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乔生

　　前些日子，接受记者采访，才恍然想起，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四十年前，毛泽东发指示，一时间，全国几千万知青奔赴农村、边疆。那时候怎么想得到以后会是如此结果，同样在今天回忆当年，也恍如隔世。

　　奔赴东北

　　先讲两件事情，前年农场建场五十周年，许多知青都回去了，故地重温，十分感慨。有一个当年的复员军人，是黑龙江碾子山人，也回去了。他当过上海知青的连队指导员。这次，他见了上海知青，居然一个个都能叫出名字，一百多号人，没有一个搞错。大家都惊讶。他说出原因，原来几十年间，他几乎每天都要默写一遍上海知青的名单，周而复始，从不间断，所以，这连队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大家唏嘘不已。

　　再讲一个上海女知青，当年她长得不漂亮，嘴唇较厚，促狭的男同学就给她起绰号：猪八戒外甥女。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漂亮的女同学都老了，脸上爬满了皱纹。她却因为肤色深不显皱纹，反倒显得年轻了。知青联谊，很多事都是她干的，知青网站也是她负责，大家都觉得她生动，有活力。世事真是难以说清。说不清的还有，今年，她突然生了重病，危及生命。开刀那天，许多知青一早就赶到医院来了，有原来农场的，也有回上海新认识的，大家送来了鲜花，握住她的手，不断鼓励她，希望她能闯过这一关。

　　现在讲我自己。其实在毛泽东发指示之前，我已经要求下乡了。文革中，我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就如崔健唱的一无所有。可是，这并不妨碍我那时的文革热情。

　　

　　1968年深秋的一天，在淮海中学的大楼里，一群学生要求上山下乡，我印象最深的是上海中学的几个女学生，她们个头都不高，但是热情非常高，蹦着喊着，坚决要求到内蒙古去插队。当时说到内蒙古有烤羊肉吃，有羊奶喝，她们问我去不去，我心里还在犹豫，可是幻想中那条羊腿就吊在眼前，烤得香气扑鼻。那时我家已经被抄过家，吃的是老菜皮，严重缺少营养。她们紧逼我回答，我一咬牙说：“去！”回到家中，妹妹知道了，笑嘻嘻说，乔生要去吃羊腿了。不知道是鼓励，还是嘲笑。父母是不愿意我去的，但他们都是批判对象，没法直说。倒是大哥对我说：“那里不像上海，你要想想好。”我回答，想好了。

　　不过，我还是没有吃到内蒙古的羊腿。第二年，1969年3月3日却去了黑龙江。写到这里，我浑身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眼前又出现白茫茫一片，惟有红色的却少有热量的太阳悬在这无尽的白色之上。我想，幸亏那年我只有17岁，要不然一定受不了。

　　那时的劳动是单调的，而我却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学习愿望。后来我很多次地想过，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一定会学理工科的。是特殊的条件造就了我的人生之路。

　　那时候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白天要干活，晚上50来人住一个大屋子，睡南北大坑。我拣了最里面的铺位，在炕前放一个水桶，桶上放一块搓衣板，就是椅子了。桌子没有，炕面就是桌子。于是，在大多数人醉心于扑克和象棋军棋之际，我开始了文学练习，写小说，同时练书法。没有纸，就到分场办公室去拿报纸，一抱就是一大叠，没有几天就写完了，又接着去抱，源源不断的报纸使我从来没有缺过纸。

　　当地有民谚，说东北有三怪，其中一怪就是大姑娘叼烟袋，可见抽烟有多盛行。我不想抽烟，但一屋子人都在抽，抽得烟雾腾腾。我就是不加入抽烟大军，起先同伴们不相信，放言说：“不过两个月，你一定和我们一样，两个鼻孔进进出出。”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都折服了，以后遇上外分场来人递烟，同伴反而替我解围，说：“你们不要白费劲了，他是决计不会抽的。”其实我当时这么做，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考验自己有没有恒心，立一个决定能不能坚持下去。这个能坚持了，那么其他的写书法、写小说啦就都可能坚持下去。不过，也有遗憾，那些日子，我被动抽烟实在不少，抽的都是二手烟。

　　来了一个上海比乐中学的老高中生，长得高高的，白净，却清瘦，说是生过腰子病。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提鸟笼。他手上当然没有鸟笼，但我觉得他的神态像。他带来一个箱子，那箱子和别的箱子没有两样，没想到里面装的全是书，都是他在文革中，从学校图书馆偷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太感激他了，如果没有他的窃书，决计不会有我的创作。我记得首先看的书是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是一本不太厚的书，两部小说选在一起。我躺在散发出香味的麦垛上读，读完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吉普赛女人为了自由那种疯狂劲，使我惊诧不已，我想如果我能写出这样的小说，该有多好。接着看了雨果的《九三年》，那种强烈的如几根钢丝绞到一起的情节让我呼吸都不顺畅了。当时不太喜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它节奏太慢了，上来老是写跳舞，写宫廷里的社交。当时我年轻的心不喜欢过慢的节奏。但《安娜·卡列尼娜》我还是挺喜欢的，一个美丽的女人的叛逆故事是生动而震撼人心的。

　　说起来挺好玩的，当时除了写作，有一段时间，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劳动模范。

　　那时候我当排长，这是一个苦差使，是带着大伙干活的官。可是我并不在乎。我想，如果能当上场部的劳模，戴上大红花，上台领奖非常光彩，在女孩面前的感觉也不一样了。我干活很厉害。我的右肩斜，是美人肩，扛麻包不行，要往下滑。但我臂力非常强，是练哑铃、压杠铃练出来的，所以我喜欢干往脱谷机里喂谷物这类活。我还选择站在仓口第一位，那地方灰屑特别大，要戴风镜，一天干下来，除了牙齿，全身都是黑的。而且，那位置的劳动量特别大，几路人用叉子把谷物叉过来，就你一两个人往机器里送，一刻没有停的。偷懒的人是死活不肯站那个位置的，但我去了，就往那里一站。

　　那年兴安岭着火，我参加了扑救队，那是极为艰苦的，九天时间，始终在山里转，哪里有火，就往哪里赶，晚上没有地方睡觉，有一天进了一个小山村，进了一间屋，倒在地下就睡着了。第二天醒过来看，就睡在猪圈边上。直到下了一场大雪，火才灭了，回到农场，去的人一半都生病了，我却好好的。

　　不多久，我果然当上劳模了。我的理想实现了。

　　有不少女孩挺喜欢我的。一天，有女同学告诉我，有一个女孩子在梦中叫我的名字。那是进入冬天的事了，天黑得早，一屋子的女孩子大都没有睡，有的在打毛衣，有的在写信，一个女生却睡着了，她在梦中喊了我的名字，好些人听得清清楚楚，她喊了三遍，翻了下身，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和她都没有讲过话啊，有点委屈，又有点惊喜。以后，我暗中看了那个在梦中叫我名字的女生。是个高中生，比我大，是哈尔滨人，脸倒是白白的，可惜眉眼不生动。

　　考回上海

　　大概干了四年农活，上面调我到总场宣传科去了。他们听说十一分场有一个写小说的，就把我调走了。这是很不容易的，要知道我们农场先后来过二万名知青，有上海的、天津的、哈尔滨的、齐齐哈尔的，高中生有一半，中间能写的会少吗？可是他们没有调高中生，却要了我一个初中生。出身工人贫农家庭的有的是，却调了我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现在我还心存感激，因为在文革前几年，大讲阶级出身，我被沉重的黑帽子压着，心里一直压抑。没有想到到了黑龙江，居然不计较我的出身了，让我又惊又喜。

　　我在宣传科干的活不少，农场广播站的稿子都由我处理，或自己写，或编人家的。劳模大会的材料大都是我写的，电话会议的报道也由我写。我笔头子特别快，往往电话会议一边开，我一边写，会刚开完，我的稿子也写完了。为此我挺得意的。

　　

　　1978年恢复高考，当时我已经不在宣传科，在二分场中学当老师。

　　我的目标是考回上海的大学去，但这谈何容易！当时农场还有一万多知青，光上海来的就有三千多名，而上海的大学名额极为有限，一个农场也就三四个。为了达到这个艰巨的目标，我对自己要求近于残酷，每门课至少要考到85分，满分是100分。

　　语文、政治还好说，我在宣传科干过，总能对付。难的是数学，我只是一个初中生，高中数学一天没学过。但我的数学天分还不错，我的做法就是“不耻上问”。遇上难点了，自己不钻研，逮住人就问。因为我没有时间啃，必须在半年之内学完三年高中数学，时间太金贵了，耗不起啊。我问的都是老高中，问的最多的是数学老师杨光，他也是上海知青，戴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很清亮。他的解答十分清晰，无论我提什么难点，他三句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还特别耐心，有时我夜里去找他，他已经钻被窝了，立马披了衣服起来，替我解答。现在想起他，我还心怀感激，要不是他，我哪能考上大学啊？

　　一天，杨光来找我，他说，他班上有几个学生，挺有希望，就是作文把握不大，能不能把我准备的作文给他班上的同学参考。我吃一惊，这怎么可以？当时我们没有复习资料，比如政治，是我们几个人分头去找资料，拼凑出一份标准答案的。同时，我精心写了几篇不同类型的文章，准备考作文用。如果他们拿去看，背下来，考试的时候照抄。阅卷老师看到同样的文章，说不定还以为是我作弊，抄了别人的。

　　他说：“你不要紧张，拿到的题目肯定不会同你写的一样，到时你可以灵活应用，随时调头，他们就不会了，他们是犟头电风扇，只朝一个方向吹，你是活头电扇，转来转去都由你。”

　　被他一说，我不好意思了，毕竟人家无条件教你数学，再说他也是为班上的同学好，只得拿出几篇自己精心准备的作文，交给他。他一迭声地感谢，拿了就走。听说回去就被他班上的同学抢走了，几个“希望之星”人手一份，摇头晃脑背起来。我听了，心里不受用，只得一再告慰自己，杨光没说错，他们是犟头的，我是活头电扇。后来根本没用上，那年的作文是给一篇文章，让你缩写。

　　几天下来，我考得还算顺利。最后一天下午是考数学。我这考场是考文科的，大部分人都不会数学，早就没事了，理应交了卷子出去了。哪想到突然下起暴雨，雨如同从天上倒下来一般，雷声隆隆。考生走不出去，就留在考场里，不由得说说笑笑，聊起天来。而我恰好被一道几何题卡住了，按理说，一般的几何题我都应该能做出来，可那天就是卡住了。我心急火燎，可耳旁的说笑声又十分烦人。我只得向监考官提意见，考官就和他们说，刚说还有用，一会就不行了。你想，多少日子里，考生没日没夜地复习，现在不管结果如何，总算考试捱过了，谁不想放松呢？当时一个考场里就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人还在做题，其他人都在说笑。甚至监考官闲得无聊，也参加聊天了，考场犹如茶馆一般。可以说，这是中国高考绝无仅有的景象。没有其他办法了，我深深呼吸，凝聚精神，把周围一切都抛开，只身和题目决斗。

　　结果，我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