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对那次讲话的大意，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宋主任说：“你们大家穿上军装，精神就大不相同了。看着大家，我非常高兴。孙先生生前对妇女从政抱有很大期望。你们冲破家庭和社会，投身训练，准备参加唤起民众的工作，这就是很好的表现。希望同学们武装头脑，立大志，做大事，干革命，干革命工作。妇女干革命必须抱定不怕苦的决心，更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要建立独立、统一、富强的中国，就会有牺牲。妇女不起来参加革命，民众的牺牲会更大……”宋主任讲话后还同大家合影留念。

　　记得那时有好长一段时间，宋主任还有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都住在妇女党务训练班所在的院子里。何香凝在我们训练班同学的谈论中也是一个传奇式的女英雄。我从安庆一女师求学时代起一直爱好国画，对何香凝的画慕名已久。一天课余，我大着胆子到何先生的房里去拜见她，没想到宋庆龄也在那里。面对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上两位杰出的领袖，我原来想好的话一下子就忘光了。两位先生大概察觉到了我的窘态，完全不问我打扰她们有什么事，只是温和亲切地引导我谈自己的家庭和经历。为了安定我的情绪，宋先生还给我倒了一杯水。当她们知道我来自安庆，便问了一些安徽的政治状况，可我原来不过是一个没有革命意识的普通小学教师，对她们的提问简直回答不出什么。宋先生宽慰我说，妇女当小学教师是天职所在，太有意义了，还说革命成功后她也要从事儿童教育工作。当她知道我曾在日本求学，便谈起东京的一些名胜和日本妇女的许多习俗，看得出她对日本的生活非常熟悉。此后晚餐过后，我常到她们房里去，才发现原来两位先生住在一起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何先生经常作画，宋先生则在房中踱来踱去，好像在思考问题，又好像在散步，偶尔两人交谈几句。我每次去总是肃立在何先生背后，静静地看她作画。何先生曾送给我一张用宣纸画的水彩枇杷，记得在她写题赠时，宋先生特意把我的名字复念了一遍。这张有何先生亲笔题写“心仪女棣”字样的画，我一直珍藏着，不轻易示人，因为它凝结了两位先生对一个普通女青年的关心和爱护，但十年浩劫中它还是被“红卫兵”毁了。

　　在宋先生、何先生身边的那些日子里，两位先生常常教导我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要以国事为重，要克服妇女自身的弱点，做一个坚强的人。我那时太幼稚无知，不懂得她们时间可贵，不了解她们在国共合作中有许多疏通、调节工作要做，还常去打扰她们，但在与两位先生的接触中我确实得到许多启发与教诲。宋先生和何先生对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女青年，从来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每次告别出来，宋先生总说：“没事就来坐坐谈谈。”回想起来真是平易近人啊！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政局急转直下，汉口的中国国民党迅速分化，国共合作的局面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也不得不提前结束。在这之前，我在训练班的院子里就见不到宋先生的身影了，训练班由刘清扬和刘静衡主持一切。由于形势险恶，训练班课程中断，更没有可能有组织地为我们正式分发工作，但在很短的时间里还是举行了结业典礼，罗俊如等四位同学上台讲演，我也是讲演人之一。会后拍了一张合影，接着同学们就纷纷回家了，也有一部分人北上。我当时有病在身，无法跟着北上，加上经济困难，成了训练班里无路可走的一员。刘清扬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汉口中央党部工人部，在那里我当了一名干事，做收发工作。接着是“宁汉合流”，10月间我来到南京中央党部报到。不数月，我深感那里不是宋主任希望我呆的地方，便辞了职，回到安徽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1986年回到安庆后，我意外地见到训练班老同学、青年时代的挚友张耘野。几番深谈，我们共同回忆起那段有意义的生活。宋先生已经作古，而我们当时两个女青年也都是耄耋之年的老妪了。感叹唏嘘之余，觉得很有必要将北伐时期在宋庆龄先生身边的这段往事记载下来，交给今天的年轻一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