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　军

　　21世纪的第八个冬天如期而至。笔者到京采访了谢觉哉的夫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席王定国老人。

　　在亚运村的一栋楼房里，96岁高龄的王定国老人把笔者迎进客厅。王老给笔者的第一个印象：她这是一位和蔼可亲、朴实厚道的老妈妈，她和祖国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而又历尽磨难、饱经风霜的老妈妈一样，有着母亲般博大的胸怀，有着母亲般宽广的慈爱。

　　革命引路人

　　

　　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雇农家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靠父母租种土地和干零活养家糊口。她六七岁时就参加劳动，帮母亲给人家推磨。一年到头全家起早贪黑地干，拼死拼活，也混不饱肚子，吃了今天没有明天，她的一个妹妹就是被活活饿死的。王定国15岁时，她的父亲在贫困潦倒中病故，因无钱安葬，只好把她一个不到4岁的弟弟卖掉，换回一副棺材板。失去父亲后，生活更无着落，王定国给人家当了媳妇。她的婆家也穷，但封建礼教甚严，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是最低下的，干活在前，吃饭在后，只有服从没有自由。她虽然不甘心不平等的命运，但是，个人是无力改变的。

　　就在这时，陈同生、杨俊、张敬波、肖德兴、杨克明等几位中共地下工作者来到她们村，秘密组织农会。她的两个舅舅都是血气方刚且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农民，很喜欢听他们的革命宣传，很快就发展成他们的积极分子。王定国在舅舅的影响下，也常和地下党的人接触。地下党员给她讲一些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新鲜事，鼓励她读书识字，告诉她不要裹足。她的思想慢慢地开了窍。她剪了发，放了足，婆家的人拿绳子捆她，她跑回娘家。中共地下组织的同志和她的舅舅都很关心她，为避免婆家闹起来引起麻烦，就让她到离家远一点的罗家坝、安固滩、金竹庵、天池、新店、柏林等地发展农会会员，做妇女工作和地下交通工作。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许多村建起了秘密农会。这时，婆家找到了她，她硬是不回去。后来，中共地下组织的几位同志和她的舅舅凑足了40多块银元交给婆家，才了结了这段不幸的婚姻关系。

　　1933年，进入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向川北发展，王定国等人为迎接红军开展了宣传工作。7月，她见到了盼望已久的红军队伍。8月，他们和红军一道向仪陇、营山一带出击。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说什么红军长得青面獠牙，要吃小孩，共产共妻等，营山的人人心不稳，多有逃离。领导派王定国等人赶到营山去搞宣传，她们整天走家串户，大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剥削，稳定了劳苦大众。

　　营山的新店区先解放，不久即成立了区苏维埃政权。到10月营山也解放了，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王定国被选为代表，后又被任命为县苏维埃内务委员，12月由徐做文和肖德兴两人介绍，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她人生旅途的全新斗争生活。

　　参加长征

　　王定国加入党组织后，担任了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县政府组建妇女独立营，她又任营长，带领全营官兵参加了围剿土匪的战斗。1934年，她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巴中道委保卫局工作，同年秋受命组建卢森堡经济公社并任社长。11月，到刘华被服厂任三连连长。1935年，奉命调到省委领导的新剧团（后改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不久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张国焘闹分裂，她和她所在的部队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

　　红军长征最艰难的岁月就算爬雪山过草地了。一座比一座更高大的山岭白雪皑皑、寒风怒吼，毫无大自然的温柔细语，更无生命的痕迹。1936年2月，剧团随红五军来到党岭山下，凌晨3点，部队向山顶进发，按规定必须在12点以前翻过山顶。为鼓励红军战士奋勇登山，剧团战士站在冰天雪地里当啦啦队。山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侵袭，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谁要是坐下来休息一下，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因此每个人都拼尽全身力气，相互搀扶着前进。有的被狂风卷进山谷，有的踏虚了脚，连人带枪跌落雪坑。剧团老炊事班长张德胜就是跌进雪坑牺牲的。眼睁睁地望着老班长滑下去，被大雪埋得无影无踪，大家失声痛哭。这时，指导员带头唱起《雪山行》，用歌声激励大家继续前进。快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冰雹劈头盖脑地打来，打得满脸肿疼，有的用手捂住头，有的把背包顶在头上，依然坚持向前。此后，他们又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鼓山。

　　草地纵横600里左右，一望无际，气候也跟雪山一样变幻莫测，中午晴空万里，太阳高照，烤得人们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声隆隆，暴风雨夹杂着一阵阵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黑夜来临，气温骤降达零度以下。草地上到处是草墩子的泥沼，红军只能踩着墩子前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泥沼，越挣扎陷得越深，直至被黑水完全吞没。沿途的水大都有毒，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找不到食物，野菜、草根、皮带等都成了红军充饥的食物，饥饿夺去了许多指战员的宝贵生命。

　　回忆这一段经历，王老说，剧团的女孩子多，几乎天天都长途行军，又累又困，行军时经常碰到前面同志的背包。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一叫开步走，往往就跌倒。有时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已无影无踪，这一下急了，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长征这一路真是千辛万苦，万般险恶，好在她们都挺过来了，终于到达甘肃会宁，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血染西征路

　　大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支持我们抗日，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五军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下东渡黄河，剧团也随部队行动。剧团为连的编制，下辖五个排，王定国任四排长。

　　

　　由于河东红军主力在麻春堡地区多次设伏诱歼胡宗南部未果，而敌人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之敌的通路，并将红军主力与陈昌浩、徐向前部的联系割断，陈、徐部便成了孤军。1936年11月8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的可能，便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命令提出：“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1936年，他们过河后从一条山起，一路与敌人战斗不止。到12月，西路军占领永昌以后，王定国所在的总部剧团一行70多人，奉命到城东第九军慰问演出，行到二十里铺，前面来了一队敌骑兵，烟尘滚滚，剧团立即就地进驻一个农民大院，并马上把大门关紧，登上三层楼的土围子。因为剧团只有几条枪、几十个手榴弹，只能在城楼上作机智的抵抗。敌人误以为是红九军军部，就以一个团的骑兵包围剧团。战斗中，我军注意节省弹药，用砖块、瓦片、石头、木棍、石灰罐等作武器，抵御敌人。经过一番厮杀，敌人伤亡很大，而我剧团的政委易维精、副队长汪贤臣、指导员廖赤健等也都壮烈牺牲。王定国和党文秀立即召集全体同志进行战斗动员：“同志们！情况很清楚，我们与敌人狭路相逢了。敌人已包围了我们，我们女同志多，还有些小孩子，突围是困难的。看来敌人是来打军部的，我们来个将错就错，把敌兵力吸引过来，使九军军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我们现在一面派人回去报告，一面全体武装起来，固守待援。同志们都是长征过来的老战士，一定能经受住考验。”大家拼死抵抗，但终因弹尽粮绝、敌众我寡，最后只剩下王定国等30多人被敌人俘虏，押送到武陵，后又押送到西宁。

　　西宁是国民党马家军的老巢，首领马步芳见抓到了一个红军剧团，就妄图为其所用，命令与其他俘虏来的红军女战士拘在一起，编成一个歌舞队，后又扩编为剧团，派他的参谋主任赵永鉴当剧团团长，强迫她们唱歌，她们还是唱红军的歌，赵永鉴责怪唱得不对，王定国说：“我们学的就是这个，新的不会唱。”后来敌人把词改了，我军战士仍唱原来的词。有一次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一个大员来青海视察，马步芳举行欢迎会，让她们演节目，党文秀在跳舞中故意把鞋踢到主席台上，敌人误以为是手榴弹之类，趴在地上，闹得很狼狈。回来后，队员们都受尽了毒打和残害，党文秀被杀害。1937年5月，王定国等一行10人被押往张掖韩起功的剧团。留在西宁的，有的逃离，有的被逼嫁人，有的被活埋、残杀。

　　到了张掖，王定国很快加入了被俘同志秘密成立的地下党支部，并担任组织委员。支部的任务是：团结同志，传递消息，等待时机，组织被俘红军重返革命队伍。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全国一些城市先后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国民党虽然表面上已停止内战，但对共产党仍是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西路军被俘人员仍处在危险之中。当时，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代表谢觉哉直接领导了营救张掖被俘红军的工作。他派人与张掖的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经一番周折，终于使在张掖的红军得救。王定国被救后，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共救出二千多人。被救出的同志是幸存者，他们回到延安，成了八路军领导抗日的重要力量。

　　与谢觉哉结成革命伴侣

　　王定国与谢觉哉相识于长征路上。红军剧团经过两河口、毛儿盖来到卓克基，大家都为过雪山在作准备。一天，王定国正和剧团的几个同志在山坡下聊天，一位红一方面军的老同志拿着衣物从山坡上走下来，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当即接过来说：“我今天就缝好，明天就给你送去。”这位老同志连忙道谢说：“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将缝好的毛衣送去，谢觉哉见了远远地招呼她，接过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并将身边的董必武、徐特立给王定国作了介绍，王定国也作了自我介绍。临别时，谢觉哉特地嘱咐王定国：“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些辣椒，可以御寒。”没曾想到，这次与谢觉哉的偶然相遇，竟使他们后来成为终身伴侣。

　　王定国被营救后，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见到谢觉哉，谈起往事，相互都有了印象。王定国当时很希望回到延安，主要是想好好学习，因为陕北办了许多学校，如陕北公学、青训班、女子大学、抗大等，非常吸引她。可是兰州办事处的同志都希望她能留下来工作。她是从河西回来的，西路军的流散人员正陆续返回，需要熟悉情况的人搞接待工作。办事处没有一个女干部，要开展统战工作，接触社会各方面的人，需要有女同志参与。办事处有文化的同志不少，可以帮助她学习。经过领导多次谈话，她决定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了办事处。和谢觉哉在一起工作，增进了相互了解，在办事处同志们的关心下，她和谢觉哉结成了革命伴侣。

　　伍修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王定国同志当时才二十来岁，本来没有文化，可是在谢老的直接帮助和影响下，从政治到文化水平上都得到迅速提高，她不仅在办事处负责行政事务和生活管理，还根据谢老的指示，积极参加对外的统战工作和营救失散红军战士的工作。按照分工，她主要从事妇女界特别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家属进行联系，以自己的热情和纯朴来感染她们，并通过她们去影响各自的姐妹和父兄，使其了解和赞同我们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抗日活动。在王定国同志的积极工作下，不少妇女名流和太太小姐被她说动了心，有的还把她当做可靠的朋友和引路人。”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坚持了6年时间，做了大量工作，被誉为红色堡垒。

　　生产模范

　　1940年，王定国与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邓颖超、蔡畅一起，由兰州回到延安，和先期抵延安的谢觉哉会合。在延安，她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学习，毕业后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给任边区秘书长的谢觉哉当秘书。此后她又当选为边区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参议会行政秘书。

　　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参议会成立了生产小组，虽然这个小组只有7个人，但是却做出了不凡的业绩。他们开荒种粮种菜、养家禽，均获得丰收。他们种的白菜有的一棵重8公斤，茄子有大碗那么大，养的猪重200多斤。除农业生产外，他们还搞了工副业生产，如边区印刷用的油墨奇缺，他们就到处收集烟灰，加入蓖麻油一起熬制，几经试验终于生产出合格的油墨，保证了印刷厂的需要。他们纺纱、织布、织毛衣、织毛毯。他们生产的酱油、醋，味道好又卫生。这些优质产品供应了中央机关，慰劳了南下归来的部队。由于成绩突出，王定国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被评为劳动模范，荣获毛泽东亲书的“再接再厉”的锦旗。

　　受命整理谢觉哉文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王定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建国后她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协助谢老在政务院内务部全国救济总会、全国最高法院、全国政协等部门工作，在工作中对党和人民满腔热忱，受到同志们的高度赞扬。十年“文革”，谢老和王定国受到迫害，1971年6月15日，88岁的谢老与世长辞。粉碎“四人帮”后，王定国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一次，她见到胡耀邦，提出好好干一番事业的要求，胡耀邦说：“别的工作你都不要做，有一件大事等着要你来做，这就是把谢老生前留的大批宝贵的日记、文章、资料等整理出来，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1978年，她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整理谢老的资料。

　　谢老生前最后担任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整理谢老文稿的工作由政协负责组织，成立了《谢觉哉文集》办公室。谢老的著作、文稿、日记等等，可以说浩如烟海，年代久远，从清朝末年到“文革”时期，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内容丰富，涉及党内外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谢老又长期主办过不同时期的党报党刊。他喜爱散文、杂文、诗歌等写作，所以著作颇丰。特别是他数十年的日记，更是党的活的历史资料。要把所有这些文字、资料收集起来，整理、注释、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个工作量相当大的任务。王定国和办公室的同志们经过6年的时间，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诗集》、《谢觉哉影像集》等。

　　1984年4月27日是谢觉哉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在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上，王定国和《谢觉哉文集》办公室的全体同志，将谢老毕生心血结晶的著作献给了全党全国人民。王定国感到由衷的欣慰。她和孩子们决定，将谢老生前省吃俭用，收集起来的2万多册线装书，其中不乏各个朝代的珍贵版本，捐献给中央档案馆。

　　流金溢彩夕阳红

　　1984年西安市文物局局长到京找到王定国，说存放文物的房子被外单位占用了，许多文物放在院中被风吹日晒，再加上人为的毁坏，损失十分严重，令人痛心，恳求王老帮助解决。

　　西安是几代王朝的都城，文物古迹之多、之珍贵，世界罕见。现在开展大规模建设和有计划挖掘，文物古迹发现得越来越多，如果不加以妥善保护和管理，将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王老找到原国家文物局局长金紫光及戚光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老年文物学会”，研究文物保护及其专门学科的发展研究工作，金紫光任会长，王定国是副会长之一。学会成立至今，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王老和离退休的老文物专家到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进行调研，了解各地文物的保护情况；与外国进行文物保护经验交流，举办训练班，培养古建筑及文物的维修和管理方面的人才；拍摄了大量关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石窟艺术、壁画等电视片。特别是通过学会的活动，促进了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是经过上千年大自然的侵蚀风化、战争的破坏已使长城各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为了宣传好、保护好长城，王定国和魏传统、严济慈、杨国宇、周谷城、罗哲文等，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包括海内外的炎黄子孙。经过4年的筹备，于1987年6月25日正式成立了“中国长城学会”，由黄华任会长，王定国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长城学会”成立后，组织了数十家电视台，拍摄了数十集有关长城的专题电视片，在全国播映后，引起巨大的反响，使广大人民增强了保护长城的意识，振奋了民族精神。这些电视片先后有十几个国家购买了播放权，同样引起轰动。

　　“中国长城学会”开展了对万里长城的考察和研究，其中，组织和帮助董跃辉等有抱负的人士，沿长城考察，详细收集和拍摄有关资料，使历代修建的长城有了完整的第一手材料，为全面研究长城的建筑和历史沿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还举行了大型长城展览会，修建了长城博物馆，并参与修复部分长城景点。

　　王定国老人不仅参与创建了“中国干部教育协会”，并担任会长，还参加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任副主席）。她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她与于若木（陈云夫人）、林月琴、费璐璐等人到全国各地视察监狱、劳管所等，走遍大半个中国，对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在调研的基础上，她写出了《为了下一代》、《全社会都来重视对失足青少年的教育》、《谈谈青少年的犯罪问题》、《充分发挥工读学校特殊教育作用》、《工读教育研究的情况》等多篇论文。

　　王老非常关心老区的建设，在其80高龄的时候，仍重返草地，在川北22个县考察，回京后就川北地区的教育、交通、民政优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写成调查报告，转送江泽民。此报告引起中央重视，使川北地区的交通、卫生、民政等问题，得以部分解决。他由此曾被中央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党员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丹青缅英烈诗书伴晚霞

　　王定国老人的客厅里、居室内挂着多幅山水画，这些画多为王老所作，画中寓意又多为重大历史题材。其中一幅作品以大写意的手法，画出了三峡十二峰的雄浑，只见山川峻峭、林木葱郁、瀑布飞泻，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画上有王定国的题词：“万里长征日路行，江峡畅游又陪君。远望三峡十二峰，年老思乡梦里情。”王老的另一幅画由刘华清题名为“强渡嘉陵江”，它表现出红军战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只见红军战士在湍急的河流中，划着木船，冒着枪林弹雨，向江岸发起猛攻。蓝天、白云、激浪映衬着红军官兵威武的身姿，更显得熠熠生辉。

　　王老离休后共画了数百幅画，书法作品更不计其数。这些装帧好的书画作品满满地堆放在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储藏室里。王老说：“我很想举办一次个人书画展，目的是想告诉人们，老年人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也有自己的乐趣，只要努力，就会摘取丰硕的艺术之果。”

　　除习画练字外，王老还坚持写作，出版了《后乐先忧斯世事》一书。这部数十万字的书，是王老几十年生活的日积月累。谈到这本书时，王老说：“对于我——一个从川北大山里走出来、一天学堂也没进的人来说，当初做梦也没敢想出书。和谢老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一天晚上，谢老赶写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找给他。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份报，我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老自己取回了报纸。从那时起，谢老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

　　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王定国不仅学会了写文章，而且学会了作诗，她在《后乐先忧斯世事》一书中，就遴选了从1937年至近年来所写的上百首诗词。

　　“国姐出生天地间，犁尽万水千山难；血汗凝情思，留下珍珠串串。”这是杨国宇给王老的题词。但愿这串串血汗凝成的珍珠能给后人留下一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