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也八十岁了。今年10月，余光中把他的八十华诞活动放在南京，是有道理的。他生在南京，他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母校，都在南京，从童年至青年时代，余光中与南京有不解之缘，用他自己的话说，也算个“南京萝卜”。1948年底他随家人离开南京，直到2000年重返南京，竟然隔了半个多世纪。此次老同学相逢，真是百感交集。

　　我与余光中是1947年在金陵大学认识的。在美丽的校园里，我们这群青年度过了难忘的求学岁月。当时大学的规模没有现在大，学生并不多，跨系交流蔚然成风。我是教育哲学心理学系的，光中读的是英文系，但同属文学院，很多课都在一起上，如倪青原教授的哲学课，高觉敷教授的心理学课，陈恭禄教授的历史课等，我俩都坐在一起，因而彼此很快熟稔。应当说，我们在金大受到了一流的教育。当年的金大星汉灿烂，名师如云。高觉敷先生虽没有留过洋，没有博士头衔，却是心理学泰斗，他的课生动有趣，引人入胜；高个儿的倪青原教授戴一副白边的深度近视眼镜，讲课声若洪钟，滔滔不绝；训导长袁伯樵教授在新生入学典礼上展示他在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获得的金钥匙奖章，激励我们……这些事终身难忘。课后我和光中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月旦人物。年轻人关注的东西真多，甚至经济学助教吴可杰与教育系学生谈恋爱，我们也关心过。还有一次，陈恭禄先生从文学院北大楼出来，他身穿灰色长袍，戴一副黑边眼镜，腋下夹了两大本他的新著《中国通史》，直冲大门走去。我和光中正在在北大楼草坪上谈天，看见陈先生昂首挺胸地过来，光中用胳膊推了我一下，说：“你看，我们的陈教授，得意洋洋，好像在向大家展示他的新作呢！”陈先生讲课旁征博引，史料信手拈来，从不打顿。现在看来，可谓“少年心事当拿云”，当年性格内秀的余光中恐怕已有鸿鹄之志。如今的光中，名满四海，著作等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恭禄先生泉下有知，应当感到欣慰。

　　那时金大与金女大可以互相选课。女校是什么样的，我们实在好奇。为一探女儿国奥秘，我和光中还到金女大选了一门课，每周去听两次课。光中还选了蔻克老师的英国文学课，蔻克是金女大的教授，所以光中经常骑自行车去那边听课。

　　

　　我和光中接触多，也谈得来，成了好朋友。下午课后，我经常到他家去玩。他的家先在鼓楼三多里一号，离金大只有几分钟的路。那是一条细窄的小巷，他家只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子。光中的父亲在中侨委任职，中等个子，一口福建官话；光中的母亲慈眉善目，操江苏常州口音。夫妇俩热情好客，对我很好，也许因为光中是独子，性格又有些内向，所以很高兴在外能有我与他做伴。次年，1948年，他家在龙仓巷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幢两层的新楼，白墙红砖，还有个小花园，围上竹篱，独门独院，环境幽静。光中的房间在楼上，宽敞明亮。我到他家，二人在房内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我们有许多青年人的话题，彼此也谈理想。我想当教师，他则爱文学，想当文学家。他的书架上摆满中外文学书籍，其中有不少诗集，那时候他就能读原版的英文作品。而我那时读杜威、陶行知，还有卢梭的《爱弥儿》。虽然所学专业不同，但我们都爱读书和交流。有一次谈兴大发，竟至深夜，干脆留宿他家，抵足而眠，第二天一同骑车到学校上课。

　　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读书会，成员有余光中、程极明、高文美、江达灼、戎逸伦、武奇等，大家在一起读书，读的书有《约翰·克里斯朵夫》、《冰岛渔夫》、《罗亭》、《安娜·卡列妮娜》，也有《大众哲学》，甚至有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每次聚会，大家在一起说书论书，交流心得。高文美的父亲是南京邮政局长，家里房子宽敞，她又好客，每逢假日，我们读书会常在她家活动，有时兴起谈的时间长了，就在她家吃饭。高文美亲自动手做色拉让我们品尝。她的父亲爱好京剧，会拉京胡，有时自拉自唱，让我们这些学生开怀大笑。那时候读书会的活动也很有情调，高兴的时候，只要谁招呼一声，马上大家就骑上自行车直奔玄武湖，放舟湖心，穿行在荷花丛的水道上，那样的诗情，也许永远地刻在光中的记忆中。

　　1948年上半年，物价飞涨，我们学生会开展了“助学运动”，即为贫困学生募捐。我和光中上街卖“助学花”，把一天的所得捐给困难学生。光中是个埋头读书的人，但做这些事，光中是很热心的。我则是个处处“冒头”的活动分子。我一直没告诉光中的，是其时我已经参加了中共地下活动。光中为人善良，也很谨慎（用他自己的话说，性格内向胆小）。这件事我一直不说，也是考虑他的处境与安全。现在我们都老了，这些事说出来也无所谓了。

　　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1948年底，光中随家人回福建，我送亲友去上海，在上海街头相遇。光中是个纯粹的读书人，对时局未免有些悲观，提及前程，神情黯然，他伤感地说，此行可能最终要去台湾，只怕以后难回来了。他舍不得离开故乡，但又不能离开父母。我们就这样分手了。那以后的事，不需要我多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可能有什么联系了。我的一家除我之外，都在台湾。政治运动不绝，这种“复杂的海外关系”经常让我处境困窘，光中在那头境况如何，根本无从探得，也不敢打听。

　　

　　终于，改革开放了。1983年，我妹妹从泰国回国探亲，告诉我：“你的好朋友余光中在台湾成了大诗人、大文学家了。”当我第一次从大陆出版的语文课本上看到了他的诗《乡愁》时，多少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作为老同学，我在这一头，他在那一头，竟不能见面。我一生从事教育，他也真的成了文学家。只是我们天各一方，渐入老境，何时才能像当年那样抵足而眠共话西窗呢？

　　1996年夏天，受台湾素书楼文教基金会的邀请，我作为大陆及港澳地区代表团成员到台北，参加海峡两岸三地中华传统文化与中等教育研讨会。我当时就想到，这次去台湾能看到光中了。会上我见到高雄立志工专的一位主任，我问她：“您认识余光中先生吗？”她回答：“在台湾，哪个不认识他！他可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我说：“请你回高雄后打电话告诉他，我叫李夜光，到高雄时希望能见到他。”她满口答应。我在高雄立志工专参观时，光中果然来了。当时正在开会，光中悄悄地进来，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悄悄地坐到我身边，两双手握在一起了。我说不出话来，我们在1948年分手，没想到过了48年才相逢！光中赠我他的两本著作，其中一本恰恰叫《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看到这个书名，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青年时代，在金大的一幅幅图景出现在眼前，可是，我俩的头发都全白了。然而光中那文学家的精气神一如当年，他告诉我，已经做了准备，请我去他家做客，可是我必须按计划随团去花莲参观，二人不得不依依惜别。

　　这一转又过了12年。其间他也曾来过南京，可是接待方面安排过紧，他又要赶回去上课，失之交臂。我们渐入老境，我已离职休息，他却仍在笔耕，但我们都不能忘怀金大岁月。他在记述重访金大的文章中写道：“……也许高文美或者李夜光会抱着一叠书，从正中的文学院台阶上，随下课的同学们一涌而出，瞥见是我，会兴奋地向我跑来。但跑到一半，会忽然停步，一脸惊疑，发现树阴下向他们招手的并不是我，而是一个白发的老人。”——他的记忆中，我们是原先的样子；同样，在我的记忆中，更多的画面是热爱文学的青年余光中。

　　

　　今年春节时，我们通电话，他告诉我10月初有来南京的安排，届时一定偕夫人范我存来看我，同时希望能见到高文美、程极明和江达灼等同学。后来我致电，请他考虑能否提早一点，来南京参加金大120周年校庆。他说很遗憾，还是因为要上课，只能按原计划，10月5日才能来南京。他告诉我，计划10月8日下午访问我家。那天，我本准备找几位老同学在家叙谈，可是南京金陵中学和师大附中盛情邀请他演讲，临时安排作了两场讲座，等讲座结束，已近6时，我和内人嵇才华只能直接把余光中伉俪接到酒店，和老同学聚会。当晚出席的有程极明夫妇、金大南京校友会副会长陆庆良夫妇，遗憾的是高文美与江达灼皆因老伴身体原因无法赴宴。这几位和光中已经60年不见，整整一个甲子啊！当年风华正茂的同窗，如今都已华发苍颜。席间大家举杯贺他80大寿，祝他俩健康幸福。光中说：“我们活到八十，都已经算高寿了。”我说，人家都说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我们还要活好多年呢。老友相聚，有着说不完的话，谈的最多的当然是当年在金大同窗共读的情景，那些人，那些事。

　　

　　说到这天与中学生的见面，光中说，现在人们称他“乡愁诗人”，这首诗几乎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的名片，把他盖住了，其实他写了一千首诗，出了60本书呢。有所学校称他为“来自台湾的著名诗人”，光中风趣地说：“我的确在台湾住了很久，他们也可以这么说；但怎么说台湾也是中国，称我是中国诗人就行了。我是地道的中国诗人。我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这是不可能改变的……”

　　说到他的《乡愁》等诗文收入大陆的语文教科书，已为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所诵读，光中说：“我希望我的《乡愁》能早日加上第五段：‘未来啊，乡愁是一段长长的桥，你来这头，我上那头……”我们都相信，只要两岸同胞认同中华文化，是不会分离得太久的。

　　

　　台湾九歌出版社今年新出了光中的诗集《举杯向天笑》，我觉得这个书名真好，很符合这一晚的情境。吃着长寿面，共祝老同学康健，大家的心，又仿佛回到难忘的金大岁月。我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经常告诉学生：青春时代，在学校除了学习，培养良好的习惯，还要寻找友情。因为这一时期的友情是最纯洁的，它将影响你的一生。经历60多年，我和光中还能这样情同手足地坐在一起，也许正能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