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苏灵扬，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对她比较陌生，但若说到她的丈夫、曾任过中宣部部长的周扬，知道的人就多了。苏灵扬与周扬，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一对革命战友。
1914年春天，苏灵扬生于常熟石梅附近的一个贫寒之家。由于父亲早逝，全家的生活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苏灵扬很小就跟母亲学绣花，学到了好的手艺。在石梅小学，她学习勤奋，成绩优良。一次，由于饥饿和中暑，她在课堂上晕倒了，是校长把她抱回家去的，她始终记着这艰辛的一幕。在家乡读小学和初中时，全凭优异的成绩和优良的操行免掉学费。少年时代她就表现出了坚毅不凡的自立能力。
沪上求学
苏灵扬16岁那年，辞别了母亲，进入上海松江女中读书，又以出色的成绩减免了学费。在勤奋的学习之余，她凭着少年时代跟母亲学到的一手绣花绝活，为有钱人家的小姐绣嫁衣，挣一点钱补贴生活。就这样，她边读边绣，迎着生活的风雨，读完了高中。1932年，她怀着教育救国的志向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教育系。其时，左联已经成立。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力量的影响下，她很快参加了秘密工作，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并在翌年担任了左联宣传部干事，从此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参与左联工作，她认识了其中的重要成员周起应（即周扬）。在秘密工作中，两人产生了感情，大学毕业后，结为夫妇。那时的上海，蒋介石正在加紧对革命文化的围剿，白色恐怖严重。为避开敌人的追捕，她与周扬经常要搬家，有时不得不住到楼梯下面堆放杂物的地方。两人又没有固定的工作，因此经济拮据，生活困难，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不得不向人借钱，有时不得不熬夜突击翻译点稿子，挣一点稿费，以此来维持生计。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有时需装扮成富家太太的样子，还要像演戏一样进入角色，这对一向朴实无华的苏灵扬来说，实在不容易。一次，在沪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在一个电车站邂逅了这对夫妇，对他们的困难有所了解，于是倾囊相助，数目虽不大，但她和周扬却一直心怀感激之情，多次向家人和同志讲述过，没齿不忘。
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时，需要20块钱的住院费。为此，周扬跑了好几家均未如愿，最后在郑振铎那里才借到了。建国后，一次看戏碰到郑振铎，周扬开玩笑地对他说：“密密（即女儿周密）欠你20块大洋，还没有还呢！”
延安入党
1937年春天，苏灵扬怀着对延安的向往之情，随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奔赴延安。开始，一家住在安塞，周扬任边区教育厅长，苏灵扬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食宿在延安，很少回家。由于她学习勤奋和表现出色，于1938年入党。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苏灵扬大显身手，她领来羊毛，自己纺线并染色，然后编织毛衣，一天多就能织成一件开胸大毛衣，速度可谓惊人。种菜，她亦为能手。她家大院前有一块空地，种满了南瓜、西红柿，而且长得非常好，不少人甚至是当地老百姓都来向她取经。由于苏灵扬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被大家评为劳动模范和模范党员。
在鲁艺担任女生指导员后，苏灵扬在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学习了一些医药和日常护理等方面的知识，颇有心得。1940年秋天冼星海夫人钱韵玲临产时很痛苦，躺在炕上大声呻吟，苏灵扬以麻利的手脚使她顺利地产下一女，她就是还健在的冼妮娜。作家严文井的夫人生了孩子没有奶，而苏灵扬的儿子还在哺乳期，于是她二话没说，又给严的孩子喂奶。她工作细致，关心同志。1977年，女儿周密到杭州出差，苏灵扬特嘱女儿去看望钱韵玲和冼妮娜母女，带去了同志和战友的祝福和问候，情意甚殷。几十年来，一些与她共过事的人，说起苏灵扬对别人的关爱，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爱子遇难
抗战胜利后，苏灵扬离开延安，奔赴华北地区，在塞北重镇张家口安了家。由于工作的需要，她被分到了《晋察冀日报》社当编辑。因人手不够，所以工作相当繁忙，常忙到深夜才能回家。那里还有不少土匪，一到夜间就往往冷枪四起，她几乎天天冒着生命危险摸黑回家。
1946年夏，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张家口的前夕，苏灵扬一家随机关撤退，在途中，他们一家乘坐的马车不慎从山路上翻了下去，还不到6岁的儿子不幸被沉重的文件箱砸死，她和女儿受了伤。夫妻俩悲痛欲绝。因为有了这一段痛苦的经历，所以她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建国后她在北师大女附中当校长时，学校里有一批军烈属和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她特别关注这些学生的周末和假日的安排，有时请她们到自己家里来。当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也在这所学校。为了这些领导干部子女的安全，每当周末，她就安排一位同志目送她们进了中南海才放心。哪知“文革”中竟有人以此诬陷她监视江青的女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文革”蒙冤
苏灵扬在大学里学的是教育专业，因为她热爱教育工作，所以进城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教育部门工作。在担任师大女附中校长期间，北京市要调她到市教育局工作，可她没有去。她热爱学校工作和她的学生，堪称桃李满天下。有人翻阅了师大女附中的校友通讯录，对1952－1957届毕业生作了个小统计，发现大部分都是处级以上干部和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有些还是女将军和女部长。
上世纪50年代末，苏灵扬先后到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担任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一次，她在讲课时忽然昏倒了，到医院一检查，是胃出血。由于长期劳累，胃出血多次发生，最后动了大手术，切除了大半只胃，元气大伤。由于健康的原因，她离开了基层。自1962年起，她到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主管电影工作。
1966年1月，周扬因肺癌开了刀，在天津养病，苏灵扬前往照料。“文革”开始后，周扬被安置在天津郊区一个保密的地方养病。造反派把苏灵扬从天津的住所押回北京，送到中央音乐学院接受批斗。疯狂的红卫兵用铁丝拴了很重的石头挂到她的脖子上，并用大棒打，皮靴踢，再加上皮鞭抽，欲置之于死地，令人惨不忍睹。他们为什么要用如此灭绝人性的手段对待她？原来是要逼她说出周扬在哪里，她的子女又在哪里。苏灵扬宁死不吐一字。她拿定了主意：天坍下来由我一个人来顶！在音院，她度过三天三夜可怕的时光，脸上、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脖子上被铁丝勒出了深深的血印，人肿胀得完全变了形。她身体本来就不好，再这样折腾下去性命难保。中宣部新部长陶铸以本部要批斗为由，将她要了回来。过了几天，又把她送回天津。天津市委当即请医生给她治疗。过了些时候，伤好了一些后，又让她继续陪周扬养病。
1966年12月1日，周扬被揪回北京，关进了卫戍区，苏灵扬也被抓去受审。关押一年多后，她被下放到了宁夏贺兰山下的五七干校劳动，但不能与人接触。直到1972年秋天，苏灵扬才回到北京治病。一天，“周扬专案组”把周扬的几件日用品送到苏灵扬处，她虽感到情况不妙，但没有问什么，也没有掉眼泪，只是深沉地对女儿周密说：“不管她们最后给我什么结论，我仍然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我问心无愧，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情。你爸爸可能永远出不来了，你不要背包袱，要走自己的路！”并从每月30元的生活费中拿出2元钱作为党费，虽没有地方可交，但她也要留出来。
不久，专案组竟荒唐地给她下了“叛徒”的结论，并要她签字。她冷静地瞥了他们一眼，不无讥讽地说：“当叛徒也得有条件么，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她的话使秉承“四人帮”旨意专搞诬陷的专案组人员面面相觑，无言以答。稍后，她虽摆脱了管制，但仍遭受歧视和折磨。
1975年夏，周扬终于被放出来了，他一回到家就流着泪对苏灵扬连连说：“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连累吃苦了。”苏灵扬却很平静，反过来安慰他：“10年了，家里一个人也没少，还添了好几口人。”老俩口劫后重逢，夫妇感情和战友情谊都经受了一番生死考验。
夕阳余辉
粉碎“四人帮”不久，苏灵扬就去教育部上班了。在王震将军的建议下，教育部成立了巡视组，由文革前的几位资深的老校长组成，苏灵扬是这个组的负责人。这些有着丰富经验的女校长们，天天深入实际，四处调查，为振兴和发展青少年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苏灵扬，深知教育这块阵地，在十年浩劫中是个重灾区，一片荒芜，所以对巡视调查更是重视。她们去过许多基层的中小学，在深入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以教育家的高瞻远瞩，建议首先办好三件事：第一件是提倡美育，第二件是建立少年科技活动站，第三件是民办教师的转正和待遇问题。为此，她打了不少报告，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受到了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首肯和赞扬。她深入基层，参与教学改革，还被推选为“全国中学语文教学学会”的副会长。她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教育和教学方面的文章，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对教改起到了推动作用。
1989年9月30日，在周扬去世三个月后，苏灵扬也去世了。
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对苏灵扬作过这样的评价：“她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从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在那急风暴雨般的骂声中，周先生能度过草昧时节，我从其背后看到了这位苗条的夫人的支持。”
苏灵扬确实是一位坚毅不凡的女性！
最新评论