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汝德

　　先父郑逸梅先生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专事研究文史掌故，一生作品累累，可谓著作等身，发表了2000余万言的文稿，创造了在文坛耕耘80个春秋的记录。他写作始于1913年，至1992年7月临终之日，还完成了一篇7000字的长文《画家潘天寿》，嘱家人次日发出。哪知当天傍晚因突发脑血栓离开了人间，应了李商隐那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终年98岁。他原来打算写作至百岁，然后搁笔告别文坛，今此夙愿未能实现，令人惋惜。

　　

　　先父生于1895年，未及弱冠即涉足笔坛，寿至望百，被称作“活了一个世纪的作家”。在他逝世前的10年内，已是耄耋老人，此时正值贯彻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父亲旺盛的创作力得到了发挥，完成并出版了单行本著作27种，合500余万言，被海外读者誉为“电脑”。他的离世，对中国旧文学研究工作是个莫大的损失，正如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在悼文中所述：“……郑老谢世，使本世纪有影响力的旧派文人全部隐入历史，今后不大可能再产生像郑老这样的文史掌故大家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

　　我是父亲唯一的子嗣，与他老人家共同生活了60余载。他右腕原患关节炎，在十年浩劫期间，关入牛棚，罚扫校园，寒暑不辍，致右腕受损更剧，之后写字不免困难，字迹歪斜。他写稿时，常夹杂许多繁体字，所以后来的稿子，不少由我誊写后再行发出。那时尚无电脑，先父平时喜翻检书籍，积累资料，故剪报贴报、做索引卡片，以及与出版社接洽事务，均由我代劳。我不是学文科出身，退休前是高级经济师，因一生与他相处一起，耳濡目染之下，对他从事的文史工作也就略为了解一些，所以在家中一直担任他的“文字秘书”。我的老伴是学医的，退休前是主任医师，也自然成为先父的家庭“保健医生”了。

　　青少年求学时代

　　父亲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己未九月初三（1895年10月19日），本姓鞠，父名震福，营米业。三岁时因邻居失火，家室遭殃，乃依靠外祖父为生。外祖父郑锦庭，原籍安徽歙县，洪杨之役（即太平天国时期）时避难来到苏州，营南货业，勤劳刻苦，若干年后，成为小康，从此不再回皖，寄籍苏州，成为苏州人氏。外祖父之子早丧，膝下无儿，乃把父亲改名为郑隆，称外祖父为祖父。外祖父因经商故，在上海也有个家，于是父亲年幼未入学前，是由其外祖父教导抚养的。

　　父亲在四五岁时，祖父经常吸着紫玉秋旱烟，边吸边讲《三国演义》等故事，听得他出了神。小时识方块字，也由祖父来教，当时还没有看图识字等书，于是每天辨认几个。后来进入私塾，老师顾慰若（苏州人）是位儒医，目力不济，翻阅石印本的《康熙字典》，字迹细如蚊足，看不清楚，往往指定父亲读给他听，次数多了，父亲慢慢懂得了按部首翻查某字，其他同学对此则是茫然不解，因此当时父亲是全班中突出的学生。父亲外出时，见到《苏黄尺牍》、《吴梅村词》、《夜雨秋灯录》等书，便央求祖父购买。祖父认为孩子不爱玩具而爱书，这是好现象，欣然买下。而父亲认为，这是古人的好文章，现在不懂，将来总会读懂的，后来又买了《昭明文选》。有一次临帖，帖文是“醉翁亭记”，问了老师，知道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名作，收在《古文观止》内，于是又要祖父买《古文观止》。

　　对这些名人，父亲敬慕极了，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自订的小簿子上，但老师告他，这样记录，太不全面，有一种专书，名《尚友录》，可以随时翻检的。《尚友录》买来后，因是按诗韵翻检，于是一再揣摹，竟初步了解了“平上去入”和“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韵目，从此翻检什么，用部首和诗韵，都有门路，十分方便了。这些本事，在同龄孩子之中，是绝对不会的。后来进入一家名敦仁学堂的学校，采取新式教育方法，父亲每逢考试，必名列前茅，校长时时称赞，祖父则购书更勤。当父亲涉览到金圣叹的评语，觉得笔墨恣肆，设想诡奇，更通晓了由稗史走向文学的道路。该校没有毕业制度，读到最高班，就离开了学校，考进了苏州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这所校舍，在草桥头，垂柳荫荫，小溪潺潺，环境十分清幽。国文老师龚赓禹是前清秀才，曾东渡日本，留学宏文书院。龚老师对父亲循循善诱，批发作文，十分精细，颇有点石成金之功。

　　小学毕业后，父亲考入草桥中学（今苏州市第一中学）。校舍在玉带河草桥之侧，袁希洛和汪鼎丞先后担任校长，教师如胡石予、程瑶笙、余天遂、程仰苏、杨南琴、魏旭东、王采南等，父亲皆深沐教泽。在同窗中，有顾颉刚、吴湖帆、叶圣陶、王伯祥、范烟桥、江小鹣、江红蕉、庞京周等，皆一时俊彦，颇得切磋之益。汪校长还特为父亲书写了“纸帐铜瓶室”匾额，成父亲今后之斋名。在该校，父亲曾参加苏州全市运动会，获880码赛跑冠军，得以代表学校出席江苏省的体育运动会。

　　中学毕业以后，进江南高等学堂继续就学，最终为生活所迫未能读完毕业。

　　步入文坛展身手

　　在辛亥革命中起到号角作用的《民立报》，拥有广大的读者，该报创于1910年，社长于右任，撰稿人有宋教仁、陈其美、叶楚伧、章士钊、徐血儿、杨千里、范鸿昌等人。武昌起义后，《民立报》每天都登载激励民气的文章。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得大权，残害革命志士，刺杀宋教仁，与《民立报》齐名的《民权报》是揭露此案最早的一家报纸。父亲那时也以尖锐言词发表痛斥袁氏企图恢复帝制的文章。这些报纸，当时都设于上海租界，袁氏鹰犬鞭长莫及，于是由淞沪警察厅出面，禁售这些报纸。《民权报》停刊后，由蒋著超改编出版《民权素》杂志，父亲在该刊辟专栏“慧心集”，每期连载，从此踏上了写作的道路，他的“补白大王”雅誉，即在此时而得，为老报人徐卓呆、姚民哀提出。当时有家《小说新报》社，即称父亲为“无白不郑补”。

　　1917年，范烟桥自吴江桐花里迁居苏州温家岸，父亲乃与之及顾明道、赵眠云、范君博、姚苏凤、范菊高、孙纪于、屠守拙共9人，结成文学团体星社，定每星期聚会一次，于顾阿瑛的雅园举行。在苏州时，他又主编《游戏新报》、《消闲月刊》，约了不少名家如包天笑、周瘦鹃、叶楚伧、戚饭牛、徐枕亚、程瞻庐、许指严、吴双热、袁寒云、胡石予等写稿。父亲的第一种单行本著作《梅瓣》，即是在1926年出版的。之后，在陆丹林、许半农的介绍下，参加了南社，得识了不少南社中的前辈。南社耆宿高吹万老先生，曾写了一副对联赠他：“人澹如菊，品逸于梅。”父亲原姓“鞠”，古时“鞠”与“菊”通，嗣郑姓后，名际云，逸梅是他的号。高老这副八字对联，既嵌入了他的名字，又涵盖了他的平生为人，可谓联中佳作。

　　当时上海有三种报纸，为全国报界的权威，它们是政界的《申报》、商界的《新闻报》、学界的《时报》，这三种报纸都有副刊，约父亲为特约撰述，又有《四民报》（所谓“四民”是指“士、农、工、商”）编辑赵苕狂，约每期写稿。此时报刊杂志风起云涌，为写稿方便，父亲乃自苏州迁至上海居住。在沪时，他主编《金钢钻报》，在《正言报》、《和平日报》、《今报》、《新夜报》都辟有专栏，先后出版了《小阳秋》、《人物品藻录》、《近代野乘》、《味灯漫笔》、《花雨缤纷录》、《拈花微笑录》、《皇二子袁寒云》等等著作。当时陆丹林也喜写人物掌故，陈仲陶诗人所云“掌故罗胸得几人？并时郑陆两嶙峋”，为一时佳话。

　　建国后，父亲继续从事写作。1963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不久，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浪潮，海外造谣说“大陆上的老作家都劳瘁致死了”。为了击破这些谣言，中央委派廖承志指定父亲以及另几位老作家，撰文专门在海外报刊发表。每年春节，在上海对台广播的“浦江之声”电台，发表他的讲话。在市委统战部以及各民主党派部门（父亲是农工民主党成员），他登载在海外报刊上的文章，总是名列第一位。因此，他在1989年获得了全国第一届“老有所为精英奖”的荣誉。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还亲自为父亲授了奖状。

　　十年浩劫，父亲备受凌虐。一获平反，即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约，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完成并出版了50余万字的《南社丛谈》。因当时海峡两岸仅存的南社社员只他和周子美老先生两人了，因此此书显得尤为重要。这部手稿，已被上海图书馆的名人手迹陈列室永久保存。南京师范大学专门出版过《郑逸梅研究专辑》，上海电视台拍摄过专访记录片，并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中国唱片出版社根据上级要求，收集当代文化界名人声音档案，灌制密纹唱片作永久资料保存，这些人有郑逸梅、巴金、贺绿汀、刘海粟、曹禺、俞振飞、万籁鸣共7人。每人口述60分钟，灌制一张唱片。因其时为1982年，父亲驰骋文坛为70载，故父亲那张唱片题目名《涉笔生花七十春》。“国际南社研究会”在美国成立时，父亲又被聘任为名誉会员。

　　教书育人形式独特

　　父亲的一生，主要从事两件工作，即是写作和教书。他自谑为“爬了一世的格子和吃了一生的粉笔灰”。早年在苏州时，即在钮家巷袁丕烈家租其屋，设教馆。之后在惠育学校主持教务。上世纪20年代末去上海后，执教多所学校，有徐汇公学、务本女中、江南联合中学、大同附中，兼任国华中学校长，受聘上海音乐专修馆（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志心学院、诚明文学院、新中国法商学院等高校文史教授。建国后，主持晋允中学校政，1966年初退休，其时已七十有二矣。

　　

　　父亲教授语文，自有其独特方法。他曾告诉我，前人的读书方式，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是“里打出”；二是“外打进”。此话怎讲？原来前人着重基本功，“里打出”指的是先打好扎实的基础，读经典著作，诵千古名篇，甚至可以不求甚解地去读。家长和老师督促子弟们，务使含英咀华，沉浸其中，凡若干年。在这时期，是不允许阅读所谓“闲书”的，以免分散注意力，直至达理通文，才得涉猎稗史小说，有所遣兴。这是一种极其正规的读书学习方法，是先从里面打好基础，再扩展向外，故名“里打出”。如前人章太炎、金鹤望、唐文治、胡朴安、钱名山等国学大师，均属此类。当然这类方法现在未必合适，仅供后人了解而已。另一种则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先从时代气息较浓厚的散文和饶有兴趣的稗史小说入手，然后再读清文及晚明作品，更溯元曲、宋词、唐诗、汉文章及《左传》、《尚书》、《离骚》等等，当然四书五经也可攻读，至于高深莫测、不易理解的《老子》、《庄子》、《易经》之类，并不都需要读。这是“外打进”的读书学习方法。论培根之深、植基之固，是前者胜于后者的。但对于领悟之易、进步之速，是后者胜于前者的，两者各有利弊，以符合今日形势而言，当然是不可能采用前者的读书方式的，在父亲那个时代，也已摒弃前者而不应用了。

　　父亲讲课十分精彩，在大学上课时，非但教室每次满座，就连窗外走廊也站着不少旁听学生，甚至外校学生闻讯也来听课。他认为作为一个国文老师，首先自己的文章要写得好，否则何以示范？他出的一些题目，如“论曹操”，要求学生放开去写，不论从正面或反面论述均可。他自己则写出一正一反两篇作文，一篇引经据典从正面论述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另一篇完全相反，持否定态度，两篇各有相当的说服力。他认为这样方能达到既锻炼文笔，又培养查据的好作风，他这种教学方法，深受学生们欢迎。

　　父亲有一方闲章“三千弟子半红妆”，为姑苏名家张寒月所刻，意即他教授过的学生中，有半数是女性，这倒是事实，但实际上他的学生又何止三千？他的教龄30余年，建国前后刚好各半。

　　一生淡泊名和利

　　父亲一生淡泊明志，襟怀坦白，严己宽人，忠厚善良，能得此高寿，说明他为人处事之崇高旷达。他常告诫家人：“荀子有言，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之言，乐于钟鼓琴瑟。”他教育家人：“世上无金窟，有之在于勤山劳水之间。”他的思想，以及某些个性，或许并不适合当今潮流，但我认为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

　　作为我国文坛上的人瑞，经常有报刊要他谈谈养生之道。他对长寿之道，一言蔽之，云：“别人以为药补不如食补，我认为食补不如神补。”所谓“神补”，即指精神上的，如终日工于心计，焉得长寿？在精神与物质这两方面，他是重于前者的。他认为我国历代君王，尽人间最高物质享受，但大多短寿。在他的影响下，舍间常以“物质上知足常乐，精神上自得其乐”自勉。

　　我虽不敢说父亲没有一点名利思想，但他对此确是比较淡泊的。他曾说：“求其所可求，求无不得；求其所不可求，求无一得。”他认为要求名利，殚心竭虑，对身心是有害的。他还说：“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一个人自感不贫不贱，也就得其所哉了。但他绝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怪物，他的朋友中也有达官贵人。一生中也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他不竞不争，顺其自然。有些机会失去了，别人感到可惜，他却并不在乎，用了陆放翁的两句诗“一笑不妨闲过日，叹哀忧死却成痴”以作答。他的故友、同窗叶圣陶，建国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叶是文人当官，不忘故旧，仍与父亲鸿雁不绝。在这些年中，父亲除了与叶互谈诗文外，绝无半点求托钻谋之事。

　　父亲遇事旷达，不耿耿于怀，别人如对他不礼貌，他认为这人可能情绪不佳，纯属偶然。倘此人一而再三，超出了可以原谅的范围，至多与此人疏远，亦不出恶声。在“文革”中，他对人笑谑说：“我现在是真正学富五车，无书不读了。”因为他的藏书以及字画，在毁灭性抄家中被劫掠装去7车，书一册也不剩，这不超过了5车，没有书可读了吗？在开他的批斗大会时，红卫兵高呼“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郑逸梅”，他却在心中默念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因长期被罚扫地，致右腕伤残，苏州金石名家矫毅刻了一方印章“扫叶老残”相赠。他又请篆刻家陈茗屋刻一方“秋芷室”斋名印章，因屡被斥骂“臭知识分子”，他索性以谐音“臭知识”三字作了自己的书斋。总之，即在逆境之中，父亲仍是十分达观。他的一部54万言《艺林散叶》，即是在牛棚之中，避人耳目之下，用小册子记述而成，历数年积得6000余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界百废待兴，北京中华书局抢先出版了这部著作。之后，又被日本方面的二玄堂，请了早稻田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早稻耕一郎，译成日文，想不到这部在牛棚内完成的作品，竟起到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作用。

　　父亲生平喜爱书籍，把书视作“不可一日无此君”，对有些不爱看书的人觉得奇怪，认为怎么活在世上的？他与老友有过这样的共识：“即使知道自己明日将死，今天的书还是要买来看的。”

　　过去有人问父亲的生日，他指着“人澹如菊，品逸于梅”这副楹联说：“我的生日是菊花盛开之时，也就是九月（农历）。”并又笑看对友人说道：“我的死期，也可提早告诉你，是五月。因为李白有诗：‘江城五月落梅花。江城即上海的春申江（黄浦江），梅花落下之日，也就是我离开人间了。”父亲逝世是在农历六月，在这一点上，他未曾言中。但他生前所说：“我写作结束之日，也就是我生命终了之时。”倒是应验了他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