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困孤城，滇军能不颠乎？
23岁那年的一个夏日午后，正在家门口乘凉的我，被地方保长看中抓去当了壮丁。进入国民党军队后，被编入第六十军第二十一师机枪连，军长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滇军司令曾泽生，师长就是后来长春起义的有功之臣陇耀。我的不幸经历，使我有幸亲历了著名的长春起义，在炮火中走进了解放军的阵营。
当时，第六十军的军长虽是曾泽生，但直接指挥权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国民党东北“剿总”郑洞国手中，主要任务是在东北战场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那时天气很冷，士兵们因为饥寒交加，气候不适，病倒了一大批。失去调遣权的军长曾泽生，无可奈何，只得以“南蛮子”自称，整天窝在军部，成了一个围着烤火盆取暖的“闲人”。
我们吃不饱，穿不暖，为此怨声载道，哪有心思打仗。于是屡吃败仗，兵员大减，装备也奇缺。曾泽生面对官兵厌战、士气低落的窘境，束手无策。在辗转各地作战过程中，我一路上被国民党军队自相残杀、荼害百姓等种种劣迹所震惊，恐惧感深深地占据了我的心灵。
此时，中共中央把政治争取滇军作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一项重要决策定了下来，并抽调出一批精兵强将，潜入我们六十军做统战工作。我们部队被孤立在长春地区，陆路交通被切断，补给全靠空投。这时候，东北人民解放军扫清了国民党在长春外围的据点，紧缩了对长春的包围，并实行经济封锁以围困我们这些在长春的国民党守军。
围城初期，我们还经常到长春城外村庄抢粮、抢柴。后来随着包围圈的缩小，我们不敢轻易外出抢粮了，只好依靠空投活命。开始每天有10多架飞机来空投，最后减少到每周才有三四架。加之围城解放军逼近阵地，炮火加强，空投飞机不断遭到射击，有的来不及空投，就仓皇飞回了；有的即使空投，也因飞得很高或漫无目标，使很多食品落到了解放军阵地或封锁区内。
揭竿易帜，唯有反蒋起义
我们师长陇耀，行伍出身，为人豪爽，讲义气，眼见部队处在欲守守不住，欲走走不了的绝境之中，长吁短叹。加之国民党嫡系部队歧视非嫡系部队，受气太多，遭排挤、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也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我那时内心尤为矛盾，壮年被迫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没想到所看到的却是互相残杀。我真希望放下武器，解甲归田呀，可是这个平凡的梦也无法实现。
那期间，东北野战军将我们在仓皇撤离时留下的家属小孩，收容起来，安排住宿，组织学习，进行形势教育与政策开导，听说还帮不少国民党军官找回了失踪的亲属，派人送往长春。这些家属痛哭流涕，尤为感谢共产党的关怀照顾，纷纷表示要尽力做好亲人的工作，早日识大局弃暗投明。这批家属安全到达长春后，逢人便说共产党的好处，在我们六十军官兵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为此，我更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果断决定设法加入人民解放军，做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
1948年10月上旬，空中投粮也无法继续，蒋介石只得命令我们长春守军在所派飞机的掩护下向东突围。可是，部队士气异常低落，突围对六十军根本没什么希望。这时，郑洞国不再敢动肝火，只得哭丧着脸对曾泽生讲别无选择，只能按命令突围。大势已去，曾泽生无可奈何，对突围成功不敢企望。的确，我们当时既不能守，也不能逃，除了起义，都是死路。
10月18日清晨，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人步行出长春城，到一个叫五家子车站的广场上集合，宣布投诚。接应的东北野战军方面的首长对我们讲，“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过来自两个党派的军队。今天起，你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了，我们要解放全中国，过上幸福日子。”
曾泽生军长那时候也讲了滇军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讲了第六十军在台儿庄战役重创日军的英勇战绩，讲了受蒋介石的排挤，到东北寄人篱下，参加内战后屡战受挫的失败经历，讲了解放军的政策和对阵倒戈、反蒋起义的重要性以及部队的光明前途。
是的，突围和坚守当时都是死路一条，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把枪倒过来对准国民党，反蒋起义，这才是正义行动。我们所有士兵被曾军长的深沉回忆与耐心开导所打动，决心不离开六十军，表示支持起义，反对内战。起义动员时，一片欢呼。不多久，双方防地交接成功。
走出“死亡之城”，迎来了新的黎明。解放军的号手们在广场上吹起了胜利的军号，向长春人民宣告：长春和平解放了！
南征北战，无悔反哺祖国
长春起义后，我们六十军官兵奉命开赴吉林省九台地区休整待命。1949年，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我们这支起义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的番号，并任命曾泽生为军长。我被编入五十军一四九师四四六团一营82迫击炮连。此前，还参与了著名的平津战役。
紧接着，我们南下，先后参加了鄂西战役、成都战役与解放大西南的战斗。1949年底，我们把胡宗南的部队打到了四川峨眉山下。
1950年10月25日，曾泽生率领我们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从辽宁丹东跨过鸭绿江，入朝抗美，先后参加了第一至四次战役。在冰天雪地中，我们坚守在汉江南北两岸50个昼夜，因受潮我关节发炎，落下了病根，现在还时常发作难受。战场上我用迫击炮对准美军，把他们的车辆打得稀巴烂，亲眼看到敌人扔掉武器，拼命逃跑，什么军用物资、罐头、饼干漫山遍野，应有尽有。
1951年3月，我们奉命回国休整，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为我们送行，并表示“将来需要时，还会叫你们来的”。同年7月，我们奉命二次开赴朝鲜前线，担负抢修机场和朝鲜西海岸防御等任务，并参与了攻打炭岛、大和岛等战斗。直至1955年4月，圆满完成抗美援朝使命而载誉回国。我因作战勇敢，与当地群众交往友好而荣立三等功，被授予军勋章与纪念章。
复员后，我当过生产队长、工地炊事员，参与过不少大型水利建设。现虽已是奔80的人了，还能自耕自食。我没因自己是革命英雄去找领导要求照顾，总是想，我比战友们幸运多了，我是幸存者，有什么理由向组织上要这要那呢？只是一门心思搞生产，到最艰苦的地方带头工作，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回报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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