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与此同时日本狼吞天下的野心也开始急剧膨胀。而日本称霸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最直接的对手莫过于中国，为了扳倒东方巨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渗透可以说无孔不入，军事挑衅、商品倾销、移民渗透和文化侵略等手段一轰齐上。与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血淋淋的大屠杀相比，文化侵略不显山不露水，其恶劣影响也鲜为人知，以致被世人忽略。其实从日本“大陆政策”思想的出台到日本武装侵华，尤其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的思想家、作家、记者以及“士兵作家”、随军僧侣等，争先恐后，或携笔从戎，或以笔代征，组成臭名昭著的“笔部队”，为日本侵华进行全面鼓吹。
“笔部队”主要由随军记者、职业作家和士兵作家三部分组成，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动员、组建、以笔征战的过程。“笔部队”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从只言片语的叫嚣到系统的理论宣传，从无组织到有组织，声势由小变大，其成员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笔征”，或隔岸观火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或参加各种军国主义文化组织，炮制“战争文学”；或枪笔在手，蘸血为墨……这些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枪部队”在战场上杀人掳掠，为“笔部队”开天辟地；“笔部队”四处笔征，煽动“爱国主义”，宣扬“圣战”和“武功”，为“枪部队”喝彩壮胆。“笔部队”是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也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化界总动员”，“笔部队”倾巢而出，欣然“笔征”
“笔部队”的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蒸蒸日上，古老的中华帝国却依然死气沉沉。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不甘处岛国之境”的日本对地大物博的中国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日本全国上下对中国的感情由膜拜、景仰转变为居高临下的傲慢和蔑视。
“笔部队”与日本侵华“国策”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一些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作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其中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保田与重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人更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在日本国民中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破产论、日本民族优越论、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成为最早一批“笔部队”的主力。被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最早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人之一，著有《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对“国策”形成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把中国从“文明”国家降低为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半开化国家。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干脆把日本看成是“文明”的化身，而中国则被其说成是“野蛮”国家的代表，这种微妙的位置互换标志着日本思想界侵华思想的萌芽。这位出身低贱而又性格叛逆的学者，坚决主张日本“脱亚入欧”，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被称为“鬼子兵的思想家”的中江兆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精心安排了“绅士君”、“豪杰君”与“南海先生”之间一场意味深长的“酒话”，暗示日本应当强化在“亚细亚那一大国”（指中国）的利益。如果说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的侵华思想多少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代表”冈仓天心就有些明目张胆了。他鼓吹亚洲一体化是“东洋的理想”，是“日本的伟大特权”，其理论主张后来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三光政策”的理论根据。武者小路实笃曾经追求过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更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大肆宣扬“日本主义”、“死的美学”等，鼓吹“大东亚战争”、“克服死亡”、“大东亚共荣圈”等。
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思想与思想界、文学界一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宣传是一脉相承的，并为日后全面侵华提供了心理预期和“法理”基础，这种大张旗鼓的文化挑衅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日本侵华“国策”的形成过程也是日本思想界、文学界背离文学传统的过程，标志着日本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全面堕落。
甲午战争让日本初尝甜头，日本的决策层坚信战争的核心是武力，而扩大武力战效果的则是经济战、思想战、宣传战，尤以宣传战的影响为大。因此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大举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始全面强化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与中国决战。为配合日军战场上的进攻，日本在全国实施“文化界总动员”，“笔部队”倾巢而出，欣然“笔征”。这些日本作家以“以笔代征”的特殊方式踊跃参战，积极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第四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便迫不及待地召集各新闻通讯社代表“恳谈”，希望他们全面“协力”日本的侵华战争。7月13日，近卫文麿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配合战争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日本军部也立即在全军设置报道部。在军报道部的组织下，日本各报纸和新闻社派遣了阵容空前强大的随军记者进入中国战场。当时，由各报社直接派遣的记者称“特派员”，受陆、海军委托派遣的则成为军队文职人员，隶属陆、海军省报道部，称“报道班员”，“笔部队”呼之若出。这些来自民间的“笔部队”分别穿着不同的制服，也佩挂胸章，佩戴军刀，享受校官待遇。日本国内的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等舆论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全面展开了规模浩大的战争宣传。
军部恳请作家和记者们服从国家需要，以笔代征“协力”战争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的战争体制得到进一步升级和强化，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协力”战争。日本有许多综合性杂志和文艺杂志开始采用战时编辑，开辟专栏，对战事、战况进行紧锣密鼓的宣传报道。随着战争规模持续扩大，战争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军人和家庭被卷入到日本庞大的战争机器中。日本政府更是鼓励文人们采写战场报道、创作“战争文学”，宣扬战争，以笔为枪为国出力。受此影响，一些杂志社和报社为及时报道战事，开始陆陆续续向中国战场派出记者和文人充作随军记者。
随军记者在日本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1874年侵略台湾的日本军队中，就有一位名叫岸田吟香的随军记者。岸田吟香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东京每日新闻》主笔，但作为大仓组（承包运输业务的日本陆军御用商社）的二掌柜，他其实更是一个以商人、记者身份作掩护的日本间谍。岸田吟香以记者采访的名义，在台北、台中化装成平民搜集、刺探情报，为日本进一步侵台做准备，成为日本第一位随军记者。此后随着日本侵略扩张活动的增多，随军记者的规模也不断壮大，每逢对外用兵，很多报纸、通讯社、出版社、广播电台都会派出记者以笔代征，组成“笔部队”。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由媒体自发派出随军记者已不能满足日本军方的需要，于是军部开始直接有组织地实施征调报道班员制，一大批记者和作家、画家乃至诗人、音乐家等都被征调到前线，组成“笔部队”专门从事有关战争的宣传报道。1938年8月，在东京的许多作家、记者都收到一张由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签发的快递明信片，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文坛太上皇”以内阁情报部的名义邀请作家们赴首相官邸开会。在8月23日的会议上，军部“恳请”作家和记者们服从国家需要，以笔代征“协力”战争。大部分作家、记者当场“热血沸腾”，纷纷要求奔赴战场“拥军爱国”。仅仅时隔三天，第一批专门的“笔部队”即告组建完毕，成员包括菊池宽、林芙美子、吉川英治、佐滕春夫等，他们从军部领取津贴以及军服、军刀等装备后，即准备与正规部队一起开赴中国战场。日本军方对“笔部队”寄予厚望，军部和媒体还专门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壮行。紧接着1938年11月，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批专门的“笔部队”前往中国“观摩”战争，成员有长谷川伸、中村武罗夫、北条秀司等。“笔部队”与日军一起转战，足迹几乎遍及每一个战场。经过几个月的跟踪采访，1938年底组织派出的“笔部队”大部分陆续回到国内。日本文坛顿时变得热闹非凡，报纸杂志纷纷邀请这些从战场“凯旋”的“笔英雄”开座谈会，争先恐后地发表他们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诗歌等，形成了“战争文学”的高潮。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笔部队”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南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协力”战争，人数蔚为壮观。在整个战争期间，曾经前往战地的日军陆、海军报道班员总数至今不明，但依据全日本新闻联盟编的《从军记者》一书统计，报道班员仅阵亡、失踪人员即超过250人，由此可以推知战争期间整个“笔部队”的大致规模了。
“笔部队”携笔出征，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作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队伍的重要一翼，军部给“笔部队”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美化侵略战争，为前方日军和后方国民打气，其报道和创作必须严格遵照军部的要求。在众多的报道禁忌面前，“笔部队”不约而同地热衷于采访“英雄士兵”，大写特写“皇军”的英勇。友田恭助本名伴田五郎，应征之前是一位当红的话剧演员，淞沪会战爆发后第十天在进攻上海时中弹阵亡。“笔部队”成员、《读卖新闻》随军记者真柄冒着弹雨用摄影机近距离拍下了友田恭助中弹倒下的过程，并写下报道，在日本国内播放后引起巨大反响。《东京每日新闻》曾经连续刊登该报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安田、铃木等4人分别从江苏常州、丹阳、句容、南京发回的现场报道，以“百人斩，大接战，勇壮向井、野田两少尉”、“百人斩，超纪录，向井106——野田105，两少尉延长战”等为标题，详细报道了向井敏明、野田岩二人在无锡横林镇、常州车站、丹阳奔牛镇、吕城镇、陵口镇、句容县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人的经过。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其数字记载清楚，而且还配发了图片，极大地“长了皇军威风”。穷凶极恶的日本兽兵在日本国内俨然成为“偶像”、“英雄”，受到热烈的追捧，可见“笔部队”的报道起了多么恶劣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军部组织“笔部队”到前线观战，创作“战争文学”、“战地报道”之外，日本还有一批携笔从戎的士兵作家也乐此不疲地美化战争。与职业作家、记者相比，这些所谓的“军队作家”一手操枪一手执笔，其创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身兼士兵和作者两种身份，亲自参与了行军作战和屠杀，是战争的见证人，更是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有着丰富的战争体验，熟谙士兵心理，因而其作品更带着一股阴森森的“血痕”。这些“军队作家”、“士兵诗人”在作品中写杀俘，写激战，写战功，写“亲善”，写“宣抚”，鼓吹战争，其创作大多粗制滥造，根本谈不上文学价值，但其中充满蛊惑人心的战争煽动性、杀人“快感”却让人不寒而栗。
与“枪部队”相比，“笔部队”以笔助战，蘸血为墨，罪莫大焉
“笔部队”以笔为枪，以笔代征，与“枪部队”互相配合，共同征战，大搞“思想战”、“宣传战”，美化战争，激励士气，为侵华战争鼓噪。“笔部队”时而用浅薄的抒情，无聊的琐事，道听途说的传言连辍成篇；时而故弄玄虚，夸张地表现战争的体验，炫耀“勇敢”与“决心”。与枪部队相比，“笔部队”以笔助战，蘸血为墨，罪莫大焉。“笔部队”中惟一的女作家林芙美子出身低贱，不幸的童年，多舛的命运，使她对底层小人物曾经充满了同情心。1938年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汉，11月林芙美子随军进入汉口，顿时成为“全日本女性的骄傲”，仿佛给入城的日本兵注入兴奋的强心剂。然而就是这位看似恬静纤弱的女作家，对被随意屠杀的中国人却未见丝毫怜悯，在其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中看热闹般无动于衷地记录了日本士兵杀人前的对话以及血腥的杀人场面。“我听了他们（日本士兵）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这位有着法西斯暴戾的女人被日本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其人性的泯灭让人震惊。
在“笔部队”中，有两位获得过日本最有影响的文学奖——“芥川龙之介文学奖”的知名作家，分别是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石川达三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是日本著名作家，1935年凭中篇小说《苍氓》获得了首届“芥川奖”。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军攻克陷落，12月29日32岁的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杂志“特派员”被派往中国，跟随日军第十六师团行动，先后到过石家庄、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在南京之战中，该师团士兵在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命令下大开杀戒，成为作恶多端、声名狼藉的凶残兽军，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就出自这个师团。石川达三于1938年1月抵达大屠杀刚结束、血痕未干的南京，采访了那些仍然沉浸在战争和屠杀兴奋中的日本士兵。“笔征”回国的石川达三根据自己的见闻和充实的材料，立即着手写作《活着的士兵》，忠实地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不仅揭露了日军在侵华战场上的残暴行径，而且进一步表现了侵华士兵的人性畸变。作品完成以后，被登载在1938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上。由于书中的有些描写与官方的禁令相抵牾，为躲避官方严格的出版检查，《活着的士兵》出版时排出了许多空白，有些地方还作了大量删节和修改，即便如此，仍因被认定“写了皇军士兵杀戮非战斗人员、掠夺、军纪涣散的内容，扰乱社会秩序”，而被禁止发行。1938年9月5日石川达三以“捏造事实，扰乱治安”、“违反报纸法”的罪名被起诉，法院判决对其监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笔祸事件”。官方以杀鸡骇猴的方式警告其他作家，在创作“战争文学”时必须遵照军部的要求去做，服从于对外侵略的“国策”。经人指点，不识时务的石川达三决定将功补过，积极赎罪。在判决十几天后，他就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不久即发表长篇作品《武汉作战——作为一部战史》。这一次他“戴罪立功”，不再坚持写“战场上的真实”，而是写日军怎样地“文明”，如何地优待俘虏，通篇都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肯定和歌颂。
“笔部队”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火野苇平，他以《士兵三部曲》获得了“朝日新闻文化奖”、“福冈日日新闻奖”，一举成为日本天皇最赏识的御用作家，是日本战时最臭名昭著的战争吹鼓手，战后被列为头号“文化战犯”。1937年火野苇平携笔应征，被编入第十八师团。身兼士兵与作家身份的他，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以及海南岛之战。当年已受军部操纵的“芥川文学奖”被授给了火野苇平的《粪尿谭》，1938年2月著名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奉命专程赶赴杭州，为他举行颁奖仪式。随后，火野苇平因创作有功被调往派遣军报道部，专门进行“思想战”和“宣传战”。他一手挥笔，一手操枪，炮制了一系列侵华文学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士兵三部曲》（包括《麦子与士兵》、《土地与士兵》、《花朵与士兵》）。在这部作品里，火野苇平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美化战争，宣扬“皇军的功德”，对中国军民则极尽丑化之能事。《士兵三部曲》当时发行上百万册，成为畅销书。因其笔征“居功至伟”，日本军部特意表彰他为“国民英雄”，一回到日本，马上就被当作凯旋的英雄拉到各地去演讲。他曾得意地写道“文学真是无与伦比的美丽武器”，而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美丽的武器”，以笔助战，以笔杀人的。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笔部队”的创作基本上都是配合日军的侵略计划，鼓吹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战争狂热，歪曲事实真相，误导普通民众，与“枪部队”文武两道，沆瀣一气。日本投降以后，经过东京大审判，一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狂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946年1月，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发布了追究战争责任的文件，其中特别规定被追究者包括“通过文笔、言论，积极鼓吹好战的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清算和追究却半途而废，最终不了了之。也正因如此，一些日本作家时至今日仍极力否认当年日军的残暴罪行，或者信口雌黄为侵略辩护。除了极个别有良知的作家，日本文化界其实并没有对那场战争的责任进行过真正的反省，更谈不上谢罪。从这一点上看，日本右翼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杀人竞赛，进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参拜靖国神社，公开为战犯招魂，甚至拍摄电影、进行文学创作，企图“反攻倒算”和“翻案”，这不得不让人深思：这与当年的“笔部队”有什么区别？这不就是“笔征”的复活和再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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