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新亚

　　以歌声回答敌人的炮击

　　台儿庄大捷后，我们十三军青年战区服务团分成两路，大部分团员留在徐州，参与祝捷和劳军演出，其余分组挺进战地前沿的赵墩、运河、宿羊山、车辐山等地，设立战地军民服务站，为过往部队供应茶水、报纸（主要是战报）、急救药品，组织民工为前线部队输送弹药，抬运伤兵，给进站休息的军民教歌，从事宣传鼓动工作。我们还曾深入战壕为士兵写家信、送宣传品，并去附近的野战医院演唱《慰问伤兵歌》，帮助医护人员为伤病员包扎伤口。我所在的车辐山离火线只有几里路，敌人发射的远程炮弹，常从我们头顶上空呼啸而过。开始我们有些紧张。个别胆小的女同志吓得用被子蒙头或以双手捂耳；男同志则以大声歌唱来回答侵略者的炮击，歌声壮了大家的胆，女同志也参与合唱，用愤怒的歌声向侵略者抗议。后来，当敌炮轰鸣时，我们就大声合唱《大刀进行曲》、《洪波曲》等战歌，雄壮的歌声压倒了敌人的炮声。我们的歌声还引来一群女兵。她们是友邻部队卢汉将军所属滇军六十军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我们曾在野战医院见到过她们。这群来自西南边陲的云南姑娘，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热情勇敢而又落落大方，能歌善舞。她们不请自来，主动要求和我们联欢。于是，我们这班原先天各一方、素不相识，为保卫祖国而陌路相逢，聚集到一起的男女青年，就在我们简陋的站房里，在战地之夜炮声隆隆的伴奏下，团团围坐，举行“击鼓传花”的游戏。道具是姑娘们在营地附近的山野里临时采摘的一束鲜花，花束在忽缓忽急的鼓声中传递着，第三遍传到我手里时，鼓声骤停，我顿时成为满座注视的中心，在大家的欢笑催促声中，我不得不腼腆地站起来，红着脸唱了一曲刚学会的《日落西山》，这是我第一次当众表演独唱，这次的练习，也为我后来敢于登台独唱树立了信心。不久，战局突变，日军调集重兵进行反扑，分三路迂回包围徐州，即将合围，军情十分紧急，可远离总部的我们还蒙在鼓里，幸亏这些云南姑娘给我们通报了情况，使我们及时撤回徐州，随大军突围。

　　难忘的徐州突围

　　

　　我们回到徐州少华街驻地，就踫上敌机狂轰滥炸。我们近旁的二阳医院，是敌机的轰炸目标，我们躲在屋角里，听到炸弹落下时和空气摩擦的嘘嘘声，接着就是轰地一声巨响，震得屋梁抖动，窗玻璃全部破裂，满屋是剥落的灰尘和石灰。我们冲出大门时，只见满街（下转59页）（上接58页）是逃避轰炸的群众，扶老携幼，向城外云龙山的方向挤去。有些刚从倒塌的房子里爬出来的老人，苍白的脸上满是灰尘和血迹，由子女搀扶着在人流中跌跌撞撞地挤向前去。还有从二阳医院里逃出来的伤兵，旧伤加上新伤，头部和腿部的绷带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第二天，听说敌军已占领黄口车站，铁路沿线已被切断。我们随大军改从涡阳、蒙城一线突围。为冲越沿途敌军的封锁线，我们忍痛扔掉了仅有的行李衣物，日夜兼程，徒步疾行。一昼夜走180华里，累得边走边打瞌睡，碰到前面人身上才猛然惊醒。就这样连续急行军多少个日日夜夜，到了曹市集，才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总部下令暂停行军，就地休整。又饥又累的我们，经过一天休息，又以总部发下的黄豆煮汤填了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马上又打起精神，以歌咏和“快板”表演，鼓舞部队的士气。军委会政治部抗敌剧团的遭遇比我们更为艰险，突围途中遭敌军炮击，团员赵曙不幸中弹牺牲，其余同志是换上农民装束，分散穿越敌占区，绕道“孤岛”上海回武汉的。我团回到武汉，向长江局和湖北省委汇报了情况，并由团员树杨（女）和章一良分别撰写《十三军青年战区服务团随大军突围记》、《记运河战地军民服务站》，在救国会机关刊物《抗战三日刊》发表。汤恩伯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他经过四个月的接触与观察，曾不胜感慨地说：“服务团是好样的，可惜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他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同志不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诚如我们老团长赵儒洵（赵石）在回忆文章中所说：“服务团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宣传内容等，不但和当时国民党的政工人员不同，就是和汤恩伯的政工队也大不一样。加上服务团组织的扩编，在徐州等地与各界所建立的联系，每到一地，各项活动都能立即迅速地开展……这一切都说明它不可能是由几个青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而是在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在支持着它，而这个支持者只能是共产党。故而服务团的工作越活跃，事情做得越多，就越会引起汤恩伯他们对服务团的戒备。”于是这位汤将军出于他的反共本性，终于在表扬的同时，解散了我们的服务团。湖北省委和长江局研究后决定，将我团大多数同志另行分配工作，只留下我们几个丹阳人作为汤总部政训处人员在那里继续坚持。不久，我们终因受到歧视，工作无法开展，在请示组织后转往江西南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