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波

　　

　　“闲话扬州案”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文字官司，社会影响极大。当时的文化名人，如周氏兄弟、朱自清、郁达夫等人都有所论列，直到当代，分析此案的也不乏其人。最近读到了此案当事人易君左在台湾出版的五册回忆录，回头检出了相关的史料，感觉这个文字官司中还有一些值得今人回味的东西。

　　先介绍易君左。易君左堪称名门之后，他是清末大诗人易实甫的公子。易实甫在近代史上虽然口碑不一，其才气却是得到公认的，易君左之才自然还不能和其父相比，但毕竟家学渊源，写得一手“才子文章”。但凡才子文章，辞藻都是不错的，惟喜欢风流自赏，常常会于不经意中流露一点轻薄气息。易君左笔头很快，每到一地必有题咏和文章，这也是文人积习，各个地方对才子的这种歌咏一向是欢迎的，但谁都没想到，就因为文人积习下催生出来的才子文章，偏偏在扬州惹来了很大的麻烦。

　　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易君左在江苏省政府教育厅里任编审主任。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他与省政府一部分工作人员一道由驻地镇江暂时迁到扬州，住了三个多月。在扬州期间，他一面查阅地方史志，一面四处游览，写成了一本四万多字的小册子，就叫《闲话扬州》，当时并未发表，后来因为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长舒新城来游镇江，要走了这本册子，带到上海出版。按易君左在他回忆录里自述写作的初衷，他对自己在扬州观察游览的“印象极佳”，“乐于宣扬”，而且其中大半部分都是关于扬州历史、人物、名胜、风景的介绍，等于一部“导游”，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对所感触的弱点进行了批评。然而就是这极少的一部分捅了大娄子，以扬州一位妇女界领袖为代表，扬州人于1934年成立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扬州究易团”。“究易”者，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之谓也。这个团体两次前往镇江地方法院，以丑化风土、侮辱人格之罪名，对易氏提起诉讼。最后法院的裁决是：易君左公开道歉，赔偿名誉损失八百元，交扬州方面办公益事业；中华书局销毁《闲话扬州》纸版，并停止发行。

　　重翻《闲话扬州》这本小册子，我是同意易君左在回忆录中的那番自述的，作者最用力处是用清丽的笔法写扬州风光之美，很难看出什么恶意。那么惹动扬州人大怒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扬州流传已久的一些陋习，如养“瘦马”（即养处女以便高价卖人作婢妾），终日沉迷于茶馆澡堂，缺乏进取之心等等，一部分扬州人认为这些内容是侮辱和诽谤。判断文字是否系侮辱和诽谤，关键在于看是否属实，易君左的这些叙述，如果与地方风俗志等史料和他同时代人的文章参证，就不能不承认，基本是属实的。对扬州一些不良习俗的批评，在易君左之后，一些清醒的扬州人，如现代的朱自清，当代的韦明铧，用笔远较易君左严厉。当然，易君左也并非就完全没有可议之处，他的问题是才子文章写惯了，总希望文字俏皮些，“扬州杨柳特多，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轻浮活动，女性尤甚”，像这一类句子，给人的观感是有些轻佻，不过无论如何，这只是文字的枝节问题，哪里犯得着要兴师动众地上法庭呢？

　　现在重新审视这个案子，有两点可以说说。一是此案中透露的扬州人的心理值得玩味。在中国历史上，扬州是个非常特殊的城市，经历了从极盛到近代迅速没落的过程。过去的繁华打下的痕迹太深，近代以降，随着铁路的开通，扬州不再独占运河的交通之利，支撑商业发展的盐务也垮掉（下转58页）（上接57页）了，而对扬州人来说，这一切又来得太急遽，以致心理上一时难以适应，势必对各种关于扬州的议论格外敏感。韦明铧在《扬州文化谈片》里曾经痛批扬州人的虚骄夸饰之气，无论一个人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民族，经历了极盛到极衰的变故后，的确容易滋生这种“虚骄夸饰之气”，在阿Q那种悻悻然的“我们先前也阔过”心理的驱使下，很难用理性平和的心态，去与外界交流。二是此案中官方的态度殊堪借鉴。据易君左回忆，当时“扬州究易团”除了诉诸法律，还企图向他所供职的江苏教育厅乃至省政府施加压力，于是“成群结队的人们拥入江苏省政府。而省府的反应，是说易某虽是教育厅编审主任，但他写这本书仅用他私人的名字，并没有冠着‘官衔，也并非教育厅出版，言论著作自由是世界各国的公例，希望请愿人士谅解这一点，免予追究”。用现代语言说，当时江苏教育厅乃至省政府对什么是职务行为，什么是个人行为，是分得非常清楚的，并没有因为受到压力就越过公和私应有的界限，非法动用公共权力，这是极为正确的态度。前几年有人著文谈到这个官司时说，易君左因此被江苏教育厅免职，实为误传。

　　“闲话扬州案”表面的结果当然是起诉一方胜利了，但同时产生了两个非常负面的影响，可能是扬州人也始料不及的。第一个负面影响产生在出版界，朱自清就举过一个例子，他在一篇散文中指出了扬州人的一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章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却死活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从中可以看到因为此案的“殷鉴”，出版机构如履薄冰的处境，这对文化出版事业是极其不利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因为此案，反而使得扬州人在世人眼中成为不能批评不能议论的狭隘地方主义者，而这一点显然无助于扬州和扬州文化的发展。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韦明铧还下了一个结论，“虽然扬州人战败了易君左，但似乎至今还没有战胜自己身上应该战胜的那些习气”。从这个角度看，“闲话扬州案”中，没有一方是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