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天佐(1913-1987)江苏靖江人,原名刘健,字秀眉,又名季梅,笔名有贺依、紫光、史笃。其兄刘述周,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蒋天佐1930年就读于南京中学的时候,便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等职。他于1932年加入“左联”,后不幸被捕,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1935年出狱,到上海从事文艺著译工作。1938年恢复组织关系,任上海文化界总支部书记。1941年到苏北鲁艺任教兼总支委员。1943年在敌伪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时,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腿部,组织上便安排他回上海疗伤,并且从事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秘密工作。抗战胜利以后,蒋天佐在上海秘密从事统战工作,与郑振铎、徐伯昕等创办《民主》周刊。全国解放以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等。其作品主要有《低眉集》、《海沫文谈偶集》、《蒋天佐文集》,译作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尔》、《荒野的呼唤》、《雪虎》等。
蒋天佐患有肺心病,常年卧病床榻,需要不断吸氧。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周扬曾经说过:“一定要让蒋天佐同志来京开会,就是用担架也要把他抬来。”蒋天佐后来果然如期到来,住在他哥哥刘述周的家中,虽然未能亲自参加会议,但他通过来访的同志和会议简报,不断了解大会的进展情况,及时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想法,这种以党的文艺工作为重的胸襟,充分显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也证明了他在文艺界的影响。
蒋天佐在文艺理论上颇有建树,他曾在陈望道主编的《新中国文艺丛刊》上发表过长篇论文《什么叫抗战文艺》,在阴霾漫天的孤岛上海出版过单印本,并且再版多次。他在苏北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文学系任教期间,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参考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记忆和过去积累的学识,编写教案,并根据自己拟就的大纲,形成完整的讲稿,通过帮助学生修改、分析、指点、交流,最终形成了《文艺理论与写作》的小册子,广泛流传。此书不仅培养了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影响所及还流传到苏南、苏北各个根据地的各个部门,大家爱不释手,纷纷动手抄写,可见这部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939年1月,由许广平、巴人等集股筹办的《鲁迅风》创刊,金性尧任主编。4月间,我父亲周楞伽用苗埒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从“无关抗战的文字”说起》的杂文,内中有几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巴人。如:“但我对于巴人先生的意见,也有一点要补充,希望于‘抗战八股之外,能够注意到更深入和提高。”“不能以‘抗战八股为己足,而不思超越。”“巴人先生在尚未能确切断定自己的文章必能下乡之前,实未可以老百姓还需要为辞,不思把握工作的对象,去加以深入与提高。”
当时已经有人在指摘巴人的文章是“抗战八股”,而且在我父亲之前,已经发生了三场笔战。但巴人坚持认为提出“抗战八股”的人是别有用心,妄图把抗战文艺贬低为八股,借以取消抗战,打击进步的文艺界。
于是,巴人在楼适夷主编的《文艺阵地》三卷一期上,发表了《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的长篇巨论,锋芒所向,斗争的对象主要就是周楞伽和徐,因为徐(讠于)曾经攻击巴人是“夸张自己的文章等于夸张精虫的数量一样”,“街头葫芦里都没有药,流行文章里争的都是私事”。于是在当时的文艺界,展开了一场规模颇大的争论。
蒋天佐当时是站在巴人一边的,他在17期的《鲁迅风》上发表了长文《为了真理》,详细答复和批判了我父亲用苗埒笔名撰写的《论上海最近文化工作中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其中主要的论点是:一、周楞伽把文化战斗的任务从抗战建国,转移到空洞的服务全人类上来,掩饰了民族生死关头的流血斗争。二、现阶段的任务是“文化服务于抗战建国”,可是苗埒却提出了“文化服务于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抗战建国”,这种论调,与汪逆同流合污,意思是攻击共产党趁机革命、赤化中国。三、苗埒混淆了抗战和建国的原则和方向,是托派的论调。四、苗埒替一切个人主义者辩论,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个人主义自有存在的基础,应该让它逍遥自在,这是机械论的观点。五、苗埒不仅反对反个人主义,还主张争取托派,无异于与虎谋皮。
针对蒋天佐的指责和批评,我父亲在自办自编的《东南风》杂志上,发表了《论抗战与真理答蒋天佐》的文章,批评上海文艺界领导随意指责别人是托派、个人主义者、第三种人的错误倾向,这无助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另外阐述了自己对于抗战和建国两者关系的认识。接着巴人又发表了《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再加以反驳,而徐(讠于)在《东南风》上撰文,呼吁扫除宗派成见,停止造谣诬蔑,纠正排斥别人,容纳多数意见。双方参与者越来越多,用词也更加尖刻。
后来通过诗人蒋锡金的调停,双方终于偃旗息鼓,停止了笔战。蒋天佐生前曾经回顾了这场争论说:“这个争论结束得比较快,形式上也没有结论,不过我觉得这在当时来说是有益的,而且涉及的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在蒋天佐与我父亲都已经作古,这场笔战的重要性恐怕要等文学史家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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