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庠

　　

　　周恩来、潘汉年这两位同出生于江苏、同具有传奇人生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在为党的工作中关系十分密切。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就十分看重潘汉年在情报、统战工作等方面的才华，亲自“点将”将潘汉年调入中央特科。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一直让潘汉年在上海和香港从事情报和统战活动。1938年春天，潘汉年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周恩来曾有意让潘汉年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协助郭沫若工作的名义，从事政治与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后因国民党方面张厉生等人认为潘汉年的政治色彩太“红”，竭力反对如此安排而作罢。但以后周恩来总是要潘汉年把情报、统战工作放在重要位置。1949年5月11日，潘汉年在北平受周恩来接见，被告知将出任立即就要解放的上海市副市长的职务，工作重点仍是情报与统战。

　　在特科，周恩来与潘汉年“接踵而至”

　　1927年春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磨刀霍霍，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等许多中共高级干部惨遭杀害。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在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建议下，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即“中央特科”，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特科完善了组织，分别建立了负责总务事项的一科，负责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开展反间谍工作的二科，以“红队”为基础，主要任务是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中央负责同志、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安全进行的三科，以及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无线电通讯系统工作的四科。周恩来十分重视情报工作，深谙准确而及时地掌握敌人活动的情报，对党开展各项对敌斗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周恩来直接领导由陈庚负责的二科。他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尽力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经常强调这些关系的建立，并要求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经受考验。1928年春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鲍君甫），是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他提供的大量情报，对防止党的机关被破坏、营救战友和消除内奸起到了重要作用。1929年末，周恩来又派遣李克农、钱壮飞等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内部，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的这些做法，都对后来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产生巨大影响。

　　正当中央特科顺利运转之时，1931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掌握中央大量机密情报的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这一极端机密而又重要的情报，并及时转告中央。周恩来沉着、冷静地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妥善地保卫了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后果不堪设想的大破坏。

　　然而，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同志已经暴露，无法再工作下去，必须重新调整。在新特科人选的考虑上，周恩来想到了在文坛初露锋芒的潘汉年。尽管潘汉年当时还是一介书生，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但却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1929年秋天，就是经潘汉年的介绍，周恩来批准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秘密加入共产党，杨度后来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就这样，潘汉年由从事党的文化工作转入开展情报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二科负责人。1931年12月，周恩来告别从事了4年的白区地下斗争生活，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新的特科，尽管潘汉年排名列在陈云、赵容（即康生）之后，为第三把手，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加之其它种种原因，潘汉年实际上承担起了特科的负责工作。1981年冬，在回顾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在肯定中央特科的重要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是他领导”。

　　潘汉年挑起中央特科领导的重担后，像周恩来一样，不拘一格选拔情报人员，先后将杨度、董健吾、章秋阳等社会名流纳入情报网；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当年在文化战线上共同战斗的文友如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等拉入情报网，建立了一个广泛而又严密的情报系统。通过镇压国民党特务的首要分子，严惩叛徒，营救同志等一系列活动，迅速打开了特科因顾顺章叛变而受到影响的工作局面。

　　中央特科的任务十分广泛，错综复杂。1932年2月16日至21日，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几家报纸上，先后登出了一则令人吃惊的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尽管知情人一看便知是谣言，因为化名伍豪的周恩来已于1931年12月到江西苏区。但是，党内的广大党员干部及社会上层圈内的人士却不知实情。为了肃清谣言，2月下旬，毛泽东即以苏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出布告，反击“国民党之徒的造谣污蔑”。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和《实报》也分别发表辟谣声明。然而，这些布告与声明的影响范围较小，不足以抵消国民党公开在报纸上造谣污蔑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为了给予国民党有力的反击，潘汉年承担并成功地策划了在《申报》上发布公开辟谣的《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要启事》，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是潘汉年利用合法形式同敌斗智斗勇的成功范例。只可惜这一事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周恩来本人自始自终也不知道。“文革”中，江青等人竟利用这件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旧案，折磨周恩来达八九年之久。

　　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与潘汉年“协同作战”

　　潘汉年再次受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是在西安事变前后。他们为了实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伟大目标，可以说是齐心协力，并肩战斗。

　　1936年5月，潘汉年接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联络工作。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促使国共双方开始寻求第二次合作的途径。

　　开展统战工作，潘汉年早在红军长征前夕代表红军与福建、广东方面谈判中就牛刀小试，展露才华。因而，潘汉年回国不久，即由周恩来通知国民党：潘汉年被正式任命为中共代表，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潘汉年不辱使命，既与国民党中央的陈立夫、陈果夫周旋，又与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十九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方面的代表联系，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正当政治主张，以求他们响应，推动蒋介石抗日。在谈判中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斗争策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国共之间的谈判更加复杂。中共中央在深入探讨了国内外的形势，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后，一面派出由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协商大计”；一面把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电告在上海的潘汉年。

　　为了使西安、上海“协同作战”，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频频致电潘汉年，指示工作要点，齐心协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在紧接着的国共正式谈判阶段，周、潘更是密切配合。

　　1937年1月1日，毛、周致电潘汉年，申述“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的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指示他“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接洽”。

　　1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向他通报了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的六项条件，指令他“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1月21日至29日,毛、周或个人或联名几乎每天给潘一份电报，通报西安局势，指示潘向蒋介石重申我党立场，并要求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保证“不再发生战争”。

　　2月初，潘汉年成功地将顾祝同、张冲等人引见给了周恩来，为两党举行的西安谈判铺平了道路，并为尔后周恩来、蒋介石的杭州谈判作了准备。

　　

　　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的陪同下，在杭州与蒋介石直接谈判。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杭州会议有关文件返回陕北，指示潘汉年继续留在上海，与陈立夫、宋子文等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包括红军改编及其经费等问题进行磋商。

　　7月上旬,周恩来在前往庐山同蒋介石谈判途中,在上海召见了潘汉年和刘晓，对他们说：“要注意时局变化,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潘汉年等人的悉心努力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实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全中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筹备新政协，周恩来与潘汉年“忙前忙后”

　　白驹过隙，日历翻到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为了迎接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

　　至此，周恩来一面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以及其它工作，一面开展紧张的新政协筹备工作。

　　筹备新政协的首要工作是邀请并帮助民主人士从沪、港等地前来解放区，以便共商大计。当时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部分都还留在香港，如何把他们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党中央和周恩来放心地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潘汉年。对于这次任务的执行和完成情况，潘汉年的“老搭档”，当时参与其事的夏衍后来回忆说：“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大沽、大连，然后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统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在护送民主人士搭船北上的过程中，“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但是不久，当他们嗅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挠。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潘汉年同志‘牵头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们自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宴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些事操心”。就拿李济深的北上来说，李济深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在那个时候，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都抱着一个“划江而治”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桂系集团也还在徘徊不定，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深扣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当一张小报透露了李济深即将北上的消息后，立即引起国民党和港英当局的注意。在这种形势下，潘汉年一方面让已经下定了北上决心的李济深，用闭门谢客的方式来麻痹他们，另一方面又费尽周折，对李济深的北上作出周密的安排：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条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济深？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什么问题？等等；在确定了行动计划后，又仔细商定陪李济深出门、住旅馆、搬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最终使李济深安全到达解放区。对此，夏衍记忆犹深。

　　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妥善安排下，沪、津等地的爱国民主人士也顺利地进入解放区，他们没有一个生病，没有一个掉队，为召开新政协奠定了基础。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周恩来与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反复协商后，定于6月11日举行新政协筹备会预备会议。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共134人。周恩来担任会议主席并致开幕词，同时在会议的第二天对《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作了说明。16日晚，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

　　

　　为了加快各项准备工作，新政协筹备会又下设6个工作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条例、共同纲领、大会宣言，拟定政府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周恩来被推选为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起草《共同纲领》，是各组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早在1948年11月初，受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委托，周恩来就开始主持起草政协共同纲领；1949年6月18日，周恩来在第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说，起草共同纲领的任务很紧迫，必须加紧工作；6月下旬，周恩来在勤政殿把自己“关”了一个星期，查阅了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全文，经毛泽东审阅后提交小组讨论。

　　协商代表名单，是整个筹备工作中另一项复杂繁重的工作。这一工作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为使新政协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执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周恩来在领导这一工作中，既考虑到“确定代表的严肃性”，又考虑到“确定代表人选时的广泛性和灵活性”；既保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一重点”，又“照顾到了各个方面”。碰到有争议的问题，周恩来总是亲自出面处理。如7月22日，陈毅致电周恩来、李维汉，建议新政协代表中应照顾到老解放区的开明绅士。第二天，周恩来、李维汉即复电：所提建议甚好，当引起注意。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在此之前，周恩来又对各项准备工作从会场的布置、文件的印发、座位的安排到警卫工作等都亲自检查。在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周恩来主持政协会议内外的工作，夜以继日地批阅文件，主持大会、小组会、宴会，在党员大会上作报告，和民主人士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

　　9月30日，周恩来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51岁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又集中精力组织新中国的第一届“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