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市白下区瑞金新村69幢210室里,住着一位操陕西口音精神矍铄的73岁老人,他就是60年前被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今卫岗55号前线歌舞团内)招收进校的最后一名学生。在“遗校”80周年校庆之际,笔者有幸寻访到这位已退休的公路测绘专家、高级工程师曹惠民先生。
于右任推荐上“遗校”
1948年9月1日,时年12岁的曹惠民,因其父曹澍(又名曹雨亭,陕西泾阳人)年轻时曾留学日本,系早期同盟会会员,任辛亥革命军秦陇(陕西、甘肃)军政府教育部长;后又在国民政府元老于右任部下任监察院审计部专员(1943年病逝于重庆)。抗战胜利后,“遗校”在南京复校,在其母曹林绣芳以其子曹惠民为高级将领遗孤身份请求,由于右任院长亲自推荐,校长蒋介石批准入校。
这一天,于右任用自己的墨绿色“坐骑”,将曹惠民母子直送中山门外有着三大拱门高大横匾校门的四方城“遗校”。时任教导主任、长着满脸麻子的黎离尘,闻讯于右任专车进了校区,就立即迎上前去接待。等曹惠民经校医务室体检后,总务处便发给其崭新的童子军制服、蓝色的司麦脱和白龙头粗布的衬衣衬裤,以及无敌牌牙粉牙刷、洗面盆、毛巾等生活用品,安排在宿舍区住有10多人的大房间里,一人一张铁皮单人床,配备好被褥和毛毯;一日三餐吃食堂,还有一磅牛奶喝,真比他母亲在外做保姆挣钱养活他强。
英文和军训课最重要
曹惠民入“遗校”上初一,学习科目除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和生物外,最重要的课程莫过于英文和军训课了。英文课本是选用由林语堂编著、开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一开始老师就教大家学会用英文进行“会话”,很快又要学会用英文进行“演讲”。每逢周末,各班级和全校都要用英文组织演讲会,让英文学得好的学生登台绘声绘色地表演和比赛。曹惠民因年龄小且刚入学不久,除平时用心学习外,每次参会都坐在台下,为别人的演讲使劲鼓掌叫好。
“遗校”的军训又叫童子军课。教官对每个学生要求特别严,非比一般体育课。上军训时,学生个个都要穿上整齐的童子军服,佩上童子军绳,戴好船帽,在教官厉声口令下,进行列队操练;跟着教官学结绳、打旗语;在遇紧急情况时学会现场自救与互救。稍不留神或操作不认真,就要受罚立站。
童子军军纪不仅表现在操场课堂上要遵守,还包括平时宿舍床铺的整齐与清洁卫生,乃至食堂集体用餐的文明礼节等各方面。有一次,曹惠民在餐桌前刚坐下,教官尚未喊“动筷”口令,因见一只苍蝇飞来,于是就伸手挥赶,正好被教官发现,差点被罚吃不上饭。
在美龄宫做礼拜
曹惠民常听比他大的同学说,校董会主席宋美龄经常对他们嘘寒问暖,背地里都称她为“宋妈妈”,于是就天天盼着有机会亲眼见一见。有天中午,当大家在食堂集体用餐时,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原来是宋美龄来食堂视察了。只见她面带笑容地走过一桌又一桌,问同学们饭菜伙食怎样?当走到曹惠民饭桌前,发现他年龄最小,就拍拍他的肩头指着桌中央盛汤的大盆碗说:“孩子,我吃饭时最喜欢喝汤,因为营养都在汤里。那汤盆的大汤勺是公用的,要喝汤时就用大汤勺舀到自己饭碗里,再用自己的小调羹慢慢喝;要讲究卫生,不可用大汤勺直接喝。”一会儿又提高嗓门对大家说:“孩子们要记住,吃剩剔吐下的鱼刺、骨头、菜渣等,都要吐放在各人面前的小碟里,不要随便吐在地上,从小就要养成爱清洁卫生的好习惯!”
这年冬天,南京下着鹅毛大雪,天气特别寒冷。圣诞节前的一个主日上午,学校选派了曹惠民、江克成、向陵生等10多名学生去美龄宫上主日学参加校长做礼拜。其实美龄宫没有专设礼拜堂,只有一间很大的客厅,稍加整理后,上席坐着一位穿神职黑礼服、手捧《圣经》的老年牧师,下面坐着几排穿军服马靴的将官们;曹惠民一群学生则坐在一进门的最后两排长条椅上。10点整,穿着便装面无表情的校长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陪伴下,虔诚地入席坐在最前排,随着圣乐和钟声的响起,主日崇拜也就开始了……
护场保牛迎解放
1949年2月,遗族学校在国民政府行将崩溃的前夕奉命停办南迁。年龄尚小的曹惠民不愿跟着南迁撤走正好被留下,搬进实验牧场,跟工人们一起吃住,干力所能及的活。场长王育民除亲自指导曹惠民学习养牛知识外,还让家住牧场的老送奶工曹金才专门照顾他。这时,阴险毒辣的教导处主任黎离尘,以“代校长”为名,借故南迁缺乏经费,企图来个“杀牛关场”一走了之。当此阴谋诡计被识破后,在中共地下党支持下,牧场迅速组织起护场工人纠察队,决心奋起保卫牧场迎解放,吓得黎离尘带人连夜逃走。
4月南京解放后,军代表徐矶、联络员刘蔓延接管了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及其实验牧场(即今卫岗乳业公司),“遗校”最后一名学生曹惠民也结束了他不到8个月的“学生生涯”。在军代表徐矶的帮助下,时年50岁在苏州当保姆的曹林绣芳回到了南京,母子俩重新团圆相依为命。1949年9月1日,曹惠民以全市统考第4名的优异成绩,被市立第三中学录取。五十年代中期,曹惠民从南京公路工程学校毕业后,即由国家分配参加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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