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禹康

　　

　　翻开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史册，不能不提到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经受“文革”十年冤屈和磨难的习仲勋，在1978年4月出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已是65岁高龄。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勃勃雄心，一走马上任就深入全省农村、厂矿、企业、海港、边境，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根据广东的情况，他第一个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的改革构想，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

　　光辉的革命足迹传奇的人生经历

　　习仲勋有着光辉的革命生涯和传奇的人生经历，他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当时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他评价之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决定调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到中央工作，习仲勋和邓小平、邓子恢、高岗、饶漱石5人当时一同被调进京。1952年9月，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的“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16字方针，在全国文化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的交口称赞。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总理的高度称赞。1965年他因长篇小说《刘志丹》受到牵连，被康生诬陷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而后被下放、关押十年，历经磨难……

　　心系民众深入调查勇于改革发展经济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他离开北京，正式到广东上任，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同年底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1979年12月，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广东省省长（任期至1981年2月），从1980年起又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以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转折时期。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城深圳，并到沙头角镇的“中英街”考察。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广东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去就不想回来，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他对当时的宝安县委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太多，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习仲勋针对当时的情况，坚定支持和鼓励宝安县的同志，他说：“能办的事就马上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和经济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对什么主义。香港是资本主义，但他们有些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学习”。

　　后来，习仲勋又有一次去深圳检查工作时，正好碰上大批农民外流，冲击了边防线。风波停息后，他感触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广东人到了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却不行？习仲勋认为关键是政策问题，为此曾几次亲自对海港码头、边境地区进行调查，为他认识和考虑解决广东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习仲勋感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中央应该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广东省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也与习仲勋有同样的想法。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在准备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中，就着重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广东机动处理问题的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引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他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授权广东决断处理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这些要求今天看来是很简单，但在当时已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重大构想，代表了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渴求。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后，习仲勋接着又出席了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一起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了即将调往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一回到广东，就召集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广东改革开放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议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解决好一部分遗留的问题。会议还对过去反右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等历史问题，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

　　这次会后，广东省委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他和王全国向正在广州视察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汇报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叶帅高兴地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改革大计呈献中央小平定名“经济特区”

　　1979年4月初，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思想理论工作。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问题。习仲勋先是在中南组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的话。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省里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他们的要求是在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他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听取各组汇报时，习仲勋再次讲到：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习仲勋这个大胆、直率的合理要求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得到了许多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的支持。

　　后来，习仲勋与省委副书记刘田夫（1983年3月起任广东省省长）等人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题汇报。邓小平很是赞赏，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可以拿到利润收入的50%，还有劳务收入、税收，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美国人问我，你们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我说，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八九千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习仲勋接着又向邓小平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当时一开始并没有叫特区，因为是在沿海搞来料加工，王全国最早提出来叫加工出口特区，后来广东省委在书面汇报中写成出口特区。邓小平在同习仲勋等人谈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习仲勋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省委、省政府，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在邓小平提出创办“特区”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立即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工作小组赴粤闽两地实地考察。谷牧按照中央的决定，在广东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一个《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报中央。从深圳回来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了粤闽两省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发展情况，最后提出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个名。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就叫特区嘛！”当天下午在中南海散步时，两人又相遇了。邓小平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出炉，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的“中发［1979］50号文件”。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省里可以自行审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3月，中央在北京专门召开广东、福建两省领导参加的会议，正式为“经济特区”定名。

　　改革航船破浪扬帆南粤大地捷报频传

　　对于中央根据广东省委所提要求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他多次在省委、省政府等有关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自己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特殊政策，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习仲勋从北京回到广州后，立即召集省委于1979年5月至6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郑重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穗的叶剑英也接见了广东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从这以后，习仲勋根据中央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带领广东人民创办经济特区，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

　　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出席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搞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批示给广东的同志增添了新的力量，广东省委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规划，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一起来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的工作，得到了中央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写道：“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引用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的上方宝剑（黑虎铜锤），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此后连续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专门研究和解决两省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到深圳视察。他对陪同的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及深圳的同志说：“试办经济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我的主张，究竟办得成功不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当听到创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答道：“是的，一年翻一番。”邓小平听后点了点头。从1月24日到26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国贸大厦、深圳渔民村、蛇口工业区，并于26日晚为深圳特区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回到中央工作，由任仲夷和梁灵光分别接替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之职。1981年3月，刘田夫正式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省长。同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仍然十分关注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在很多重大决策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和指导，为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