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窦春芳

　　瞿秋白短暂的36年人生中曾经有四次执教经历，而这四次执教经历多不为人所知。在瞿秋白诞辰11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瞿秋白在这期间发生的故事。

　　17岁的乡村小学教师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户官宦世家。因家道中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连中学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他的母亲因不堪贫困，于1916年农历正月初五夜剪下两盒火柴头用烧酒和着吞服自杀。他的父亲名义上是一家之长，不仅没有能力支撑家庭，反而抽上了鸦片。为了弟妹，17岁的瞿秋白经表姐夫秦耐铭介绍，在无锡城南门外扬名乡江溪桥杨氏义庄所办的杨氏小学谋得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

　　1916年2月初，瞿秋白来到这所学校。学校设在杨氏宗祠内，四周都是农民的房舍，出校门向东行约二百步有一条小河，坐上小船划行一天就可以到瞿秋白的家乡常州城了。由于只有瞿秋白一名教师，所以他还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学校有几十个学生，教学实行单级复式教学，就是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内读书，老师轮流给各年级学生上课，当给其中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在课堂上做作业。瞿秋白教学态度认真，任劳任怨，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各科均能胜任。

　　学校的设备破败不堪，而且有几个难驯的调皮学生，常常把年轻的瞿秋白弄得很不愉快，所以瞿秋白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学生放学后，学校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感到无比孤寂，同时又牵挂着家人。瞿秋白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写道：“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

　　在无锡任教期间，瞿秋白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十元左右，省吃俭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书籍，还需把一部分钱补贴给弟妹们。平时，瞿秋白还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情况，他收到妹妹轶群的来信后，总是十分认真地把信上的错别字一一改正过来，然后再回信详加指正，并嘱咐妹妹用心读书。课余时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农民聊天，这也给他的生活平添了不少乐趣。

　　这年暑假，瞿秋白终于辞去无锡杨氏小学的教职，回到常州。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开常州赴武汉，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1917年春又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但未考取，随后在北京大学旁听，同年9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22岁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

　　1920年秋，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事，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为瞿秋白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且精通俄文，翻译过不少俄国文学作品，所以被选中赴苏俄采访，他和俞颂华、李宗武成为我国新闻界在十月革命后派往苏俄采访的第一批记者。当时苏俄生活物资短缺，饥饿折磨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因而当时的苏俄被称为“饿乡”。在那里，瞿秋白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不朽之作。他是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描绘列宁形象的人，也是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人。1922年2月间，经同乡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中国革命事业。

　　1921年9月，瞿秋白除在苏俄担任新闻记者外，还开始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5月，是一所政治性学校，名誉校长为斯大林。学生大部分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从远东各国来的，其中有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学生。中国学生被单独编为中国班，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肖劲光等都在这里学习。

　　瞿秋白在中国班讲授俄文，还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同时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当年在该校读书的萧三在《忆秋白》一文中回忆道：“秋白同志担任助教和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他经常来到我们中间询问工作、学习情况，对我们十分关怀。”在中国班俄文课的教学最为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学生初学俄文都比较吃力；二是苏俄籍教师中文水平太低，当时所有俄籍教师只有郭质生懂中文（郭质生本名费谢伏罗德·科洛科洛夫，因为父亲在中国新疆工作过，他又是在中国长大的，所以懂汉语）；三是没有教材，工具书也只有哈尔滨出版的很不像样子的《俄华辞典》。瞿秋白为了让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到苏俄寻求真理的青年人学好俄文，总是设法讲好俄文课。他课前认真备课，收集适用的教学材料，上课时注意讲授方法，循循善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平时，瞿秋白还经常到学生中去，询问学生的学习情况。瞿秋白当年的学生曹靖华在1985年6月16日《光明日报》上撰写了《深沉的感念》一文说：“秋白教给我们俄语应当从那里学起，要注意什么问题……真是诲人不倦。秋白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知识很渊博，酷爱读书，也喜欢聊天。几乎每个星期日，我和韦素园都去找他聊天。真是书呆子碰到了书呆子，好象《天方夜谭》的人物似的，聊一千零一夜也聊不完。那聊天也是真正的学习，是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学习。中国有句俗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秋白同志的一夕谈，胜读百年书啊！”

　　24岁时经李大钊介绍

　　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暂住在外交部做事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介绍瞿秋白到北大俄国文学系教俄国文学史，教务处处长顾某却始终拖着不给他发聘书。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出席会议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大会结束后，瞿秋白来到杭州，召集浙江省党、团会议，传达党的“三大”决议。碰巧在学术界颇有声望、已是海内闻名的学者胡适在杭州烟霞洞疗养，于是瞿秋白前去拜访。33岁的胡适也非常看重这位年轻学者，临别时嘱瞿秋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一个编辑的位子，并做些学问。但瞿秋白到上海后，李大钊推荐他到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就没有去商务印书馆任职。

　　上海大学是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成的。东南高师设备简陋，教师缺乏且多不称职，学生对学校现状极不满意，多次与校方交涉无效，最后校长竟携带学生缴纳的学膳费到日本东京留学去了。学生们忍无可忍，自发地组织10人团并以此为核心，决定驱逐前校长，并改组学校，推举一位有社会声望的人担任校长。他们拟在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请一位任校长，因陈独秀行踪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最后决定请于右任担任校长。李大钊与于右任私交甚好，所以就向于右任推荐由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

　　

　　在上海大学的课堂上，瞿秋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取有重点的启发引导式教学方法，成为上海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当时，走廊里、窗台边都站满了听他讲课的人，连后来成为作家的丁玲也曾在下面听讲。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有一位来自浙江的女学生名叫杨之华，后来在1924年11月18日与瞿秋白结婚，她记述了当年瞿秋白上课的盛况：“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增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肖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

　　杨之华还记述了自己第一次听瞿秋白讲课的情形：“当课堂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志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同学们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郑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

　　课后瞿秋白也抽出时间对学生进行辅导，以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记述道：“可是，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几乎每天下午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热闹了。他谈话的面很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对学生讲书，而是把我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学系教书？他在那里讲哲学，哲学是什么呢？是很深奥的吧？他一定精通哲学！但他不同我们讲哲学，只讲文学，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后来，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象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瞿秋白是1923年夏赴上海大学任教的，1924年10月辞职离开，前后在上海大学任教1年多，社会学系在他的领导下逐渐成为上海大学最大的一个系。

　　最后还做了4个月的苏维埃大学校长

　　1928年4月30日，瞿秋白再次赴苏联莫斯科，主持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1930年8月26日，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随着赴苏俄人员的增多，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新的一拨“留苏派”开始崛起，在“留苏派”新、老势力的较量中，瞿秋白最终在政治上失势。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上点名批评了瞿秋白。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留苏派”新势力王明等人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将瞿秋白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瞿秋白抵达瑞金后，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中央苏区的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由瞿秋白任该校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瞿秋白在会上发表讲话说：“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地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

　　1934年7月，苏维埃大学并入中共中央党校，因此瞿秋白只做了4个月的校长。同年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人民委员会教育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眼看中央苏区就要沦陷，红军长征临出发时，红军“三人团”之一的博古拒绝瞿秋白与部队一起长征的请求，理由是瞿秋白有肺病不宜长途行军，这样就把瞿秋白留在了苏区，也把他推向了命运的深渊。瞿秋白最终被俘，面对曾是他学生的国民党高官的劝降，他不为所动，36岁慷慨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