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50岁以下的人大概已很难说清“文化大革命”时候发生的那一出出稀奇古怪的事了，有些事说起来，恐怕今天的人还不一定相信呢。近来一些刊物发表了一些，但我读到的全是城市或机关单位的，农村里当时是个啥样还没有。笔者现真实地记下几件事，虽系鸡毛蒜皮，但却是发生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一段逝去的历史。
《救灾公债券》险成“四旧”
1963年，我作为回乡知识青年，被中共淮安县委组织部任命为江苏省淮安县（今楚州区——下同）席桥公社三里大队会计的职务。那可是个最基层的村“官”。
三年后的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最早波及农村的就是除“四旧”。本来，“四旧”是指旧思想、旧习惯、旧宗法和旧风俗。可是“文革”是群众运动，全凭那些自发起来“革命”的“小将”们喜好来定。笔者当年25岁，也“荣幸”参加过一次除“四旧”运动，时间是1966年的8月底。起因是在一次大队党团支部联席会议上，共青团支部书记颜庆洲发言说：“人家外地到处都在扫除‘四旧，搞得轰轰烈烈，难道我们大队就没有‘四旧？我们为什么不去除？我们还要不要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他这么一说，另一位（记不清是谁了）当即掏出《毛主席语录》念起了“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于是，会上二十几个青年人便一哄而起，会也不开了。没有人阻拦，也没有人敢阻拦；也不知以谁为首，也不需要以谁为首；更不知到哪儿找“四旧”，到哪儿去除“四旧”。
走出大队部没多远，有人问：“我们到哪家去除？”这时人们才站定下来。经过七嘴八舌一番议论，有人说，五队程鹤松家有海外关系，他家肯定会有“四旧”。就这样，二十几个人到程家翻箱倒柜，把人家旧时用的捎马子、锡烫壶、铜火炉、小脚女人穿的钉鞋等统统翻了出来，特别是程家每年端午节都拿出来供奉的判官老爷画像（当地人称“老判”）和放在寿材（老人预备后事先行做好的棺材）里的两个不倒翁等也一一搜走。
在回大队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几个男青年一边喊着“你们几个女的脸掉过去”，一边扯下裤子就往“老判”脸上撒尿，嘴里还说着“给您洗洗脸，送您上西天”。不倒翁则在大家的嬉笑怒骂声中，你捺一下，他按一下；你踢一腿，他跺一脚，三下五除二，不倒翁就“支持”不住了，在一片笑骂声中终于“倒”进了碧波之中。
那几件值钱的铜、锡器具，则被作为废铜烂锡卖给了供销社的收购站，当场从供销社门市部买了一套锣鼓，交大队文艺宣传队使用。
在除过程家“四旧”回家途经我家门口时，一位同庄人向我借《说岳全传》看。岂料我在把书拿给他的同时，把和书放在一起的一张《苏皖边区政府救灾公债券》带了出来。该公恰好是个“革命第一”的“闯将”，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还去除人家‘四旧呢，你家这不是‘四旧吗？”我一听顿时一阵紧张，拿过一瞧，确是一张又黄又旧的有字纸，不仅纸质很差，印刷的几个铅字也不是很整齐。但我毕竟是个初中毕业生，一看是《苏皖边区政府救灾公债券》，下边还印着“主席：李一氓。副主席：刘瑞龙、季方……”等字，看到这里我已肯定它不是“四旧”，但那时我也不知道历史上的苏皖边区政府，结果两人争执起来。我问父亲，这东西是哪来的？我父亲不识字，只忐忑不安地告诉我，是淮安城解放后的第二年（后证实为1946年），共产党乡里干部要去我家5升高粱米，就留下了这张字据，上边是什么话，他也不知道。可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说，这上面虽有个“一百元”的字样，但肯定不是缴公粮的收据。就这样，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互不相让，只好一起租了自行车赶到淮安城，在镇淮楼西北部的一家银行请人辨认。一位年长的专家说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边区政府发放的救灾公债券，银行还可以兑付本金和利息呢，并当场计算本息加起来为3.33元人民币。我怕带回家再惹麻烦，当场同意兑付，拿了那3块多钱，几个人一起到对面的“震丰园”老店每人吃了6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才回家。就这样把那么一件珍贵的文物交了出去，至今想起来还十分可惜。
陈友成怕被羞辱而自杀
这事发生在我们三里大队的第五生产队（今淮安市楚州区席桥镇秦庄村第五居民组）。那是1968年初秋。五队社员陈友成是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那年56岁了。他因贫穷，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多岁了才与一孀妇同居生活。他不识字，在地方上辈分也不高，50多岁的人了，人们见到他还是叫他小名“小成儿”。他在与人谈话中，也常以“成儿”自称。
1968年是“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最厉害的一年。“挖”出来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坏分子等等比比皆是，一时人心惶惶。因为我们淮安在1945年曾从日伪手中解放，成为当时苏皖边区的一部分，成立过民主政权，也搞过土地改革，而1946年9月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又打进苏皖解放区。靠蒋军的撑腰，地主、富农纷纷回乡倒田、倒租，当还乡团欺压贫雇农人家。这时，一些在边区政权当过一官半职的人则统统被勒令到国民党区公所集结自首。陈友成在边区民主政权期间曾做过几个月的农民互助组组长，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则就得去坐大牢。所谓农民互助组就是指农村里种地有困难的一些农户，由人民政府的基层干部将他们组织起来，互相取长补短，有牛的帮没有牛的农户，有劳动力的帮没有劳动力的，还可以以人工换牛工等等。这根本就不是个政治性的组织。但是，保长告诉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斗（约合现在75公斤）粮食到区公所画个押就没事了。实际上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骨干分子们敲竹杠而已。陈友成是一个穷人，又很老实，他很害怕，又拿不出一石五斗粮食。经找了熟人关系，才用小毛驴将五斗玉米驮到淮城河下蒋家大楼国民党淮安县十一区区公所所在地，交了粮食，捺了手印，那就算是“自首”了，他也就无事回家了。
1948年我们淮安第二次从蒋军手里解放，经过几次“肃反”、“镇反”都没有牵扯到陈友成。因为他既不是共产党员自首，也不是边区政权的干部向敌人自首，互助组本身只是几户农民互通有无的协作性组织。组长嘛连芝麻、绿豆大的官也算不上。但国民党军队是在淮海战役失败后仓惶逃离淮安的，解放军未放一枪一弹，所以留下了国民党淮安县政府完整的档案。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陈友成自首一事赫然留在敌档。当一个个“叛徒”、“自首分子”被挖出时，陈友成震惊了。那天下午，生产队布置在萝卜地里拔草，做到3点半钟左右工休时，陈友成一边闷头吸旱烟，一边悄悄对身边的人说：“成儿一辈子没丢过人，这回不得了了。”别人不知底细，就说他：“你怕什么？你又没做过坏事。”“你没干过国民党，也没干过共产党，投敌自首更靠不上边！”不说犹可，一说他更加胆战心惊，于是乘人不备，悄然回家。等休息一会儿又复工时，记工员发现陈友成未来，便大声呼喊。可是左喊不应，右喊还不应。因他家就在萝卜田边，记工员就跑到他家，发现他已上吊自杀。有人忙跑到大队部报告。当时我正在大队部办公室，即用大队的手摇电话通知席桥医院，请派医生来抢救。随后我便骑车赶到现场，一摸陈友成，身体仍然温热。再看他上吊现场，那拴绳子的横梁只及我的肩头高，他个子虽比我小一些，但也无法使他悬空致死，他完全是故意收缩身体让自己气绝身亡，是地地道道的“拼死”自杀。
刘从明医生赶来了，用听诊器一听，心跳已无，这时陈友成的脸色也完全变了。后来我常想，如果农民中有人会一点急救的技巧，或许还能把他抢救过来呢。
一趟惊心动魄的公差
自从1968年“抓革命、促生产”的党中央指示传达后，我们农村的生产虽不像原来那么重视，但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这“四季歌”还是照常“唱”的。当时听说浦口、六合的一些地方菜籽饼无人要的信息后，我们大队的各生产队便都积极筹资去购买。因为我们老家的农民都把菜籽饼视为上等有机肥料。
196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浦口的葛塘，六合的四合、八百等地一共买了几吨菜籽饼，就由我雇请渠北拖拉机站的两台英国造的“RT50”车挂着拖斗去装运。开车的严建明司机和我很熟，也知道我会开车，他落得休息。车开到六合后，朱友清停车留在旅社休息，我们则连夜把一位妇女送到浦口（丈夫在浦口工作）再赶往葛塘，时逢南京、六合一带武斗正盛。我清楚记得在我加足油门冲过一道铁路路轨时，路旁传来了呼叫停车的声音。我没听清是呼喊自己，仍然加足油门直往前开，谁知我刚过路轨，身后即传来一声爆炸。坐在后拖斗的驾驶员严建明后来告诉我，我们车过交叉路口时，伏在路旁麻袋工事里的造反派呼喊我停车检查，因RT50车是柴油机车，开动起来声音很大，我只隐约听见而未停车，造反派们便随手掷出一颗手榴弹，并在铁路路轨上爆炸了，幸好我的车速快，机身、拖斗均已离开铁路才免遭其祸。
第二天，我们在葛塘、四合、龙池等三个地方装了两车菜籽饼，因为当时各地都有武斗，社会秩序很乱，便由我和驾驶员轮流驾车，沿当时浦口至淮阴的公路赶回家。
车进清江（今淮安）市区后，离家不过三四十华里了，已是夜间11点多钟，街上一片沉寂。我们几个人当时又个个饥肠辘辘，就打算吃点东西再回家。可开门营业的饭店怎么也找不到。找来找去找到大闸口，才发现一个卖夜宵的挑子，每人吃了一碗汤圆，再跳上车加速而去。
我们两辆车一前一后，我驾车在前，当行至飞机场西侧时，我从大灯光里发现前方公路上有路障，赶忙减速并轻轻转动方向盘以使车灯扫向两边。这时车已接近路障。我看清是一辆解放牌卡车带着拖挂横在马路中间，机动车在两边均无法通过，只好将车停下。谁知车还没停稳，只见路两边各蹿出一位身着黑制服的人，胸前均挂着枪，嘴里喊着“关灯！”“检查！”随即冲到驾驶室。我当即掏出随身带的大队介绍信。那两个人都带着手电筒，一个接过我的介绍信仔细地看，当然他也兼监视我，另一个则爬上拖车检查去了。
他们没有发现异样情况后才告诉我，他们是淮阴“三代会”的，因为前天在淮安饭店和白马湖的造反派打了一仗，“白农临革会”的帅仁善被打死，他们“三代会”怕白马湖的人前来报复，所以设卡检查，过一会儿就放行。不听犹可，一听我冷汗直冒：因为那天淮阴“三代会”和“白农临革会”在淮安城里武斗后，我们的车子刚好停在淮安城里的和平旅社前边，被“白农”的小将们用黑漆在驾驶室左侧刷写上了“还我战友还我血——白农临革会”几个字。我担心“三代会”的人如果看到这条标语，一定会生气发威，无论是打了人还是砸了车都将造成不小的损失。在那寂静的黑夜中，真让我有度日如年之感。庆幸的是“三代会”的人始终没有用手电筒去照驾驶室的左侧。半个小时后，车前大卡车开走，我立即发动车辆，直奔到家，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才算落下来。
戴眼镜是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期间有一年春节，几个生产队的男劳力集中到第四生产队的桥头搞水利。五队的张洪枢拖着一把铁锹随着人流也来劳动。
张洪枢出身地主家庭，1949年在上海读高中时正好上海解放。他随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到厦门，先后任厦门市共青团市委秘书、市工业局代理局长等职。1957年因在整风会上提意见被错划右派、遣回原籍监督劳动。“文革”期间极左风盛行，作为右派分子的张洪枢自然又得低人一等。
人们来到桥头散开劳动时，那些“革命小将”们看着张洪枢就不顺眼，纷纷议论说：“有人戴眼镜挑河工，尽出洋相！”“可不是，贫下中农哪个戴眼镜？”“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
越说小将们越来气，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个箭步跨到张洪枢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把眼镜拿下来！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
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张洪枢只好将眼镜摘下。这一来，他由于眼睛近视，难以判断铁锹下去的深浅，铁锹下遇有砖石也看不清，挖土、挖墒沟时只好拼命用肚子抵着锹柄，结果把肚皮都磨破了。
发表一篇新闻稿的苦涩
我虽处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但总喜欢写写划划。新闻、小故事、田头说唱什么的都能写几句。早在1957年我就在地方报纸《淮安报》上发表新闻作品，1963年当上了《新华日报》特约通讯员。“文革”期间，我的这一爱好竟被一些“革命派”说成是个“死不改悔”的做法。
记得1973年春天，我们生产队的社员高成顺从购买的借销粮中发现了一颗特大稻粒。这颗稻粒是普通稻粒的三倍大。如果稻谷都能结出这么大的粒子，那产量该有多高啊！……我就和社员秦九玉等一起对它进行精心培育。一连三年，由一粒稻发展成了四亩多的“大稻”田。望着那一片沉甸甸、金灿灿的稻谷，我心想，多少年来多少代，农民们都在渴望着能有高产的良种出现，期盼着能多收粮食少挨饿。这不，发现一颗大稻粒也要悉心培育。于是，我很快就写作了《一粒稻的故事》寄给《新华日报》农村组。编辑于美贤看了我的稿子后很高兴，很快编好并发来了校样。他在将校样寄给我的同时，还附了一封信，要我请县委宣传部审核一下，确保内容真实，还要我最好能将稻穗给县农技部门专家鉴定一下，看这种水稻是否真是优良品种，有没有推广种植的价值。
时值秋忙季节，我们住地离县城又是二十多华里。我便向生产队长说明原委并向他请假。然而这位队长大人说什么也不同意。以当时的形势，他坚持得也有道理：秋收秋种，哪能让你请假去谋私——写稿件为自己扬名、得利？
生产队长不准假就意味着我的稿件不能见报。我哪舍得呢？于是，我一咬牙，花了8角钱租了一辆自行车，还顺便带去了即将成熟的两株稻穗直奔淮安县革命委员会，径直闯到县革委副主任刘守庭面前。
由于刘守庭的重视，县委宣传部派秦金文到我们生产队实地核实后将校样寄回了报社。同时，经秦金文与县农技部门联系得知，这种稻子名叫寸三粒，即三颗稻粒连起来就有一寸长，产量很高，耐肥，唯一缺点就是口太松，容易掉粒，遇上风雨灾害的年份，收成就将大打折扣，所以目前还不适宜大面积推广，但作为一个品种，仍有和其他稻谷杂交取长补短的研究价值。这样，我写作的《一粒稻的故事——记淮安县三里大队贫下中农为革命培育良种的事迹》这篇稿子终于在1975年10月15日《江苏农业科技报》的四版上刊载了。于美贤编辑在向我寄样报时还附文说：“我们考虑到如果把这篇稿子发在《新华日报》上，读者量太大，你们收的那点大稻谷子将会被人们求索一空。所以委屈一下，只能在小报上发表了。”就是在《江苏农业科技报》上用了，我们生产队还先后收到东海县白塔埠、仪征县的胥浦等许多求索稻种的信，这些事无疑都得让我去义务处理。那时做什么事都是为革命的，所以不会有人花钱买种子的。
这件事至此好像已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其实不然。首先是生产队以我无故旷工的名义扣罚了我两个劳动日。一个劳动日是10分工，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7分工。年底每个劳动日的分配价值是0.13元。这样，连同我“旷工”的一天共损失了2.7个劳动日，合0.35元，加上我租车的0.8元已接近9个劳动日的劳动报酬了。
还要多说一句的是，在“文革”那种特殊的岁月里，写稿是不发分文报酬的，而且也没署作者姓名，我的这篇稿件的署名就是“席桥公社、县委宣传部报道组”。不发稿费是我事先就知道的，但不让我署名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因为当时全国两个最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小组联名发表文章时还常常用笔名“梁效”（两所学校的意思），而我的文章为啥不能署名呢？
老母猪摔死是阶级斗争
1975年底，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后，上边给我们大队派来了学大寨工作组。工作组权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个干部“挂起来”甚至撤职。工作组负责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竟公开讲：“我们来领导你们学大寨，没带钱来，也没带农药和化肥来，只有逮捕几个人方便些！”真是无法无天。果不其然，笔者仅因向工作组提出“请你们多搞些调查研究，然后再发言”的建议，就被冠以“矛头胆敢对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而被勒令交出大队公章，并被“挂”到一边。
转眼就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组从外地搞来一头良种母猪约克夏给我们大队的第五生产队。这头母猪在生产队饲养不多久就发情了。生产队长便派两个贫农社员和戴有反革命帽子的张洪涛（前文所讲述的张洪枢的二哥）将母猪赶到附近的淮安原种场配种。那头母猪有五六百市斤重，力气很大，加之发情，根本不听人使唤。三个人没法将它赶走，于是，经生产队长陈友高同意，由五六个壮汉将母猪捆起来抬上平板车，再由那三个人轮流拉车去原种场。
到了原种场配种处时，老母猪不知是因为捆绑难受还是因为见到雄性种猪使性子，两条前腿绳子还未解开就拼命挣扎，而摔下了车，重重跌到地上。由于它在离圈时吃食太饱，加之身体太重，结果肠子被摔断，外部虽没伤，但经不住体内流血，不一会就死了。
这一来祸闯大了，工作组的刘队长断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矛头是直接对着他们学大寨工作组的，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未经调查就断言：“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张洪涛！赶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来。”
能搞专案材料的人当时在我们大队还不多，于是，我这个被“挂”起来的干部就又用上了。他们让我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居正兴调查张洪涛的“反革命罪行”。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调查，做了十几份笔录，我发现这头老母猪从出圈直到摔死，张洪涛没碰老母猪一指头，怎么也不能说这头老母猪是张洪涛有意弄死的。
当我和居正兴如实汇报之后，那位工作队队长竟冲着我拍桌子发脾气：“思想太右了，这么明显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查不出来。怪不得你们这儿这么落后的。”然后向我们挥了挥手。我当即知趣地起身离去，但身后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这四个字是冲我说的。
张洪涛后来虽未被抓进监狱，但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挨了一顿恶斗，被一些“革命小将”们狠狠踢打了一顿。那位工作队长还当场表扬打人者：“还是我们贫下中农的阶级立场坚定。他们的眼睛是最明亮的！”
回忆“文革”那段历史，一开始我还是真心拥护的，直到后来造反派们打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大幅标语，作为祖辈种田出身的我才在心底悄悄产生动摇。尽管那次到程家除“四旧”我并不是主使人，但我仍然认为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我曾在1967年的春节前借一次送信的机会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认错、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达理：“我们不怪你们，这是国家大事。”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对自己跟别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程家二位老人去世已几十年了，我还感到对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错的事。他们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当我踯躅到他们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现在回顾起来，只能说，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